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空间规律的认识深化与研究视角的多维化（2006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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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经过将近25年的努力，服务业在国家和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以正名，服务业进入全面加速发展时期。以2007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和2008年《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国发〔2008〕11号）为标志，国家开始为服务业在体制机制上松绑，发展服务业被视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2011年，服务业成为我国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部门；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超越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行业；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了50%。科学调整服务业布局，是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核心环节。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文献将空间分析融入了对服务业发展规律的观察之中；而除了政府层面重视之外，分析技术的发展客观上也为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助力。在理论上，多学科交叉融合与理论创新，为更好地认识服务业空间规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加之更精细数据可获得性显著提高、基于信息科学的研究技术和空间计量等方法的发展，使得更加准确地进行定量和定性、动态和静态的多层面分析成为可能。由此，这个时期研究中数量方法的应用明显增多，研究深度显著提升，各研究领域分支、交叉、融合不断进行，学界对服务业空间规律也逐渐形成了更加立体化的认识。此外，随着研究视角的多维化扩展，制度、政府政策、地理空间、社会文化等因素也作为重要影响因素纳入模型。多学科、多视角加上多元方法的运用，使得这一阶段的服务业空间规律研究呈现出丰富且生动的图景。
一 关于服务业空间过程的认识
关于服务业空间过程的认识最初的研究认为，服务具有的无形性、非贸易性特征，使之很难从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分离，服务业的空间布局是通过整个经济活动特别是制造业的空间模式表现出来的；因而在发展初期，研究普遍认为我国的服务业比工业更加分散。2006年之后的许多文献注意到，全球化分工和服务外包的出现，使得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成为大都市的重要空间组织形式；服务业不仅比制造业具有更高的空间集聚度，且对重塑城市内部空间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区域空间格局看，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高的集聚程度与较强的集聚趋势，在空间上呈现出从东北、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态势[74]；从空间形态看，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呈现点状集中的模式，且东部沿海集聚度最强，其中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呈现首位城市集聚模式，科研技术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呈现位序规模分布的模式，金融业则属于均衡分布的模式[75]；社会型服务业、个人型服务业和分配型服务业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扩散态势[76]。对服务业空间格局的研究应重视空间和行业尺度的选择，服务业在更细的行业尺度、更小的空间尺度上不但更加集中，且趋于集中的态势也更加明显[77]。从城市内部看，全球信息化促进了国际城市空间极化，高收入群体、生产性服务业及高附加值产业不断排挤低附加值产业与低收入群体占据中心城区空间位置，是一种更高形式的空间集聚[78]。陈秀山、邵晖（2007）运用GIS技术的分析表明，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迅速集聚[79]；2004—2008年间，第三产业就业密度呈现持续向城市中心区高度集聚的状态，同期制造业的就业密度则显示了显著的郊区化特征[80]。传统商务办公产业空间分布的集聚特征非常显著，并沿空间发展轴同核心区共同形成一个带状集聚；在传统中心区饱和后，会逐渐向外围跃迁并再次形成新的集聚中心[81]。而对广州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也表明，其空间分布呈现高度集中于CBD且沿交通主干线向外扩散的趋势，政府规划在服务业集聚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82]。从职住平衡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就业人口还是居住人口，第三产业集聚度均显著高于第二产业[83]。当然一些研究也注意到，金融危机后以FIRE和金融集聚为核心的世界城市发展模式也出现了难以为继的现象，需要从全球价值链角度重新反思世界城市成长的服务业基础[84]。
二 关于集聚的影响因素和产业协同的定位
这一阶段，在对服务业集聚进行定量描述的基础上，不少经济学家加入进来，结合对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依存现象的观察，深入探讨了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服务业同制造业共聚的关键因素，还有一些研究注意到了我国政府在服务业集聚形成中发挥的独特作用。陈建军等（2009）将新古典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理论相结合，证实了知识密集度、信息技术水平、城市和政府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影响；但同制造业集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受地理因素和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影响均较弱[85]。“我国服务业工资差异研究”课题组（2011）的研究表明，代表地区市场容量及市场接近程度的市场潜能因素，对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86]；开放程度和城市化水平则会对服务业集聚产生负向影响[87]。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多样化实现，且服务业存在空间正相关[88]。在借鉴EG指数的基础上，李文秀、谭力文（2008）的研究发现，服务业的特性决定了评价其集聚应采用区域集聚和行业集聚的二维模型[89]。基于服务业中间产品的特性，还有一些文献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空间关系进行了探讨，如陈建军、陈菁菁（2011）根据二者的垂直关联，验证了生产性服务业区位与制造业区位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90]；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集聚的效应，主要是通过改变贸易成本施加的[91]；交易成本超过一定阈值后，二三产业共同集聚将呈现分离趋势[92]。
三 服务业空间趋势与空间效应
这阶段主要是用更精细化的数据和更科学严谨的方法，对不同区域和城市服务化转型的空间形态及其空间效应进行细致考察。于涛方等（2008）指出，“核心—边缘”理论可以解释东部沿海地区区域空间重构的现象，金融保险业在空间上的圈层结构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93]。基于2005年北京1%人口调查数据与“五普”就业数据的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随着北京去工业化态势加速，城市功能格局呈现同心圆的圈层结构[94]。服务业空间布局呈现出明显的距离衰减特征，距离市中心越远则服务业就业密度越低[95]；首都功能的中心性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北京“摊大饼”式蔓延的重要驱动力[96]。还有一些研究对服务业发展的空间趋势进行了预测，比如豆建民、张可（2015）运用重心模型、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对我国区域服务经济中心演变趋势的研究表明，2013—2031年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心将向东部移动超过100公里，未来第三产业将继续向东南沿海地区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集聚[97]。在服务业的空间效应方面，研究显示，服务业集聚特别是消费性和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与服务业共聚均能够显著提高地区工资水平[98]；城市服务业集聚，特别是生产性和公共性服务业集聚有利于吸引FDI[99]。随着城市中心地位的增强，现代服务业将通过乘数效应促进周边城市的发展，因而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实现区域城市化和同城化的重要选择[100]。还有不少研究关注到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指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能够提升本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101]，而且能够通过空间外溢提升周边制造业效率[102]；社会创新体系、综合交易成本、需求规模将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间接作用于制造业升级[103]。
四 服务业区位的影响因素
已有文献中，有相当比例关注到了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特别是高速铁路开通对沿线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比如蒋华雄等（2017）使用修正市场潜力模型证实了高铁将提升城市服务业比重，且制造型城市和服务型城市的服务业比重都将提升[104]。还有研究基于中心地理论分析了高铁如何通过缩小市场范围下限、扩大市场范围上限的方式增加所有城市服务业的种类，从而扩大其潜在的市场范围[105]。考虑到高铁的空间溢出效应，韦功鼎、李雪梅（2019）基于知识可达性建立了包含知识溢出的空间滞后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长三角高速铁路网络下知识溢出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长三角高速铁路网对服务业集聚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本地知识溢出起主要作用[106]。此外，在合理划分高速铁路、城际铁路、通勤铁路和交通干线功能边界的基础上，一些研究也关注到了其他交通设施对服务业布局的影响。蓝宏、荣朝和（2017）的研究表明，日本东海道新干线重塑了沿线城市的区位性质，推动沿线城市向服务业转型，同时促使人口向三个都市圈聚集到局部扩散，而后又向东京都市圈集聚[107]。张彬斌、陆万军（2016）证明了国道主干线贯通对其过境县域的服务业就业份额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且该效应在城市的效应高于农村[108]。向宽虎（2011）则另辟蹊径，发现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到大港口的距离呈现三次曲线关系，随着距离越来越远，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呈现下降、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即地理位置特别是沿海对于服务业发展非常重要[109]。金中坤、徐伟（2015）还发现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地区服务业发展的积极影响[110]。
五 服务业与城市化的互促关系
这一阶段，对城市化与服务业之间关系的研究热度得以延续，学者们聚焦于使用更加严谨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如协整分析、Granger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对二者的因果关系和影响机制进行多维度验证。郭文杰（2006）的研究表明，城市化是推动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城市数量增加和规模的提升将极大刺激服务业需求[111]；城市化的积聚效应对服务业竞争力将产生正向效应[112]。李郇（2005）则通过构建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世界模型发现，我国第三产业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能力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113]。还有一些研究通过构建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系统的评价模型，发现二者基本还处于较低水平的耦合阶段[114]；城市化同服务业集聚的耦合互动虽然有逐步加强的时变特点，但整体耦合状况不佳，东部地区失衡现象更为明显，主要表现为服务业集聚发展不足[115]。城市化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在短期更为显著；长期则存在先升后降的拐点，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强于服务业对城市化的影响[116]。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服务业和城市化之间的互促关系皆存在较明确的门槛效应[117]，因而需要结合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确定各城市的产业发展重点。还有一些研究关注到了拉美城市化中存在的第三产业过度膨胀的问题，指出“传统第三产业化”和服务业就业“非正规化”使得人口在城市畸形集聚，应警惕低端服务业在城市的过度膨胀[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