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口迁移流动与社会
《新中国人口学研究70年》章节:第二节 人口迁移流动与社会,去读读网友提供全文无弹窗免费在线阅读。!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人口学家就对人口迁移与流动问题进行了思考。比如王亚南先生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人口问题》中提到，“人的劳动在任何社会阶段，都是极宝贵的财产，或财富的源泉，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制度，能在何种程度，允许对它的现有劳动力作合理的利用与安排”[112]。劳动力合理利用与安排，其实就是人口迁移与流动的问题。王亚南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失业问题，可以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得到解决——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地使中国这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使得人口和劳动力资源在区域和部门间得到合理分配。
遗憾的是，这些议题还未得到广泛深入的讨论，就遭到终止。由于历史原因，人口学学科经历了多年的中断。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学术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关于中国的人口迁移与流动问题的讨论广泛地开展开来。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农民工大量外出务工，形成了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人口迁移与流动研究具有了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对“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两个概念的定义进行辨析。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常住地和户籍所在地高度统一，对于“人口迁移”概念的定义比较明确，即改变常住地的永久性迁移[113]。计划经济时期的人口迁移大都是行政指令性的，如组织集体移民开垦边疆、工业布局调整带来的职工及家属随迁、干部下放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人口迁移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办理了户口迁移变动手续，二是跨越了一定的行政辖区范围[114]。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城镇农贸市场和乡镇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随之出现行政指令性人口迁移之外的、自发的、暂时性的人口流动。“人口流动”的最大特征是没有改变常住地，且并未发生户口所在地的变动，具有离别复归、双程往返的特征[115]。
可以看出，上述学者对“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两个概念区分的主要依据是“户口所在地是否发生变动”。这个标准直至今日仍然被学者们继续沿用，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是否“人户分离”。可见，在今天看来是一个非常简单且普遍使用的标准，在改革开放初期，自发的“人口流动”悄然出现时，人口学家们敏锐的眼光就捕捉到了这一新事物、新现象。“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还体现出阶段性和过程性。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户籍制度的放开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是以带有行政指令色彩的“人口迁移”为主；而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的“人口流动”出现并且其规模逐渐扩大，成为改革开放后几十年里最主要的伟大历史进程之一，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快速变革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基于上文对“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的辨析，我们可以认为，“人口流动”是一个过程，而“人口迁移”（或“不迁移”）是一个最终状态。“流动人口”经历或长或短时间的流动以后，最终会转变为流入地或原住地（流出地）的常住人口，完成“人口迁移”（或“不迁移”）。本节的第一部分主要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基本态势的描述性研究做一介绍。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只使用“人口流动”这个概念，从广义上来表达人口迁移与流动的意涵。第二部分主要介绍影响人口流动的社会因素的相关研究；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人口流动给社会带来后果，或者说对社会影响的相关研究。
一 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基本态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人口迁移与流动经历了短暂的自由流动后，以1957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制止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和1958年年初以主席命令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进入了严格限制人口自由流动、人口的迁移与流动以行政指令和政治运动为导向的时期。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1984年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到城镇务工和经商，对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限制才有所转变。
（一）计划经济下的人口迁移
由于中国的人口学学科经历了多年的中断，20世纪80年代学科恢复以后，一些知名的人口学家对新中国成立以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人口迁移做了总结与分析[116]。他们对新中国成立后前30多年来国内人口迁移的阶段、特征、模式、背景、成因以及展望都做了分析。
1.计划经济下人口迁移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来的人口迁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17]。
（1）第一阶段（1949—1957年），人口自由迁移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和东部沿海人口稠密地区的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沿着传统移民路线自发迁往东北、内蒙古、西北边疆诸省（自治区）开垦开荒，同时由于工业建设的需要，政府从农村征调数以千万计的劳力进入城镇，并吸收大量自发进入城镇的农民就业。1951年和1953年国家先后公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和《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对于公民迁出迁入只要求办理手续，未提出任何限制。在迁移方向上是内地农村人口迁往边疆农村的传统路线与农村人口迁入城镇兼而有之。在迁移形式上则是自发性自组织迁移与计划性有组织迁移两种形式并存。
（2）第二阶段（1958—1978年），限制人口迁移时期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增长迅速。城镇企业无法完全吸收源源流入城市的大量农民，于是政府在1953年、1954年和1957年先后三次发出指示，劝阻农民流入城市。由于“大跃进”失利，国民经济被迫调整，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城镇企业无法继续大量吸收农村劳力。城镇粮食供应、住房、交通、就学、就医等已很紧张，于是改“自由迁移”政策为限制人口迁移政策。1958年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严格限制农村人口流出。由于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国家把精简的数以千万计的城市职工遣返农村。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陆续前往农村插队落户，数以百万计的国家机关干部下放农村劳动。这个阶段人口迁移的特点是，“自由迁移”政策终止，代之以“限制人口迁移”政策。
（3）第三阶段（1978—1984年），人口迁移政策转变时期
1980年以后，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兴起，相当数量的农民转入集镇务工经商。为此，1984年国务院发出通知，准许自筹资金、自理口粮、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农民及其家属进入城镇务工经商。这是中国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自发迁入城镇26年以后所做的政策调整，即准许有条件的农民迁入集镇。但事实上务工经商的农民进入的不只是集镇，许多城市准许农民前去设摊开店，居住在城市1年以上的事实上的迁移者到处都有。
2.计划经济下人口迁移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多年来的人口迁移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有所不同[118]，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人口迁移受国民经济社会计划的制约。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对于整个社会的财力、物力、人力进行有计划（包括间接计划）的安排和调配。国家每年招收职工，召集兵员和士兵复员，大专学校招生和分配等。该数额是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物质保证的可能制订的，所以国民经济社会计划对于人口迁移的流量流向有很大的制约作用。
第二，人口迁移受城市发展政策的制约。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政策。除去计划调动和户口管理条例允许的某些情况以外，农村人口不经许可不能随意迁入城镇，而城镇人口不经允许也不能随意迁入其他城镇。其时存在着农民涌入城市谋求职业的潜在趋势，也存在着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的转变，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趋势。但是为了避免大城市的无限膨胀，政府采取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并引导农民进入县以下小城镇或就地转化等政策措施。
第三，人口迁移是在户口登记制度严格管理下进行的。变动永久定居地点须经户口管理部门批准，并且得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国家由农村调集劳动力进入城镇或工矿充任职工，还从农村调集一部分劳动力进行移民垦殖，或国营农场招收外地职工，或修建大型工程时对被征用土地的农民进行迁移。与户口管理制度相关的是城镇居民的粮食定量供应制度。只有正式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城镇居民，方可办理粮食供应关系的转移证明，才能在迁入地凭证取得粮食供应。这种双重的管理制度限制了人口随意流入城镇。
第四，人口迁移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国家政治运动频繁，也曾引起城乡人口不正常的迁移。“文化大革命”期间，1000多万青少年学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或分配到建设兵团、国营农场，数百万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农村参加劳动。动乱结束以后绝大多数又先后回归原地。10年内1000多万人口形成一个城乡之间的迁移大往返，这种人为的政治运动造成的人口迁移大变动，破坏了经济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持续发展。
（二）市场经济下的人口流动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不是一下就实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渡时期，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也是逐步放开的。流动人口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发展和政策逐步放开的影响，在改革开放40年里也呈现出一些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变化。段成荣等学者长期致力于对流动人口的关注与思考，他们利用历次大小普查的数据，对流动人口在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特征与趋势进行了描述与考察[119]。
段成荣等通过梳理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发现，中国的人口流动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仍在继续。这一转变过程不仅涉及结构转变、流动原因转变等，同时也包括了教育结构和民族结构等更为丰富的内涵，是全方位的转变[120]。
1.市场经济下人口流动的规模与结构变化
流动人口规模经历了长期增长，近年来步入调整期。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经历了从快速增长到稳定增长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农业制度的变革，大批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21世纪初期，随着沿海城市的发展以及对劳动力需求的日益增加，中国流动人口的数量急剧上涨。2000年，流动人口总量超过1亿。此后，一系列有利于人口迁移流动的政策文件的出台进一步促进了流动人口规模的继续扩大。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高达2.21亿。进入2010年以来，流动人口增速步入相对调整期，年均增速降为2%，并且从2015年开始，流动人口在增速下降的同时规模也开始减小。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比2014年下降了约600万，2016年和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也在前一个年份的基础上分别下降了约100万人。由此可见，流动人口的规模发展结束了此前一路增长的时代，近几年在波动和调整中保持基本稳定。
流动人口中老年化趋势明显。人口迁移流动对年龄有高度选择性，总体来讲，中国流动人口始终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比相对较少。1982年以来，流动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加，16—59岁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53.3%增加至2015年的84.1%。与人口红利的来临和逐步消失基本同步。16—44岁青壮年流动劳动力占流动人口比例先升后降，与此同时，流动人口中年化趋势明显，45—59岁人口占比在2000年以来快速上升。伴随着中国人口整体年龄结构的老化以及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少子化，流动人口的高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和年龄中位数都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中儿童的比重逐步下降。
流动儿童规模快速增长，2010年以来稳中有降。与流动人口规模的增速相似，中国流动儿童规模也经历了从快速增长到稳中下降的转变。从总体规模上来看，流动儿童的总量从1982年的254万增加至2010年的3581万，而后有所下降。2015年，流动儿童的总量为3426万，较2010年下降了155万。这与全国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动方向形成对比。从年龄构成来看，流动儿童的年龄构成主体由小学教育阶段转变为义务教育后阶段。2010—2015年流动儿童规模的下降主要源自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全国儿童人口的总规模在2010—2015年有所下降，从期初的2.79亿降至2.71亿，减少了800多万。
2.市场经济下人口流动的城乡与区域变化
城—城流动显著增加，并将继续增加。2000年以来，乡—城流动人口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而城—城流动人口则持续增加，尤其是在2010年前后加速增长。具体来说，乡—城流动人口占比从2000年的52.2%增加到2005年的61.4%，进一步增加到2010年的63.2%，而后下降到2015年的48.9%。城—城流动人口的占比则从2000年的20.8%持续增加到2015年的37.9%。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来自小城镇和中小城市的高学历人口为寻求就业和发展机会参与到城—城流动的进程中。
跨省流动快速增长后回调。1990年至今，流动人口的主要迁移方式仍为省内流动，但占比有所下降。跨省流动自1990年以来加速增长，在2005年达到顶峰以后开始回调。具体来说，1990年流动人口中接近3/4为省内流动，跨省流动的占比仅为26.1%。1990—2005年，跨省流动人口的比例迅速增加，2005年跨省流动人口占比达到峰值，为46.1%。此后，跨省流动比例逐渐下降，相较于2005年，2010年跨省流动人口占比下降了3.5个百分点，随后5年又下降了3.2个百分点。
流动人口先在东部集中后逐步往中西部分散。流动人口在东、中、西的区域分布经历了先集中后扩散的过程和转变。流动人口在东部的占比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后开始稳步下降的过程。2005年，流动人口在东部的占比为64.5%，随后10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下降到54.8%，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人口也由东部集聚转变为逐渐向中西部分散。2015年，中部和西部流动人口的占比大体相似，达到20%以上。流动人口迁移区域的变化不仅反映了流动人口的集中程度，更显著反映了区域吸引力的变化。东部地区对跨省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始终占据主流，自1990年以来快速上升，从58.5%增加至2005年的84.6%，随后缓慢回调下降至2015年的78.2%。中西部地区对跨省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在2005—2015年10年逐步上升，并且在2010—2015年5年上升较快。
二 人口流动的成因分析
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包括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其中，经济因素受西方学术界影响，以“推拉理论”和二元经济理论为主。国内也有一些学者运用这两个理论对中国人口流动的经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此外，经济因素之外的社会因素对人口流动也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既包括积极的影响（促进作用），也包括消极影响（阻碍作用）。
（一）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
受国外“推拉理论”和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国内学者最初在解释流动人口成因时是从经济因素来分析的。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了系统的人口迁移理论——“推拉理论”。“推拉理论”把影响迁移的因素分为“推力”和“拉力”两个方面。前者是消极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促使移民离开原居住地；后者是积极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吸引怀着改善生活愿望的移民迁入新的居住地。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0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能够促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
国内学者当中，陈吉元和辜胜阻是“推拉理论”的代表。陈吉元认为农民失业率高和城市收入高形成推力和拉力促进农民进城[121]，而辜胜阻和简新华认为由于中国农村实行以均分土地为特征的联产承包制，农村推力相对小，中国农村的流动人口迁移模式以拉力占主导地位[122]。此外，黄平提出“生存理性”的观点，认为中国农民在自己所处的特定资源与规则下，为寻求整个家庭的生存，首先选择并非最次的行为方式[123]。蔡昉提出的劳动力剩余理论是对二元经济理论的本土化解释，认为中国农村的农业生产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性失业，他们不得不到外面寻找就业机会和出路[124]。这些都符合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
除了经济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外，学者们同时发现，经济因素之外的社会因素对人口流动也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社会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
许多学者研究了促进人口流动的社会因素。李培林通过中国本土流动人口迁移、城市生活等方面的分析发现，在农民外出务工过程中，家庭伦理规范是一种节约监督成本和组织成本的有效手段，也是一种理性的行为选择，因此，社会资本成为一项重要的资源[125]。孙立平提出普遍贫困理论，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并不仅仅是因为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过剩，农村普遍的贫困才是外出的根本动因[126]。罗霞和王春光则认为，现有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情境的变化和习惯的作用，他们指出，新生代流动人口外出难以用一种特定的原因加以解释，在外出过程中他们不断建构和重构外出理由[127]。不同时间、情境、社会阅历对人们的行为动因和选择建构产生不同的影响，行动主体的行为原因在其惯习与社会场域的互动和相互构建中形成，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建构、解构和重构的过程[128]。
相应地，也有许多学者研究了阻碍人口流动的社会因素。陆学艺认为，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自20世纪50年代中国逐步建立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局面[129]。李强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具有“社会屏蔽”的功能，将农村人口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这种先天的屏蔽工具相较于许多后天性屏蔽工具更加具有不公平性[130]。朱力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对城市的认同和融入，因为它加强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亚社会生态环境，保留了小农意识与贫困文化[131]。王春光认为，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流动人口的城乡迁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从一个边缘社会（农村相对于城市是边缘）进入另一个边缘社会（城市边缘）[132]。
（二）促进人口流动的社会因素
促进人口流动的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社会资本（血缘、地缘关系）、普遍贫困，以及针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多元化动态建构因素。
1.社会资本对人口流动的促进作用
李培林重视社会资本对人口流动的促进作用[133]。他认为，植根于农村的流动民工，正像曾把血缘、地缘关系带入乡镇企业一样，他们也将这种关系网络扩展到城市。农民在脱离土地、创办企业的过程中，家庭伦理规范也随他们一起移置入乡镇企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现代的组织观念和经济理性，而是因为家庭伦理规范成为乡镇企业节约组织成本和监督成本的有效手段，尽管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方法，但事实上却成为乡镇企业的一种“社会资源”和降低成本的途径。农民在“离土离乡”的社会流动中，其信息来源、找到工作的方式、进城工作的行为方式以及在城市中的交往方式，都更多地依赖以亲缘、地缘为纽结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这种依赖相对于他们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行为选择，与他们期望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舒适的生活的功利性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流动民工在职业变动和社会流动的迁移中对亲缘、地缘关系的依赖，似乎与社会资源（如信息渠道、职业位置等）的市场化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流动民工的这种依赖性，正像在乡镇企业是出于节约组织成本和监督成本的考虑，在他们则是出于节约流动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考虑，尽管这种考虑可能是不自觉的和本能的。
2.普遍贫困对人口流动的促进作用
孙立平提出普遍贫困理论，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并不仅仅是因为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过剩，农村普遍的贫困才是外出的根本动因[134]。孙立平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带来了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是很高的。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这说明，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裂痕。农民、农民工、城市中的下岗失业人员，这三部分人并没有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换句话说，在贫富分化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一部分群体脱离社会结构，或者说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这就是社会的断裂。孙立平认为，弥合社会断裂至少是以三个社会条件为前提的：一是相当高的城市文化水平；二是农村人口收入的普遍提高；三是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因此，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是其摆脱自身贫困的必然选择，也是弥合社会断裂的必要之举。
3.多元化的、不断建构与重构的促进因素
罗霞和王春光认为，用经济理性、劳动力剩余或者普遍贫困等理论难以解释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行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不断地建构他们外出的理由。所以要从过程或动态的角度来理解新生代农村人口外出的行动和原因，才能真正把握住这一群体的特征以及他们的行为规律[135]。不同时间、情境、社会阅历对人们的行为动因和选择建构产生不同的影响，行动主体的行为原因在其惯习与社会场域的互动和相互构建中形成，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建构、解构和重构的过程[136]。新生代农民工对外出有着更多的期望，不仅仅限于解决生存问题之需要，他们在外出的过程中不断地建构他们采取行动的动因和理由。在外出中他们一方面习惯了外出生活，另一方面又因为更多的期望没有实现而对现状的满意程度没有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高。尽管这样，他们却有更多的人希望继续留在外面，而不愿返回农村。不同时间、不同情境和不同社会阅历对人们的行为动因和选择建构产生不同的影响。也就是说，行动主体的行为原因是在其惯习与社会场域的互动和相互建构中形成的。
（三）阻碍人口流动的社会因素
阻碍人口流动的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产生的社会屏蔽功能，以及贫困文化与亚社会生态等。
1.城乡二元结构对人口流动的阻碍作用
陆学艺认为，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137]。自20世纪50年代逐步建立城乡分割的制度，到20世纪末形成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局面。在经济层面，在所有制及流通、交换、分配、就业、税赋等方面，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政策都是不同的。甚至许多公用产品的价格和供应方式都不同。在就业方面，政府的劳动部门，只管城市劳动力的就业，而没有管理和安排农村劳力就业的职能。在社会层面，在教育、医疗、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养老、福利等方面，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政策更不同。如教育，同是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城市中小学的教育设施由政府拨款建设，而农村的中小学，则要乡村筹集资金来建设，所以教育集资成为农民长期以来的一大负担。如今，在就业、社保、福利、教育等方面，城乡差距已明显减小，但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没有彻底消除，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仍然存在。
2.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具有社会屏蔽功能
李强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具有“社会屏蔽”的功能，将农村人口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138]。这种先天的屏蔽工具相较于许多后天性屏蔽工具，如文凭、学历、技术证书等，更加具有不公平性。比起户籍的区分来，对产权和一系列技术证书地位的区分要细化得多。与户籍制度的社会屏蔽相比，上述产权、文凭、技术证书的社会屏蔽有着性质上的不同。户籍是一种根据人们的先天指标确定人们地位的制度，也就是说，一个人刚刚出生就被赋予了户籍地位。而上述产权、文凭、技术证书却是一种根据人们的后天活动确定地位的制度，一个人要通过个人的奋斗、努力才能获得文凭、技术证书。所以，后一种社会屏蔽制度，被认为更为公平一些。总之，一方面，产权、文凭、技术证书已经逐渐取代了户籍制度的维持秩序的功能；另一方面，强调后天努力的新的制度体系比原有的制度体系更具有公平性。
3.贫困文化与亚社会生态对人口流动的阻碍作用
朱力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对城市的认同和融入，因为它加强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亚社会生态环境，保留了小农意识与贫困文化[139]。大多数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圈子通常局限于同类之中，形成了“城市中的村庄”与“城市中的老乡”这一特殊的居住场合与社交圈，使农民工与市民减少了互动的广度，而经济社会地位、语言文化的差异，使农民工与市民缺少生活中的感情性互动，降低了相互沟通与交流的深度。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力弱与城市的排斥力量迫使他们固守在狭隘的交往圈，客观上形成了社会隔离状况，使农民工与城市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成为客观上的“城市中的村民”。而“村民”心态使农民工对城市无法产生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只有自卑的“陌生人”的感觉；而“过客”心态使农民工思想上对城市先进的新事物、新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不是主动地接受，而是被动地适应。
三 人口流动的影响与后果
人口流动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既包括积极方面的，也包括消极方面的。本节重点考察人口流动对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从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两方面来看，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问题；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带来的影响主要是人口外流后导致的空巢化与留守人口问题。
（一）积极后果与消极后果
人口流动对经济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带来了影响，总体上说，人口流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正向的。首先，人口流动促进了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人口流动受到限制，人口和劳动力被严格划分为城市地区的工业人口和农村地区的农业人口；80年代中后期，人口流动放开，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确立，尤其是21世纪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以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大量农业劳动力涌入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中国的经济也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同时，经济增长也促进了人口流动。经济增长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涌向城市。其次，人口流动减弱了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分化的程度。在人口流动受到限制的时期，农业部门的劳动回报远低于工业部门；人口流动开放以后，农业劳动力可以相对自由地进入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农村人口可以相对自由地在不同产业部门间进行选择，从而获取了比以往只从事农业生产高许多的劳动回报。这对减弱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分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人口流动是社会变迁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任何社会变迁都会带来相应的社会问题，人口流动也对社会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首先，流动人口进入流入地工作生活，其在经济、文化、生活、行为上都与流入地有差异，如何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便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次，流动人口离开流出地以后，原住地呈现出人口减少的现象，流动人口家庭呈现出空巢化现象，留守老家的妇女、儿童、老人等留守人口也同样面临着如何适应的问题。以下就具体介绍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和留守人口应对挑战的相关研究。
（二）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人口流动的主要社会影响之一就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融入问题。许多学者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并设计了测量社会融入的维度[140]，大都认为应当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
1.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类型与过程
杨菊华认为，社会融入不是一成不变的单维度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渐进式的、多维度的、互动的过程[141]。融合和融入是两个彼此相关，但有差异的概念：融入是指流动者在流入地不坚持自己的语言、文化、习俗、行为举止和身份，进入到主流社会，并被主流社会所接受，暗含文化的主从关系；融合是指流动者不仅被主流社会所接受，而且其文化习俗、身份等也得到认同，并构成主流社会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一种更为平等的互溶和渗透关系。参照流动人口在经济、文化、行为、身份等方面的适应程度，可以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结果提炼为隔离型、多元型、融入型、选择型、融合型5种模式。隔离型：流动人口在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等方面皆显现较低的取向，基本未能融入主流社会，成为一种边缘人。多元型：流动人口在经济方面实现与流入地居民的整合，但在其他方面保持自己的特色与传统。融入型：流动人口在经济、文化、行为、身份认同4个方面基本成功地融入目的地的主流社会。选择型：流动人口在劳动就业、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等方面可能与当地人群并无明显二致，其行为举止也符合目的地的规范要求，但在文化方面却既接受流入地的文化，也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特色，二者兼具。融合型：流动人口整合到流入地的主流经济体系中，在其他方面与流入地人群相互接纳、相互渗透、彼此适应、共同生存，达到融合的境界。
2.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主要特征
杨菊华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有差异性、分层性、社区依赖性和互动性等特点[142]。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差异性表现在不同维度的融入进程并不同步。文化和心理融入水平较高，经济和社会的融入水平较低。与文化和心理这类个体主观可控因素不同，经济整合和社会适应（尤其是前者）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受制于政策环境、就业市场、主观态度等。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分层性表现在城—城流动人口融入水平超过乡—城流动人口。前者经济整合优势凸显，社会适应次之，心理认同再次之，文化习得的优势最小。城—城流动人口的文化融入低于乡—城流动人口，表明城—城流动人口体现出来的文化优势实则是其他要素的作用，而非户籍性质带来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社区依赖性表现为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社区活动和政治参与，其对流动人口的开放程度显著影响他们的融入程度。这再一次证明，融入并非流动人口单方面的事情，融入的实现既需要流动人口自身不懈的努力，也需要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互动性既可推动，也可阻碍融入进程。互动表现在多方面：如流入地与流出地的连接、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连接。
3.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因素
任远和邬民乐对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进行了一些理论性的述评，并总结提出四方面的基本结论[143]。第一，移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移民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影响。社会资本不仅像城乡收入差别、就业机会差别一样影响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也影响着发生了流动的人口在城市的生活、发展和融入。第二，制度上的限制和排斥，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以及一系列与户口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对流动人口的排斥，限制了流动人口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路径。第三，教育、培训，以及工作经历，是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对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生存、生活和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越强，越有助于社会融入。这种人力资本的提升，除了正规化教育，职业培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四，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和处境，是他们社会融入状况的表现，也影响其社会融入的能力。与发展中国家城乡迁移表现出的规律类似，多数流动人口主要集聚于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这种就业市场的低端处境和工作的不稳定性，不利于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产生稳定的预期。
（三）空巢化与留守人口问题
人口流动对于流入地（主要是城市）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是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而对于流出地（主要是农村）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是农村地区村庄的空心化和农户家庭的空巢化。关于村庄空心化和农户家庭空巢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44]。
第一，土地资源浪费和农业发展受阻。大量青壮年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变得日益粗放，农地抛荒问题日益严重；同时，农村常住人口大量减少，村庄房屋空置问题严重，宅基地废弃造成资源浪费，这些都不利于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第二，农村基层治理和社区建设面临挑战。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地区基层治理的主要方式，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使得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流失严重。基层选举参选率降低，参选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这些都对农村基层治理和社会建设带来挑战。第三，农村留守人口问题。外出务工人员以青壮年为主，老人和小孩留在家乡成为留守人口；此外，年轻女性婚后为了照顾子女也会选择阶段性的回乡留守，子女过了哺乳期后又会选择性外出。这三类人口被形象地称作“三八六一九九”人员。
土地资源浪费和农业发展问题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农村基层治理和社区建设问题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畴，农村留守人口问题属于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的范畴。因此，本小节将关注重点放在留守人口上，包括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三种类型。
1.留守妇女问题
留守妇女在婚姻关系、心理状况、家庭地位、社会网络等方面面临不利的影响[145]。留守妇女的婚姻遭遇很多难题，可能出现不和谐甚至破裂。同时，丈夫和妻子之间出现了城市化不同步的现象，不仅表现在信息、技术和知识的不同，价值观、思维方式等也都出现了不同，这种不同步是引起婚姻变化的直接因素。留守妇女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却无人可以倾诉，缺少男性的关怀，既担心被丈夫抛弃，又担心被丈夫怀疑，这种种压力使其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又没有正常的方式释放压力，长年累月将严重影响其心理健康。在流动家庭中，外出务工的男性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掌握家庭财权。留守妇女分享不到实际的权利，起到的作用只是辅助性的，她们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丈夫仍然是“管理者”和“指挥者”，而留守妻子只是“生产者”和“配合者”。在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方面，家庭成员、亲戚、邻里传统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支持关系。丈夫外出后，留守妻子的社会支持网络的重心发生了转移，主要由婆家转向娘家，由血缘亲戚转向邻居好友。
2.留守儿童问题
留守儿童在教育、行为及交往、心理及情感、人身安全等方面面临不利的影响[146]。在留守儿童教育方面，不同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差异较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留守对儿童教育有着比较大的负面影响，但也有个别学者认为没有影响甚至有正面影响。在行为及交往方面，留守儿童缺乏与父母交流的机会，也不能直接依赖父母解决问题。所以，当他们遇到问题时，常常要自己去解决。由于不能得到父母的正确指导，行为上容易出现偏差。在心理及情感方面，留守儿童由于亲子分离，情感和人格发展受影响。常常有一种孤僻的心理，表现为沉默寡言、喜欢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胆小、自私、不合群。在人身安全方面，留守儿童由于得不到家庭和父母的有力或有效的监管、保护，容易产生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问题，包括受到他人非法侵害或人身伤害，以及自己行为失控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在对策上，有学者提出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改变优质教育资源过于集中、开办寄宿制学校等措施[147]。
3.留守老人问题
留守老人在赡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面临着不利的影响[148]。多数研究结论表明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经济供养方面的影响是积极的，但也有研究结论并不乐观，指出了留守老人从外出子女经济支持中获益程度的不稳定性和差异性。子女对父母的生活照料需要以空间距离的接近为基础，而外出务工导致两代人的分离，因此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子女的乡城迁移不仅减少了留守老人在日常生活、安全和医疗方面得到的照料，还增加了留守老人的劳动负担强度。孝顺愿望实现的断裂、联系不方便、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和为老服务意识淡薄、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社会福利与养老机制不健全等都是导致留守老人照料问题难的因素。子女外出会导致两代人观念上的差异扩大，使得彼此之间的感情纽带变得松懈，由此可能会带来代际隔阂的增大和子女孝道的弱化，直接影响老人的家庭地位及养老质量，导致农村留守老人精神慰藉的缺失。但同时，外出人员给家里提供的钱和物品等经济支持能使留守成员在村里的地位相对提升，生活有较大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子女外出给留守老人带来的孤独感。
四 总结与展望
本节第一部分主要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基本态势的描述性研究做了介绍。这些研究将中国70年人口迁移与流动基本上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该阶段人口的自由流动受政策限制，以行政指令和政治运动为引导，是在户口登记制度严格管理下进行的；第二个阶段是从80年代初至今，该阶段人口流动相关政策逐渐放开，人口自由流动的规模从小到大发展很快，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也随着总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对基本态势的研究大致观点相近，没有较大的分歧。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对1949年至今的人口迁移与流动的两个阶段的分法也符合现实情况。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影响人口流动的社会因素的相关研究。影响人口流动的社会因素分为积极因素（促进流动）和消极因素（阻碍流动）。促进人口流动的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社会资本（血缘、地缘关系）、普遍贫困，以及针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多元化动态建构因素。阻碍人口流动的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产生的社会屏蔽功能，以及贫困文化与亚社会生态等。对于影响人口流动的每一种社会因素，无论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都有大量的研究。学界不仅对社会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一问题有着较大争论，而且即便同样认为是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的研究者们内部，对哪种因素起到主要作用的观点也不尽相同。这是因为，人口流动问题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问题，来自不同学科、有着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们，看待该问题的视角也不同。当然，也正因为如此，不同的观点也使得对于该问题的思考变得更加丰富。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人口流动给社会带来后果，或者说对社会影响的相关研究。人口流动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后果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或者说不利影响。对于人口流入地来说，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流动人口在本地的社会融入问题。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制度区隔、教育工作经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都会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对于人口流出地来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家庭的空巢化与留守人口问题。留守人口包括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三类，他们在不同方面都面临一些不利的影响。对于以上问题都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人口流动带来了经济活力与繁荣，但社会学家们却更关注剧烈的社会变革为个人、家庭或社区带来的社会问题与行为失范。学术研究既要求真，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加以了解和把握，又要求善，以人为本，具备相当的人文主义关怀。
新时代背景下，面对人口流动转变的新趋势和新挑战，人口流动与迁移研究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第一，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第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引导人口有序流动。第三，流动人口服务对象由个体向家庭转变。第四，高度关注老年流动人口，做好流动者异地养老的公共服务[149]。中国人口发展已经由以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为主导转向以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为主导。如何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促进劳动力的合理分配，以及关注老年流动人口，成为未来流动人口研究中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