第五节 贫困定义与测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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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研究中对于贫困的定义经历了从温饱到基本需要、发展、知识、多维的转变，但是官方贫困标准所依据的一直是以温饱为内核的绝对贫困定义。对拓展性贫困定义的研究推动了反贫困战略研究。对贫困标准的研究和评价推动了贫困标准的提高，最新的贫困标准虽然仍属于绝对贫困范畴，但是它的内涵已经具备发展贫困的特征。研究发现，实际的扶贫标准在官方贫困标准基础上附加“两不愁、三保障”福利，已经接近世界银行的高贫困标准。
一 贫困定义研究演进
改革启动后，对贫困问题的讨论和分析也随之出现，主要受两类因素影响，一是扶贫和制定贫困标准的需要，二是国际贫困理论的演进。中国较长时间里没有明确的贫困定义，大体上将未解决温饱问题视为贫困，将温饱条件对应的消费水平界定为贫困标准，这是一种基本需要型的贫困界定。例如，1984年湖南某调查中的贫困户是指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简单再生产难以维持。[126]中国对贫困定义的研究大体上可区分为两个阶段和两种类型，一是20世纪90年代围绕温饱问题所进行的贫困界定，二是2000年以后所开展的拓展研究。
（一）基于温饱的贫困定义研究
基本需要型贫困定义，对应着基本需要理论，是最直观的贫困定义。中国的基本需要型贫困定义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围绕温饱概念展开。其主要目的，一是用于贫困状况评估，二是用于推论反贫困战略。1985年，国家统计局首次对贫困线进行测定时，其所依据的贫困定义是指物质生活困难，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包括供应基本热量的食品需求和其他基本生活需要。[127]周彬彬在1991年提出，绝对贫困的首要内涵是生存基本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其中最重要的是食品消费能否维持健康生理和日常活动的需要。[128]同期另一项对贫困线的研究也采取类似的绝对贫困定义，这与前面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贫困调研中所使用的界定几乎一致。[129]该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绝对贫困之下进一步划分出生存贫困，指特困或极端贫困，进而测算特困线。而一般的研究都将绝对贫困等同于极端贫困。
（二）拓展性贫困定义研究
国际上的贫困定义，大体上有基本需要、社会排斥、能力贫困、权利剥夺等视角。[130]国内关于贫困定义的研究，对每类定义都有借鉴和阐发。从发展脉络看，国内学术研究对贫困定义呈现出从基本需要型贫困到发展贫困再到福祉缺失性贫困的演变，后一类型都是对前一类型的拓展。对基本需要型贫困的研究受到了世界银行有关研究的深刻影响，对发展贫困及福祉缺失性贫困的研究受到了阿玛蒂亚·森的能力剥夺理论及其衍生的多维贫困理论的影响。拓展性贫困定义代表了中国贫困研究的国际接轨和进步。
1.知识贫困
知识贫困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简称UNDP）人类贫困概念，对其中的知识缺乏维度和指标进行拓展，衡量的不仅仅是教育水平低下的程度，还包括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的匮乏或途径的缺乏。这里的知识是广义的，包括科学与技术、教育与培训、信息与网络。[131]知识贫困并没有超出能力贫困、多维贫困的范畴，但是对反贫困战略调整的指向性更强，就是要更加重视知识发展战略和消除知识贫困。
2.发展贫困
《在发展中消除贫困：中国发展报告2007》提出发展贫困概念，对比于生存型贫困，借鉴于能力贫困。发展贫困是指贫困人口缺少自身发展和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如缺少受教育机会和必要的医疗条件。[132]提出发展贫困的目的，一方面是建立新的贫困标准，另一方面是推动扶贫战略调整。《中国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提出了“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体现了发展贫困的思想。发展贫困标准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是在“两不愁、三保障”扶贫标准中得到体现。发展贫困既强调贫困人口自身能力的发展，也强调外部发展条件的建立，实际上比能力贫困更具社会性和综合性。
3.多维贫困
阿玛蒂亚·森的理论认为，贫困是基本能力的剥夺。中国学者对此加以阐释，认为森的能力贫困理论融入了亚当·斯密的基本需要贫困理论，能力不足是根源，福祉缺失是最终表现，而福祉包含多个维度。[133]与发展贫困更多地指向外部行动相比，能力贫困更多地指向对贫困人口的福祉关注和多维贫困测量，国内已有众多利用住户调查数据、抽样调查数据开展的多维贫困测量评价。[134]到目前为止，多维贫困指数都采取MPI模式，对选取的每个福祉维度指标选取临界指标，低于该指标的为贫困，然后计算贫困维度的数量和比例，因此其结果体现的是发生贫困的维度占总维度的比例。[135]
二 贫困标准研究
（一）国内比较研究
关于贫困标准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标准内涵及其合理性，二是标准的比较。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三个以个人收入和消费为基础的贫困标准，尽管实际标准不断提高，内涵不断扩大，但是它们所对应的贫困定义都是基于温饱的绝对贫困。基于它们的内涵，“1978年标准”只能称为生存标准，[136]“2008年标准”可以称为基本温饱标准，“2010年标准”可以称为稳定温饱标准。[137]“2010年标准”与“两不愁、三保障”的扶贫标准内涵一致，被认为是跨入小康的“门槛”。[138]一些实证研究支持了中国早期贫困标准偏低的判断。1991年，汪三贵通过分析全国和主要贫困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的资料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合理的绝对贫困线应比当时的150元官方标准高50元至110元。[139]2007年，汪三贵又指出，延续使用20多年的“1984年贫困标准”过低，原因在于马丁法低估了贫困人口的非食物消费支出。[140]2011年年初，媒体的关注也使得学者关于贫困标准过低的判断得以表达出来。[141]《在发展中消除贫困：中国发展报告2007》测算了发展贫困线，2005年为1147元，分别比“1978年标准”和“2008年标准”高67.9%和21.5%，但是比“2010年标准”低34.2%。[142]这意味着，发展贫困线的测算仍然是保守的，“2010年标准”已经具备了发展贫困的特征。
（二）国际比较研究
国际比较的对象通常是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世界银行贫困标准历经调整，已经从1美元“调高”到1.9美元。1美元标准对应的是1985年购买力平价指数（PPP）,1.9美元标准对应的是2011年购买力平价指数，其所包含的消费内涵不变。[143]中国在采用“2008年标准”以前，一直使用“1978年标准”。由于两个标准悬殊，所以估算的贫困人口规模也相差巨大。例如，1990年的贫困人口数，根据中国标准是8500万人，而依据世界银行标准是6.9亿人。当中国的“2008年标准”出台后，计算发现，中国标准已经很接近世界银行的“每天1美元”标准。[144]中国的“2010年标准”，已经高于世界银行标准，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银行标准为1.25美元，中国标准为1.6美元；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贫困标准在70多个有数据的国家中处于中下名次。[145]如果加入“两不愁、三保障”扶贫措施的福利含量，那么，按照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扶贫标准已达约3美元，远高于世界银行标准的1.9美元，接近于其3.1美元的高贫困标准。[146]
（三）多重贫困标准研究
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包括高标准和低标准，国际比较研究也常常同时使用多个贫困标准。[147]中国的官方贫困标准一般只有1个，只是在2000—2008年还存在一个“低收入标准”，这个标准在2008年被转换为新的贫困标准。中国曾有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过一套多层次贫困线，包括对应于生存型贫困的特困线、对应于度日型贫困的温饱线以及对应于温饱生活的发展线（脱贫线）。这里比较有意思的是提出了一条高于贫困线的脱贫线，有一定的发展能力才意味着脱贫，测算结果是比贫困线高70%左右，这时家庭可以有一定的积蓄用于生产投资。[148]唐平的同期研究提出了类似观点，即实际的脱贫标准应比贫困线高50%。[149]但是，官方贫困标准只是在统计上有意义，所以贫困线也就是脱贫线。
三 贫困测量研究
（一）测量方法研究
贫困测量方法有很多种，有研究认为有数十种，常用的有七八种，其中最常用的是马丁法和恩格尔系数法。这两种方法原理是相似的，前提都是测算基本食品消费量和支出额，但是马丁法利用农户数据测算出恩格尔系数，而恩格尔系数法直接规定一个恩格尔系数。[150]马丁法具有实证优势，但是比较而且容易导致贫困标准被低估。[151]据介绍，中国制定官方贫困标准时，曾在1995年和1998年采用马丁法，其他情况下还是采用恩格尔系数法，一般定为60%。[152]贫困测量的指标，除了表示贫困规模的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数外，还有表示贫困严重程度的贫困深度或缺口指标，FGT指数就是这样一个可分解、可加权的贫困程度指数。国外相关的测量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成熟，90年代在中国便有较多研究。[153]分析贫困深度、贫困缺口等指标，可以发现一段时间里贫困发生率下降但是贫困程度加深，表明贫困人口内部不平等程度的加深。但是后来对贫困人口内部贫困程度的关注是不足的。根据王萍萍等的总结，由于测量方法、指标、数据的不同，一段时间内中国出现了大量不同的贫困估计结果，国内数据与世界银行数据也差别很大。[154]
（二）收入贫困与消费贫困的比较以及贫困的营养摄入量研究
绝对贫困测量可以使用收入指标或消费指标，一般在制定标准时使用消费指标，在外部评价时使用收入指标变量，原因是消费更能代表福利水平，但是收入更为直观和可获得。岳希明和李实对此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收入贫困和消费贫困偏差很大，主要原因在于家庭支出存在的结构性周期规律，总的来说还是消费贫困更合理一些。[155]不过也有分析认为，消费贫困也存在偏差，从而国家统计局的贫困标准一度采用了双指标法，将消费低于贫困线但是收入在贫困线1.5倍以内、收入低于贫困线但是消费在贫困线1.5倍以内的人口都纳入贫困人口。[156]
无论收入贫困或消费贫困，其基本依据都是最低营养摄入量的测算。中国最早的温饱标准中，所谓的“吃饱”是指维持基本热量需要的食品消费，折合为2100大卡热量。[157]贫困人口最低热量摄入数据来源于中国营养学会专家的测算，人均每日摄入热量的正常值为2400大卡，最低值为2000大卡。2100大卡是一个比较低的取值，[158]但是一直沿用至最新的贫困标准中。早期对贫困标准的营养标准的分析曾经采取均衡营养的观点，除了热量总量要求，还有根据各类食物的热量转化比例测算的食品结构，即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都要有一定的数量。[159]但是，后来的贫困标准研究不再细分食品类型。2010年之前国家贫困标准的测定，只是依据贫困居民一揽子食物消费测算总热量，并不关心其结构。“2010年标准”在2100大卡基础上附加了每天摄入50克蛋白质的条件，这就是所谓从“吃饱”到“适当吃好”。[160]
（三）贫困测量中非基本食品支出研究
对于贫困标准中基本食物消费之外的其他消费支出构成有很多的争议，无论是采用马丁法，还是恩格尔系数法均是如此。国家统计局测算，2014年，现行贫困标准所使用的食物消费比例为60%，但是贫困人口实际测算比例为53.5%。建房、教育、医疗等支出对一部分家庭相当巨大，有可能导致贫困家庭负债，或者减少了基本消费。烟酒消费、在外就餐和住户间“人情往来”转移支付在很多地方都是必要支出，但是都没有纳入贫困标准公式内。[161]汪三贵指出，根本性问题在于，几乎所有的贫困线都回避直接确定非食品支出的具体支出项目以及各个项目的比例，取而代之的是使用恩格尔系数，但是这个比例是很难精确的。国家统计局在1990年曾设立课题，对非食品必需品构成进行探索，但是这显然只是个别事例。[162]
（四）多维贫困测量分析
随着多维贫困测量A-F方法在2007年的提出以及2009年由王小林将其引入国内，关于多维贫困的研究文献逐年快速增加。[163]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都是类似的，就是借鉴MPI指数构建贫困的维度并根据中国实际选择相应的指标，借鉴A-F方法对指标的阈值进行设置和测算。这些研究的区别主要在于：数据选择，主要是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CNHS）或贫困监测数据，目前还没有见过使用建档立卡数据；指标选择及阈值设置多少有区别；时间维度不同，有的使用了多期动态数据。[164]还有研究将时间因素纳入指数内，测算长期多维贫困指数。[165]多维贫困测量研究进展与中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和进展是基本保持了一致，但是其成果的意义目前还比较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