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技术经济学方法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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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学属于典型的应用学科，从现实需求中诞生，在实践应用中得以完善。同时，技术经济学具有显著的学科特征，融合了科技、经济、管理等多个学科。正是由于上述特征，技术经济学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一方面，技术经济学吸纳了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围绕自身的研究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另一方面，技术经济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属性，只要是能够解决技术经济现实问题的，技术经济学就把它纳入本学科之中，并没有“门第之见”和“故步自封”。
第一节 酝酿创立期的研究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为了尽快恢复和建立国民经济体系，国家开始着手建设一批大型项目，而项目的投资、选址、技术路线等方面均需要相应的理论方法加以支撑，经济建设的需求催生了技术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由于历史原因，技术经济的创立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一段时期停滞后，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又重新步入正轨。从阶段划分来看，1949年至1978年被认为是技术经济的酝酿创立期。
一 创立背景和研究领域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面临“一穷二白”的局面，加快经济建设、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成为当务之急。1949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经济委员会成立，开始着力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生产。在财力十分有限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基础建设。1950—1952年国家投资分别达到11.34亿元、23.46亿元和43.56亿元，投资规模持续上升。与此同时，基本建设的相关制度也开始建立。1951年1月5日发布了《对于一九五一年基本建设工作步骤的执行规定》，同年3月28日发布了《基本建设工作暂行办法》，1952年1月9日发布了《基本建设工作执行办法》，就设计、施工、监督拨款和编制计划等程序问题进行了系统、严格的规定。[1]
为了有计划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国开始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同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一五”计划将建立工业基础作为重点内容，在基本任务中提出“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立的一百五十六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百九十四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2]虽然出现了波折，但总体上看，中国“一五”期间经济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工业总产值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学者对项目建设中的经济规律和相关的理论方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针对忽视经济规律、不算经济账等思想，孙冶方提出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最高准则的观点；[3]1959年11月13日于光远在《人民日报》发表《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使用价值》一文，强调对经济规律的重视。对项目建设经济规律的认识为技术经济学创立奠定了基础。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发展重新进入调整阶段。1962年经济调整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中央科技领导小组决定在苏联专家帮助制定的第一个全国科学技术十二年（1956—1967年）规划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制定第二个全国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1963—1972年），技术经济被作为主要工作领域之一。[4]技术经济创立有很强的现实基础，直接来源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有明确的应用指向，因此，尽管不同学者的理解有所差异，但技术经济评价是技术经济学的起点，并作为技术经济的主体内容一直贯穿于技术经济酝酿创立阶段。
二 关于技术经济评价方法的讨论
技术经济评价核心是对技术或项目的经济效果进行评价，如何确定评价标准则成为经济效果评价的关键，也直接决定了技术经济指标和方法的确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思想主要受到苏联的影响，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随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在中国经济学界受到极大关注，成为当时主流的理论观点。同时，中国当时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很多理论问题还有待探索。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学者关于经济效果界定展开讨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元[5]和金理[6]对关于经济效果的讨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从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效果的讨论范围相当广，几乎涵盖了经济效果内涵、具体指标、计算方法、指标间相互关系等各个方面。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效果实质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既定的劳动支出量下生产出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好的产品，或者在产品数量和质量既定下消耗最少的劳动量；除了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多的使用价值外，还要体现多快好省的要求和满足社会需要的要求；劳动耗费和有用效果的比较即为有用经济效果；经济效果一方面要讲求劳动消耗的效果，另一方面要讲求资金占用的效果，并把两种正确地结合起来。
关于评价经济效果指标，普遍认为，评价经济活动的效果，不可能只采取某一个指标而必须采用一系列的指标，对于不同部门、地区和生产单位进行经济效果评价时要采取不同的指标体系和重点指标；但对于指标体系构成的看法存在一定差异。有观点指出，为了综合反映各项经济活动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需要成本、劳动生产率、单位投资产量、投资偿还期、产品品种和质量、减轻劳动和改善劳动条件等指标；有观点认为，应以社会劳动生产率为主要指标，另外采用一些指标作为补充，补充指标包括资金占有量、成本、利润率等；还有观点认为，主要指标包括反映劳动力利用状况的活劳动生产率、反映企业费用支出效果的成本利润率以及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的指标。
对劳动生产率的看法也存在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评价经济效果的准则，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效果是比较劳动耗费和有用效果，劳动生产率应该成为评价经济效果准则；另外的观点则认为，受到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不能将劳动生产率作为评价经济效果的准则。另一方面则集中在劳动生产率的含义和计算方面，有人认为劳动生产率是活劳动的生产率，也就是产品中新创造价值的倒数；另外的观点则认为既包括活劳动又包括物化劳动的生产率，应该为产品价值的倒数，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具体劳动生产率计算方面也存在差异，有的认为应采用不变价格总产值和现价总产值的比例，也有的认为应通过国民收入和劳动者数量的比例关系来计算劳动生产率。
“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效果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牵涉的方面很多，内容非常丰富。这里面既有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也有具体的计算和评价问题。”[7]上述讨论反映了中国学者对技术经济评价方法的探索，也为我国技术经济评价方法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 技术经济评价方法的探索
在经历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后，根据中央的部署，开始构建技术经济评价方法。1964年，徐寿波发表了《技术经济研究的目的、任务和方法》一文，对技术经济研究的方法和步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为技术经济评价提供了方法基础。文章提出，“技术经济科学研究的方法必须是采用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以及数学计算和论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8]具体的工作程序分为五个步骤：（1）列出各种可能的技术方案；（2）分析各种可能的技术方案在技术经济方面的内部和外部的利弊关系；（3）建立各种技术方案的经济指标和各种参变数之间的函数关系；（4）计算求解经济公式和方程式；（5）技术方案的综合技术经济的评价。针对不同类型项目，文章具体给出了技术方案经济指标和参变量之间三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方程式和公式及其适应的项目类型。文章虽然没有探讨技术经济评价的指标，但从操作层面提出了技术经济评价的基本方法，对于技术经济评价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1965年，徐寿波编写的《技术经济方法论问题》获得了国家科委可燃矿物综合利用专业组专家一致认可，由于“文革”的影响直到1980年才以“技术经济学概论”为书名公开出版。[9]该书按照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技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成为技术经济创立阶段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该书[10]从经济效果最一般的形式，即从效果和劳动消耗量的比较出发，分别就技术方案社会使用价值量和社会劳动消耗量的内涵与构成，提出经济效果衡量标准的公式。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提出了价值形态的一般公式。由于经济效果存在除法和减法两种形式，同时考虑了工资费用的差异，共形成两类四种指标：基于除法的“社会劳动生产率Ⅰ”和“社会劳动生产率Ⅱ”；基于加法的“社会纯收入”和“社会净产值”。“社会劳动生产率Ⅰ”“社会纯收入”分别与“社会劳动生产率Ⅱ”“社会净产值”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前者计算了工资费用，后者没有包含工资费用。上述指标适用于满足相同需求的各个技术方案之间的经济比较，针对满足不同需求的各个技术方案的经济比较问题，又提出了基于净经济效益和附加物资、劳动力、投资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标准指标——“附加纯收入”“附加净产值”，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经济效果评价方法体系。围绕上述衡量标准，对具体计算过程中涉及的技术指标、经济指标、计算期、主要构成的计算、经济效果系数的确定、价格修正和时间因素的计算方法进行了详细描述。作为中国第一本比较系统、完整的技术经济学专著，该书以经济效果为基础构建了技术经济评价的方法体系，代表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学者对技术经济学的探索。“它沟通了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所提出的经济效果评价的理论方法，与现实社会生产领域的大量技术经济问题的联系，推动了经济效果理论的实际运用，对这一学科的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