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空间规律初探和对服务业地位的再认识（198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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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月，以中央层面发布的第一个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发〔1992〕5号）为标志，服务业开启了社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而在此前的1988年，国家体改委就已在南京、沈阳、武汉、黄石四个城市部署“服务社会化试点”，建立城市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成为这一时期城市服务业的主要任务。一些局部的调查研究指出，我国城市第三产业存在着相当数量归部门、单位所有的面向“小社会”的“附属型”第三产业[40]。服务社会化以服务手段的专业性、服务对象的广泛性、服务内容的系统性和服务价值的有偿性为手段，从完善城市社区服务入手，致力于打破小而全、小而杂的自我服务体系[41]。1992年10月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42]，故此，第三产业发展与城市现代化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这一时期的最大亮点在于，许多地理学家参与到服务业空间规律的讨论中来。从国际上看，服务业地理空间分布规律长久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也正是地理学家的介入带动了其他学科学者对此领域的探索。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交通、商业、文化、旅游等分行业区位研究在国际上日渐成熟，但局限于单一行业内的研究理论体系分散、内部联系很弱，阻碍了对整体服务业空间规律的认知。以建立服务业地理学科为抓手，从整体上系统探讨服务业的空间发展规律，必要且非常重要[43]。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国内一些地理学家从经济区位论角度出发，在分析发达国家大城市服务业布局特征的基础上，研究了不同类型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和演变趋势，并试图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
一 关于服务业的区位特征及其理论基础的讨论
张文忠（1999）认为，服务业区位选择的理论基础包括中心地理论、地租理论、集聚理论以及公平性与效率性兼顾原则[44]。阎小培、许学强（1999）指出，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是服务型经济成长为现代社会经济主流的实质所在。随着服务业基本经济活动的成长和基本经济部门的出现，服务业的空间区位也相应发生了变化[45]。一方面非基本服务活动区位仍满足中心地理论，即服务流在服务中心等级中由高级别中心逐级指向低级别中心；而基本服务活动的空间区位则呈现多样化，还表现为低级别中心指向高级别中心或同级别中心之间的流动。第三产业劳动力及单位密度随离城市距离增大而迅速递减，第三产业向中心城区边缘区扩散受产业布局政策调整和城市不同区域功能分化和职能转移的共同推动[46]。随着第三产业成为中心城市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地价峰值也在市中心出现，显示市场机制在城市土地利用中开始起到主导作用；但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中心城市空间格局受市场经济和政府管制双重制约更为明显[47]。
二 对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第三产业作用认识的深化
城市功能的发挥和产业结构演进是一个相互关联不断递进的过程[48]。在分析工业化中前期中国国情特征和历史任务的基础上，初玉岗（2003）对一些地方提出的“突破性发展第三产业”“两通起飞[49]”等思想进行了商榷，指出对一个大国来说，绝不应该让第三产业发展阻碍工业化目标的实现[50]；还有一些学者指出，没有工业化，不可能有后工业化，认为现代经济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第三产业应占有60%以上比重，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51]；就全国城市总体而言，要以第二产业为主导[52]。而以李江帆（2001）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要区分国家现代化与城市现代化，城市现代化要求第三产业的比重理应高于国家现代化标准20%—30%[53]。他进一步指出，认为城市第三产业发展是由第二产业带动的观点，并不符合我国大城市的实际情况[54]。根据对1995年广州投入产出表的分析，第三产业的需求主要来自居民生活消费，而来自生产消费的需求占44.08%，其中只有19.99%来自第二产业[55]。如果按照“外向”和“内向”功能把城市全部经济活动分成基本和非基本活动两大部分，为外部区域服务的基本经济活动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56]。
三 区域和城市内部服务业空间格局
这个时期的一些研究，特别是城市个例研究，主要是围绕区域和城市内部服务业空间格局展开的。区域产业布局方面，田光进、贾淑英（2004）比较了不同城市规模和地域城市的职能差异，发现科教文卫等服务业随城市规模的增大而增大；东部城市工业职能较强，而西部城市行政、科教等服务业就业比重较高[57]。随着对第三产业认识的深化及跨地域经济协作区的形成，城市规划应从城市走向区域，打造以各级经济区为基础、城乡结合、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的城镇体系；对大城市也应从限制走向引导[58]。在城市内部服务业空间布局方面，石良平、金保华（1991）指出，90年代上海的城市布局应是在中心城区形成贸易、金融为主体的金融贸易圈；加工业和高效农业圈分布在中心城外、外环线内；外环线向郊县辐射，形成几个各具特点的工业聚集中心[59]。基于对北京城市功能的分析，赵京心（1996）认为，首都经济的特点应表现在空间结构而非工业的产值结构上，即首都核心区是首都功能的集中体现，且随国家发展逐步向周边渗透[60]；工业企业应在远郊城镇得到发展。根据土地租值理论的空间变化规律，城市空间再造要与产业结构变化相一致[61]；服务业发展引致城市用地结构和空间结构的重大变化，加快旧城改造、建设大城市都心区理应成为我国中心城市的重要任务[62]。还有一些研究关注到了服务业在城市都心区集中的趋势，但对个例的测算显示，这种集中远远没有达到国外的程度[63]。宁越敏（2000）发现，与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办公机构都未能高度集中于上海传统CBD或正在建设的新CBD地区，故而应强化政府对办公楼市场的管理功能[64]。
四 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发展关系的讨论
对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发展关系的讨论也是这个时期的研究热点。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第三产业与城市化都得到空前的发展；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化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产业结构升级必然伴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滞后也会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影响[65]。城市化进程对第三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罗国勋、罗玥（1999）的研究发现，浙江省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建制镇的增加高度相关[66]；人口城市化的推进将有效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67]。从当时的情况看，为数不少的文献均指出，滞后的城市化水平限制了第三产业的成长空间[68]；第三产业比例与人口密集度密切相关，限制大城市的政策使得中国城市规模偏小，从而制约了就业弹性高的第三产业的发展[69]。然而，一些文献对于“城市化滞后”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并未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同非农产业就业相关性强，中国的问题在于非农产业比重偏低而不是城市化的偏差[70]。故此，应该把发展第三产业作为新一轮城市化加速的动力，实现城市化与第三产业之间的良性互促关系[71]。
此外，这个时期还有一些研究关注到了国外服务业集聚的发展，比如丁健（1994）对国际大都市CBD的功能特征、增长机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回顾，但研究深度尚停留在经验介绍层次[72]。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对服务业的空间效应进行了探讨，如黄胜利、朱缨（2001）认为，在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的推动下，城市的地域空间扩展和结构将得到优化，相应引起城市产业和人口的再分布[73]；但由于研究手段的缺失，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限于学理讨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