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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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科技创新发展历程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技术进步作用的研究较少，且研究不够深入。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西方经济学思想和成果在中国的传播，技术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们不断从国外引进基础理论，如技术创新、技术转让、技术评价、技术转移、技术进步等已经成熟的理论，而且在对原有基础理论不断加强研究的同时，也开始涉猎新的理论研究，包括技术选择、技术能力、技术扩散、技术进化和技术溢出等理论，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技术进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创新体系研究成为技术进步体制研究的重点，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对自主创新与创新型国家建设方面的研究。
一 技术进步理论萌芽时期（1949—1977年）
20世纪50年代，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研究，主要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果方面进行定性分析。李必强和任俨（1964）认为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向是提高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的水平，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和工艺方法，强化工艺过程和采用新型材料等。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提高了经济效果。[1]技术进步和进行技术革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是50年代的普遍认识。
二 技术进步理论引进时期（1978—1989年）
（一）技术进步的概念
一般来说，“技术进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技术进步主要指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内所取得的技术进步，指在生产、流通、信息交流等方面所使用的工具、工艺和程序水平的提高，也就是在硬技术应用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广义的技术进步是指产出增长中扣除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加的作用之后，所有其他因素作用的总和。广义的技术进步不仅包括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和方法的完善、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还包括管理制度的改善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推行新的经济体制和改革政治体制、采用新的组织与管理方法、改善和采用新的决策方法、改善资源的配置方式等。
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对“技术进步”一词有多种解释，各种解释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罗伯特·索洛（1957）认为技术进步在短期的表达含义是“生产函数任何一种形式的移动（变化）”，“经济的加速和减速、劳动力教育状况的改进以及各种各样使得生产函数发生移动（变化）的因素都可以归入技术进步之中”。[2]李京文（1988）认为，技术进步泛指技术在实现一定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化和革命。所谓一定目标，即指人们对技术应用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及其实现程度。如果通过对原有技术（或技术体系）的改造、革新或研究，开发出新的技术（或技术体系）代替旧技术，使其结果更接近于目标，这就是技术进步。[3]傅家骥（1989）指出：“技术进步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而是指在经济增长中，除资金和劳动力两个投入要素以外所有使产出增长的因素，即经济增长中去掉资金和劳动力增长外的‘余值’。实际上，经济增长是各种投入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进步并非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概念。”[4]傅家骥的说法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主要观点。
（二）主要引进的技术进步理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对国外相关学科经济理论了解的逐步深入，中国技术经济学界加快了对西方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引进步伐。
1.技术创新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技术创新的研究主要以介绍国外技术创新理论成果为主，涉及的研究内容主要有技术创新的内涵、技术创新的类型、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等方面。
熊彼特（1912）将“创新”定义为一种生产函数的转移，或是一种生产函数的新组合，其目的在于获得超额利润。他把创新概括为五种类型：生产新的产品；引入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工艺过程；开辟新的市场；开拓并利用新的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供给来源；采用新的组织方式。[5]熊彼特之后的创新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对创新理论进行了分解研究，并发展出两个独立的分支：一是技术理论，主要以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为研究对象；二是制度创新理论，主要以制度和制度形成为研究对象。
“技术创新”在中国首次出现于1978年，并把技术创新分为“节约资本”“节约劳动”和“中性”的技术创新。黄觉雏（1985）认为技术创新是“把某种设想转变为崭新的，或改进了的产品、工艺或劳务并使之推广以获得利益的全过程”。[6]卡曼和瓦茨认为，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的变量主要有三个，即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和垄断量；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中等程度竞争”市场结构。[7]
2.技术转移和技术转让
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简单地说就是技术从某一主体向另一主体传递的过程。具体来讲，技术转移指技术持有者通过各种方式将其拥有的生产技术、销售技术或管理技术以及有关的专利转移给他人的行为。技术转移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其研究至今方兴未艾，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技术转移问题的研究不仅包括地域、领域之间的转移，还包括人、物、信息和多种技术要素的转移。H.布鲁克斯首先提出了技术转移的定义：“科学和技术通过人类活动被传播的过程。由一些人或机构所开发的系统而合理的知识，被另一些人或机构应用于处理某事物的方法中。”[8]根据克勒尔（2001）的观点，[9]技术扩散导致生产率的提高，包括物化的技术溢出与非物化的技术溢出。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者，即技术和知识包含在商品中，通过商品的流动而发生技术的溢出。众多学者的理论研究都充分表明，源于一国的技术知识可以通过进出口、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等越过国界，提高其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促进技术进步。
施应麟（1982）指出技术转移是指科学技术成果在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地区、部门或企业之间进行转让、移植、传授，技术转移的对象是科学技术成果，既包括物资设备、设计图纸；也包括科学知识、技术诀窍、生产经验等。[10]此后，中国学者就技术转移的形式、特点、规律、机制与政策等问题展开了系列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夏禹龙等（1982）提出了“梯度理论”概念，[11]其基本思想是：中国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形成了一种经济、技术的梯度，内地和边远地区处于“传统技术”水平上，大多数地区处于“中间技术”水平上，少数地区如沿海地区处于“先进技术”水平上；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应当先让沿海地区去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然后，将这些先进技术逐步按梯度向“中间技术”地带和“传统技术”地带转移，这样做是最经济合理的。何钟秀（1982）进一步把“梯度理论”概括为“梯度推移规律”。[12]
3.技术扩散
美国经济学家斯通曼曾将一项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推广称为“技术扩散”。熊彼特把技术创新的大面积或大规模的模仿视为技术创新扩散。[13]
曼斯菲尔德（1961）研究了4个行业中12种技术扩散，率先创造性地将“传染原理”和生长曲线运用于扩散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S型扩散模型。[14]许庆瑞和盛亚（1993）介绍了国内外技术扩散的概念、扩散过程及机制、技术创新扩散及其速度的影响因素、技术创新扩散机制、技术扩散模式和模型。[15]中国学者主要研究各种技术扩散模型以及在国内的应用情况、存在的不足和展望。
4.技术选择
中国学者对技术选择问题的研究始于1982年。廖建祥（1982）谈到了经济特区的技术选择问题，指出对不同经营形式应采取不同的技术选择。[16]其后，在技术经济学的快速发展期内，学者们对技术选择的原则、技术选择的经济评价、技术选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宏观技术选择、微观技术选择及产业技术选择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1995年以前，国内对技术选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选择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意义，技术选择的原则、依据，技术选择的经济评价，农业技术选择，以及技术引进中的技术选择等问题上。李思一（1995）率先对关键技术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17]其后，学者们除了对上述这些技术选择问题外，还涉及了对产业的技术选择、企业的技术选择、技术选择的影响因素、技术选择的评价等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至今，技术选择理论也已经成为技术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
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但面临哪类技术适合模仿或引进的问题。“适宜技术”的概念被提出，并将适宜技术的思想引入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了区域性的“干中学”，认为“干中学”要受到当地特定的投入要素组合的制约。[18]考虑到研发技术和引进技术的成本，发展中国家在遵循由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初期，技术变迁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没有必要研发或引进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技术。
限于中国实际情况，中国的学者主要集中研究国家、区域或行业如何和怎么选择技术和关键技术，技术选择对经济增长关系，等等，较少关注技术选择策略、引进技术的经济体系结构特征以及之间的相互关系，加强这几个方面的研究，多角度考虑技术选择的制约因素，是技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技术进步理论的快速发展时期（1990—1999年）
（一）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许质武（1993）认为技术进步原理包括技术进步的模式、形式和方式，技术发展变化规律，技术寿命周期理论，技术研究与开发、创新、扩散理论，技术进步动力和约束机制等方面。[19]郑友敬（1995）指出，技术进步理论应包括技术进步的内涵、系统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分析，技术进步发展战略，依靠技术进步发展经济、改造现有企业的措施等。[20]赵树宽和赵英才（1996）讨论了技术与经济相关性原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原理，技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原理。[21]
这一时期，有关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成为重要的主题。多位学者都认识到，从根本上来说，产业的形成、分解和新兴产业的诞生都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历史经验证明，三次产业的依次出现和重点转移以及各次产业内部各个阶段的依次递进，都与科学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在现代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技术革命，都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而且，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技术进步通过刺激需求结构、改变就业结构、促使新兴产业出现、改变国际竞争格局等促进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技术进步改变产业结构的过程是使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高级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使得宏观结构效益和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傅道臣（1994）以一般经济系统为对象进行分析，把取得的定量关系应用于工业经济系统的实际来考察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与变革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作用。[22]
（二）技术溢出
这一时期引进的西方技术进步的观点主要是技术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
技术溢出通常是指高技术企业、技术领先者对同行企业及其他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的积极影响与促进作用。这种影响与促进作用表现在先进技术一旦获得应用，就会带动本行业甚至相关行业的技术变化，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国外对技术溢出理论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麦克杜格尔（1960）提出了溢出效应理论，他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福利效应基础上，把溢出效应理解为伴随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现象，因此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对溢出效应的关注。[23]卡夫（1974）认为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速度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而加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24]
李平（1995）从企业间联系的角度分析了技术溢出转移的过程，介绍了泰国经济学家波卡姆关于技术转移阶段划分的观点。该观点认为技术转移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直接转移、溢出转移、学习促进和生发效应。技术溢出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物化的溢出效应”，另一条途径是“非物化的溢出效应”。“物化的溢出效应”指的是，其他企业通过研究开发，大大提高了该企业产品的品质和性能，如果另一企业购买了该企业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则买方企业就会在事实上享受到卖方企业研究开发的好处；对于买方企业来说，中间产品市场多属于竞争型的，不必担心卖方企业将研究开发的费用全部转嫁到中间产品上来。[25]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技术溢出展开了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涉及了诸如FDI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等问题的实证分析。
四 技术进步理论应用发展时期（2000年至今）
（一）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两者关系的机理研究上。钟学义和陈平（2006）深化了技术经济学科中的“技术进步”概念。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当单位投入量对产出的贡献增加时，其增加部分就是技术进步，也就是说只要单位投入的产出量增加了，就有了技术进步。按照技术的经济学定义，投入产出过程转换效率的提高就是技术进步。因而，经济学中研究的技术进步实际上是指产出增长中扣除因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增加的作用之后，所有其他因素作用的总和。在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是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来描述技术进步的，这正是表明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技术进步一词都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其内涵要比“技术的进步”丰富得多。[26]
戚汝庆（2007）从微观经济学、企业管理学、产业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技术哲学等不同视角分析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技术进步引致供求曲线移动，可克服经济增长的需求约束；从企业管理学角度看，技术进步与市场需求共同决定了企业的生命周期；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看，技术进步决定了产业变迁的趋势和规律；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技术进步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诱因；从技术哲学角度看，技术进步渗透到生产力诸要素中，最终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27]
唐永和范欣（2018）构建了一个技术进步条件下的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探讨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研究结论是：不同技术进步条件下，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总资本的增长率不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为劳动生产率机制和资本有机构成机制；技术进步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通过不变资本增长率、可变资本增长率和剩余价值率影响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国家应努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构建国家自主创新体系，以创新促进国家经济增长。[28]
（二）技术能力
关于技术能力的研究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从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问题开始并逐步兴起的。斯图尔特（1981）认为技术能力是一种自主地做出技术选择、采用和改进所选的技术和产品，并最终内生地创造出新技术的能力。[29]目前，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国家技术能力）和微观（企业技术能力）两个方面。产业集群技术能力是介于宏观技术能力和微观技术能力之间的中观技术能力，目前进行的研究较少，但是随着技术能力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以及产业集群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尝试着拓展技术能力的概念，并将其应用到中观层面特别是产业集群的研究中来。
魏江和叶波（2003）认为集群技术能力是以集群学习为基础，以支持集群创新能力提高为目的，嵌入在集群创新系统内部人力资源要素、信息要素、固定性资产要素和成员组织要素中的所有内生化知识存量的总和，并研究了集群技术能力增长的机理。[30]鲁开根（2004）则认为，产业集群核心能力是指集群内企业组织和相关机构在社会网络体系中对学习能力、知识积累、社会资本、整合能力、创新能力的有机融合所产生的一种特殊能力。[31]张帆（2006）构建了产业集群技术能力度量模型，该模型是建立在其研究的“二元—构架模型”基础上。他认为产业集群技术能力的评价要素由企业、使能组织和构架机制三部分组成，并对浙江省柳市产业集群技术能力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32]
根据文献观点，产业集群技术能力是以集群企业技术能力为依托的、服务于集群创新绩效的、对集群内各种资源综合运用的能力。这种能力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产业集群技术能力是以集群企业为依托的，也就是说产业集群技术能力离开了集群企业这一主体就不复存在，其归属具有个体性；第二，产业集群技术能力不是集群企业技术能力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一种连接机制作用之后产生的一个整体效应；第三，产业集群技术能力是以集群创新绩效来体现的。集群之间的差异不在于单个企业的创新实力，而是集群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的创新能力的不同。[33]
五 期刊文献分析
（一）技术进步文献情况
截至2019年5月23日，以“技术进步”为篇名在中国知网查到论文15603篇（见图5—1），1980年只有6篇，1981年是3篇，1983年为128篇，1991年达到561篇，随后进入波动起伏阶段，1996年、2008年、2012年达到三个高峰点，分别是559篇、571篇和582篇，2012年后论文数量呈下降态势。
图5—1 技术进步论文发文量趋势
资料来源：笔者自中国知网数据检索而得。
（二）技术创新文献情况
截至2019年5月23日，以“技术创新”为篇名在中国知网查到论文46666篇（见图5—2）。1982年只有1篇，1994年超过100篇，1999年超过1000篇达到1440篇，2000年达到2202篇，随后5年发文数量下降，2006年上升到2216篇，2012年达到新的高峰（2701篇），近几年来发文数量有所下降。
图5—2 技术创新论文发文量趋势
注：1983年发文量为零。
资料来源：笔者自中国知网数据检索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