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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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基础是技术进步相关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社会主义增长理论，具体包括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增长学派的代表索洛在吸收和批判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没有固定生产比例的长期增长模型，并将技术引入模型中，称为新古典生产模型。索洛（1956）指出，哈罗德问题的关键在于假设生产技术是固定投入要素比例的生产函数。这一假设表明资本和劳动是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索洛通过放松这一假设建立了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34]索洛的模型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不稳定性问题，也给出了长期经济增长的一种解释。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影响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会增加资本需求，提高实际利率，从而引起储蓄增加。但是索洛模型一方面认为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存在矛盾。
（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出分工、生产劳动、资本积累和对外贸易均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是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的最初表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提出，技术进步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应运而生。丹尼森（1962）建立了一个增长来源的分析和估算体系。他认为增长因素有五个方面：一是劳动力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二是资本在数量上的增加；三是资源配置的改善；四是扩大规模的节约；五是技术进步（即知识）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前两方面属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长，后三方面属于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35]人力资源“构成了一个国家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都是生产中的被动因素，只有人是生产中的主动因素。人积累资本、开发资源、组成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推动民族的发展。显然，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增进本国人民的知识和技能，并在本国经济中加以有效地利用，那么，它就不可能在其他方面有任何进展”。[36]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资本应该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的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和源泉，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
鉴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缺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的内生化。新增长理论认为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促进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型是罗默的知识积累增长模型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37]知识积累增长模型是把知识作为单独的要素纳入生产函数，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知识的积累，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是把人力资本纳入生产函数，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新经济增长理论有助于人们认识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在经济中的作用。可见，新经济增长理论非常强调知识和技术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但目前对知识的研究和理解还远远不够，需要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同时注重教育和各种职业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势在必行。
（四）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马克思是用“扩大再生产”来代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生产的扩大和再扩大过程。卡莱茨基（1967）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是物质生产过程中三种效应：投资的生产效应、设备损耗效应和改善设备利用程度的效应。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即使有各种途径能够提高生产率，也会面临种种限制，这些限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积累与消费的矛盾，高积累率和高投资以低消费为代价，会遇到社会消费者的抵制；二是劳动力供给的限制，劳动力资源相对经济增长率的需要显得不足，这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三是随着增长率的提高，因国内需求增加而使出口减少，进口增多，导致国际贸易状况的恶化，也会限制经济增长。[38]
总之，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是人类认识经济活动、总结经验的过程，也是认识经济增长从浅到深的过程，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经济理论从重视劳动分工到资本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人力资本决定论的发展过程，贯穿于斯密、李嘉图、熊彼特等代表的理论中，也是人类对经济发展本质逐渐认识渐入佳境的过程。
二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随着对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不断深化，学者多从评述西方经济学中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技术创新、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技术创新、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西方经济理论一直将技术进步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不同时期产生了不同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新古典学派研究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把技术进步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推广与扩散、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其研究假设与现实相差较大；制度创新学派研究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关系，但其所研究的制度拘泥于具体制度，忽视了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国家创新系统学派认为创新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但仅以少数资本主义国家为例进行研究并得出了相应结论。[39]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基于效率和效率提高的角度引入“技术存量”和“技术流量”，并将“技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组成有机整体，研究分析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当技术变革引发经济变化以及结构性变革时，特别是在从经济发展的低谷步入繁荣的关键阶段，通常会伴随着如下条件的变化：一是重大的技术发现和变革，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二是新企业、企业群乃至新产业的孕育和成长壮大；三是市场需求、消费标准的变化，以及支撑其变化的居民实际收入上升；四是关键生产要素及其价格体系的变化；五是广泛意义上的制度创新，包括生产组织方式、企业组织、财政金融等政府政策；等等。[40]李平和蔡跃洲（2014）认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支撑，当前我国应着眼于新的战略目标，通过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不断提高国家创新能力，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41]
（二）技术创新、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
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是提高经济的增长质量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张保胜（2010）指出，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动力，也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42]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技术创新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促进了要素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优化，促进了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
“十二五”期间，在国内经济领域，由于资源与环境制约，通过技术创新，降低资源消耗强度，实现经济增长的减物质化，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的环境友好化，都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43]通过对工业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不难发现技术创新在中国新型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
（三）技术创新、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分别论证了技术、制度等创新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源动力，制度创新取决于技术创新的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同时，制度创新又通过促进或阻碍技术创新而影响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正是由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此起彼伏的矛盾运动，才构成了创新系统的不断发展，创新系统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导致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水平不断上升。[44]
皮建才（2006）把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统一进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他认为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导致了人口的增加，即导致了劳动增长率的提高，而这种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对一个国家而言，要想经济得到长期的增长，必须从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角度出发，提高制度因子和技术因子。[45]刘建旭等（2010）通过阐述和评判诺思的“制度决定论”，对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在经济衰退期，制度创新决定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制度创新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也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具有刺激作用。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不仅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分别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经济增长还反作用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46]王宏伟和李平（2015）在回顾和分析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成就和问题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当前科技体制和机制存在的障碍，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了政策建议。[47]经济协调全面发展期，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必须相互促进，才能保证经济的协调、全面、持久发展。
（四）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技术进步推动了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再到服务业社会的发展历程，正说明了这一点。李京文和郑友敬（1987）认为，技术进步推动了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变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就意味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模式可概括为：技术进步→产业的发展与改造→新兴产业的出现、传统产业的改造、落后产业的淘汰→产业结构的变化。即，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仅是相关联的，而且是必然结果。[48]
杜春亭（2000）指出，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应遵循相应的技术原则和技术标准。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二是技术进步极大地推动着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三是技术进步必然会引起产业组织结构创新。[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