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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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人口问题的焦点和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当前中国人口问题的主要方面已经开始从数量问题向结构问题转变，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项重大议题。回顾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人口老龄化并非贯穿了整个70年，而是从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才逐渐启动，到2000年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才真正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可以发现，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到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由于出生率还处在较高水平，而死亡率则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了一个年轻化的过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53年时的4.41%下降到了1964年时的3.56%；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从年轻化逐步过渡到老龄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1982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达到了4.91%，1990年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达到了5.57%，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达到了6.96%，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达到了8.87%。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8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1.9%，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相一致，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研究成果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浅入深的过程，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回顾中国人口老龄化相关研究，最早的发端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人们预见到未来可能会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因此，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70年，但中国的老龄研究目前只有大约40年的历史，对整个时期老龄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研究的总体情况，陆杰华和刘芹已经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两位学者根据研究主题将改革开放40年来的老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老龄趋势及其原因的探索研究阶段（1978—1999年）、老龄社会特征及其政策应对的研究阶段（2000—2009年）、跨学科与本土融合的研究阶段（2010年至今）[150]。该研究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老龄研究有宏观与微观视角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与民生关注点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模式相结合五大主要创新点，也存在尚未构建老龄学科的理论体系、基础性研究重视不够、跨学科研究亟待加强、研究热点较为局限且缺乏深度、各部门调研数据和研究成果共享不及时五大问题。两位学者的梳理和总结对40年来（实际上也是70年来）中国老龄研究状况有很好的概括和把握，本节不再重复，而是专注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的相关研究。
实际上，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归根结底是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化的结果，但在不同时期各因素的作用会有所不同。曲海波用模拟的方法研究了生育、死亡和初始年龄结构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作用[151]。结果表明，生育率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在20世纪内，死亡率下降会使中国人口年轻化；到21世纪30年代以后死亡率下降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作用可能超过年轻化的作用。同时发现，在此后50年，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基期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超过了此间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并强调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实际上是前一个时期生育率和死亡率作用的结果。根据杜鹏的测算，1950—199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增加了1.1个百分点，其中生育率的作用使其增加2.7个百分点，死亡率的作用使其增加了0.8个百分点，年龄构成的作用则使其下降了2.4个百分点[152]。近年来，人口结构即人口惯性的作用成为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根据原新和刘士杰的研究，1982—2007年生育率下降对老龄化水平升高的贡献率为27.11%，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贡献率为18.67%，人口惯性作用的贡献率为56.06%[153]。由于人口老龄化是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化的结果，所以导致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影响因素也就是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因素，这在本章第一节中已经有详细回顾，因此在本节中主要专注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的进展。
一 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的发展脉络
结合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进程以及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阶段性，借鉴陆杰华和刘芹对中国老龄研究的阶段划分思路，深入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相关研究进展，也可以把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到1999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的探索和奠基阶段；第二个阶段是2000—2013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的纵深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是2014年至今，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的融合发展阶段[154]。与陆杰华和刘芹的阶段划分相比，本节的划分有所不同，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议题，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研究是一个重大促进，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影响研究在此后也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因此，此处在后两个阶段的划分上以2013年为界。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1999年。这一阶段可以称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的探索和奠基阶段。这一时期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从无到有，研究主题不断丰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最终使社会影响研究成为人口老龄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早期有关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影响研究往往包含在对人口老龄化的整体研究之中，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而存在。如邬沧萍和曲海波在分析中国面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应做的准备时指出，家庭养老方式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随着家庭养老条件的弱化，必然求助于社会养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势在必行[155]。熊必俊在分析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影响时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各个国家用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与福利的支出大幅度增加[156]。武元晋在分析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时，指出人口老龄化会对福利制度、医疗制度、退休制度以及对家庭带来影响[157]。这些研究虽然关注到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影响，但并不是把社会影响作为一项单独的研究，而只是在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研究中涉及。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一些地区已经较为明显表现出人口老龄化趋势，以及国有企业内部离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之比快速上升，社会上对人口老龄化的关注度进一步上升，国家计委于1986年9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的专题研讨会。一些研究开始专门关注人口老龄化与退休制度、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人口老龄化与医疗收费、人口老龄化与医疗服务需求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承担了“七五”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老年人口调查和老年社会保障改革研究”，对人口老龄化与老年社会保障改革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出版了相关成果，成为早期相关领域较有影响的研究之一。
20世纪90年代，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研究主题和领域进一步拓展。学者们继续关注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等之间的关系，如人口老龄化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人口老龄化与医疗服务需求及医疗保险改革、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保障体系。除此之外，一些研究将视角进一步拓展到人口老龄化与社会道德、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冲击、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政治等领域。
1999年，邬沧萍主编的《社会老年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影响研究开始向成熟的学科发展。尽管该书并不只关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影响，但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影响是该书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得到了系统化的梳理和概括，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性成果。
第二阶段：从2000—2013年。这一阶段可以称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的纵深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各研究领域内，相关研究都进一步深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更为全面和系统。
2000年中国人口正式迈入老年型，老龄社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新标签，社会各界开始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空前关注起来，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更为丰富。一方面，关于老龄社会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尽管老龄社会、老龄化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研究中已经有所涉及，但进入老龄社会以后特别是2004年以后，相关研究的数量和涉及的研究领域有明显的上升。这些研究或分析了老龄社会的一些特点，或关注了老龄社会城市规划、居家环境建设、家庭支持政策、健康老龄社会战略等。另一方面，对一些问题的研究与实际结合更为紧密，研究也更为深入。以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为例，由于1997年和2005年国务院两次发文改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随后几年又开始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试点，因此，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往往能结合这些改革的具体政策设计来开展相关研究。
2009年开始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是这一阶段相关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该项研究由全国老龄办负责组织实施，共发布了约20项研究课题，大多数课题都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影响研究有关，内容涉及老龄化趋势与战略、养老保险改革、老年社会福利与救助、老龄服务体系、老年妇女问题、农村老龄问题等领域，最终形成了课题总报告和分报告。该研究就应对人口老龄化进行了顶层设计，提出要构建战略管理体系、养老保障体系、健康支持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宜居环境体系和老年群众工作体系六大体系，积极推进适时适度调整生育政策、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逐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障制度、建议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加强老龄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积极发展老年人群众组织六大政策创制。
第三阶段：从2014年至今。这一阶段可以称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的融合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各相关学科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龄化进行研究，其中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影响也成为各学科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影响研究表现出多学科融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合、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相融合的特点。
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改革任务。这些改革任务的提出对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倒逼机制，也提供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议题。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更多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的研究也从多个学科角度展开，同时由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需求，应用研究特别是对策研究相关成果如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政策等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增长，此外，也由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更加需要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际经验与中国的本土实践结合起来，这一点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研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需求
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影响十分广泛，包括社会发展、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政治、社会心理等多个方面，从现有研究来看，对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两个方面，这里重点回顾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
从中国出现人口老龄化趋势以来，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本节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来梳理这些研究。
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影响的理论分析，总体上学者们都认为人口老龄化会给养老保障制度带来压力，但对于不同养老保险制度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则有较大的争议。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出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第一个视角是从养老金收益的角度出发，多利用世代交叠模型，分析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谁的收益性更好，从而判定在人口变化的条件下两种养老金模式的适用性问题。柏杰通过对“艾伦条件”进行改进，建立无限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两种养老金制度安排的帕累托有效性问题[158]。柏杰的分析认为，当人口结构年轻，赡养率较低时，现收现付制具有优势，反之则实行基金积累制具有优势。李军利用两期世代交叠模型分析后也认为，在老龄化程度处在相对较低水平时，现收现付制具有相对好的养老金收益性，因为这时相对少的现期老人可以享受相对多的劳动力供款，从而可以得到相对多的人均养老金水平[159]。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收益会随着劳动力比重的下降而不断下降，因此当人口老龄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基金积累制可能是相对有利的制度选择。
第二种视角则是从养老金支付的角度出发，大多利用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的养老金平衡公式，分析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资金平衡的关系，进而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不同养老金模式的影响。王鉴岗认为现收现付制缺乏必要的资金积累，难以适应人口老龄化到来时养老保险费用膨胀的需要[160]。田国强和林少宫认为，现收现付制必然导致税率（缴费率）不断上升，增加年轻人负担，而税率不可能一直高下去，因此在财务上潜伏着巨大的危机[161]。在认为现收现付制会造成支付危机的分析中，一般均在模型分析中要求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不变（即平均养老金与社会平均工资之比不变），程永宏放松了这一条件，通过一个在职者养老负担理论模型推导出，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现收现付制度发生支付危机，关键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口老龄化速度之间的差距，只要人口老龄化速度小于或等于全部人口人均产出增长率时，现收现付制就不会发生支付危机[162]。林宝在分析了传统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制和名义账户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后认为，基金积累制和名义账户制的优势只是在于采用量入为出的待遇给付原则，可以避免传统现收现付制容易出现的承诺过于慷慨的情况，从而避免因不必要的过度负担而造成的支付危机[163]。
第三个视角则是从养老金制度对老人的实际保障水平角度出发，将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代际分配关系看作对产品的分配，进而分析在人口老龄化情况下不同养老金模式对于保障老年收入水平的差异。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袁志刚等[164]认为人们夸大了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过渡的好处，人口风险（人口老龄化）会影响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两种养老保障体系，只不过现收现付制对人口风险更加直接、更加明显。
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影响的实证分析，一些研究重点关注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包括养老金资金平衡、养老金缴费率和隐性债务三个角度。
首先来看从养老金缺口角度出发的实证分析。王燕等的研究从资金缺口角度进行了测算，该研究利用CGE模型模拟了未来50年养老金账户的资金流量，并估算了不同时期政府财务负担的情况[165]，模拟结果显示：（1）中国2000年的养老金隐性债务达到了当年GDP的71%；（2）现行养老体系缺乏可持续性，采用扩面征收可以在短期内缓解赤字压力，在长期内则将使赤字情况更加恶化；（3）实行部分累计制会导致转轨成本，2000—2010年每年的转轨成本为GDP的0.6%，此后一直降低到2050年的0.3%，如果用个人所得税来支付转轨成本，一方面可以保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可以减少贫富差距；（4）转轨成本解决后，养老负担将大大减轻，如果维持一个20%的替代率水平，仅需10%—12.5%的缴费率就可以使收支达到平衡。在2005年进行制度改革以后，一些研究继续测算了制度的资金平衡情况，刘昌平测算结果表明，在其基准方案（方案4）下，社会统筹账户的基金缺口分布在2006—2031年，基金缺口年均值大约为1000亿元，高峰出现在2017年，大约为1700亿元；基金缺口的总额约为2.8万亿元，呈现出稳定增加的态势，从2032年开始，社会统筹账户开始出现盈余，且盈余量迅速增加，2042年达到年度盈余量最大值，达到2500亿元，而到2050年，盈余量的累计值将达到3.9万亿元[166]。殷俊和黄蓉采用随机模拟方法对基础养老金的长期财务可持续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当结余基金收益率为0—5%时，2070年基金缺口很可能高达当年缴费收入总额的15倍，在最好的情况下，基金不会出现缺口，且基金积累总额为缴费收入的5倍[167]。赵斌和原浩爽的测算认为，未来10年左右中国将继续处于基础养老金结余状态，但从2023年开始将面临基础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状况，出现基金缺口[168]。郑秉文等测算了2019—2050年养老金的平衡状况，测算发现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在勉强维持几年的正数后便开始加速跳水，赤字规模越来越大，2019年当期结余总额为1062.9亿元，短暂地增长到2022年，然后从2023年便开始下降，到2028年当期结余首次出现负数-1181.3亿元，最终到2050年当期结余坠落到-11.28万亿元。其实，上述的当期结余是在“大口径”（包括财政补助）情况下测算得到的。如果不考虑财政补助，即在“小口径”情况下，当期结余在2019年就已经是负值，而且下降得更快，到2050年为-16.73万亿元[169]。
其次来看从缴费率角度出发的实证分析。缴费率关系到制度的支付能力，世界银行曾援引中国官方小组的研究结论称，如果中国不对现收现付制进行改革，到2033年养老保险费率将达到39.27%，如果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法，将平缓养老保险费率的上升[170]。高建伟和邱菀华通过建立缴费率模型结合世界银行对中国人口的预测结果分析后指出，在21世纪老龄化到来之际，如实行现收现付制，将不能保证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必将引发养老金的支付危机[171]。姜向群的研究认为在现收现付制下，人口老龄化将使缴费率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如果按20%的养老金替代率（即部分积累制）来衡量，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缴费率的影响并不明显[172]。饶茜等则分析了提高退休年龄对缴费率的影响，发现提高退休年龄可以有效延缓高缴费率的到来[173]。孙雅娜等认为社会统筹20%的缴费率是符合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缴费率[174]。林宝在考虑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扩大、延迟退休年龄等因素的条件下测算了社会统筹部分的资金平衡状况，认为在2050年前有一定的降低缴费率的潜力[175]。
最后来看从隐性债务角度出发的实证分析。隐性债务关系到养老体制的支付义务，一些研究对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进行了测算，由于计算时点和计算方法等的不同，结果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房海燕计算的1997年中国隐性公共养老金债务规模为17998亿元[176]。周渭兵计算的1998年年底中国隐性公共养老金债务规模为36632亿—47011亿元[177]。谭湘渝测算的2001年中国隐性债务总额为93921亿元[178]。贾康等将隐性债务定义为支付给“老人”的基本养老金和“中人”的过渡性养老金，假设1997年年底为旧制度的终止年份，计算出2007年的隐性债务为1.08万亿元[179]。彭浩然等测算了封闭和开放系统下的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隐性债务规模，基于不同的利率、工资增长率等条件，测算了不考虑扩面时和考虑扩面时的隐性债务规模，给出了债务规模的区间[180]。
与理论研究不同，实证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据和参数假设，所以这些实证研究成果还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尽管如此，这些研究仍然有助于了解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制度影响的程度和趋势，使我们加深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影响的日渐加剧，相关政府部门也开始逐渐意识到政策模拟的重要性，这将推动养老金实际运行数据应用于学术和政策研究之中，从而提高后续相关研究与实际的契合度。
（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即2000年以前，很少有研究专门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最先受到学者关注的人口老龄化影响是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影响。如顾杏元等根据上海市郊各年龄组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率的抽样调查资料及1985—2000年上海市郊人口预测数据，预测了今后15年内上海市郊居民的门诊及住院医疗服务需要量的发展趋势[181]。周丽苹和沈惠云预测了2000年、2025年、2060年慢性病人、全年患病人次、需住院病人的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之比，以及2020年、2030年离退休人员医疗卫生费的情况[182]。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有一些研究开始关注老年人的养老意愿问题，如复寿劳基于上海浦东2300户老年人的调查资料分析了老年人的养老居住意愿、希望将来的护理照料方式、最关心的问题等[183]。程远和张真分析了上海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自理能力、住房状况及经济状况等都对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还是机构养老存在一定的影响[184]。
这一时期，值得强调的是两个调查项目。其中之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组织开展的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该调查是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老年人口调查和社会保障改革研究”的一部分。调查覆盖了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共调查60岁以上老年人口36755人[185]。在该调查开展的同时，参与合作研究的2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也采用全国统一问卷，利用抽样调查、典型调查等方法对本地区的老年人口情况进行了调查，与全国样本合计调查近10万人[186]。该调查数据为老年人口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基于调查结果出版了《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及《中国老年人口》（人口卷、经济卷、社会卷），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批学术成果。如田雪原利用该数据分析了老年人口性别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婚姻、生育、家庭、经济状况和供养状况、就业状况、医疗、健康和活动状况等[187]。沙吉才利用该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老年人口的文化构成特点及其与经济收入、经济来源、劳动就业等之间的关系[188]。尽管这项调查并未像后来的一些调查那样将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但是调查结果为老年人养老需求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另一个调查项目是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1992年组织开展的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该调查是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的调查项目。该调查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调查方法，主要调查了老年人的基本特征、经济状况、居住安排和生活照料、心理感受等内容，根据调查结果出版了《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汇编》。基于该数据的研究成果涉及经济状况及养老负担[189]、代际关系[190]、生活质量[191]、健康和自理状况[192]、心理状况[193]等多个方面。这项调查数据是早期关于养老需求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
2000年以后，随着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养老服务需求的问题，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服务需求现状，另有少量研究则主要关注了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养老服务需求变化趋势。
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需求的现状，一般是基于全国或区域性的老年人微观调查，主要分析养老服务需求的特点、差异等。在全国性调查数据上，一项重要的调查是“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抽样调查”，该调查由全国老龄办委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分别于2000年、2006年、2010年、2015年开展了4次。基于调查数据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养老意愿[194]、健康状况与卫生服务[195]、生活照料[196]、养老服务需求与利用[197]等。第四次调查数据开发课题报告汇编已正式出版，其中有多个课题涉及养老服务需求与利用问题，如“老年人健康及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研究”“中国城乡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研究”“基于需求侧的老龄产业发展状况、问题及对策研究”“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困境与对策研究”“医养结合与养老体系建设研究报告”等[198]。
其他比较重要的全国性调查还有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开展的“中国老人健康影响因素调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开展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跟踪调查”（CHARLS）、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和老年学所组织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这些数据都进行了多轮并向学界开放，基于这些调查研究产生了大批研究成果，其中一些成果直接关于养老服务需求，如周云和封婷利用2011—2012年“中国老人健康影响因素调查”分析了有照料需求老年人的特征以及老年人照料需求强度问题[199]。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居住地等人口社会学特征影响到老年人有无照料需求以及照料需求强度的大小；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受限程度的加深更是老年人需要照料以及照料强度增加的重要原因。孙鹃娟和沈定利用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中国老年人口的养老意愿及其城乡差异，发现城市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受个体、家庭、社区三类因素的共同影响，呈现多元化特点，而对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则基本集中于家庭因素[200]。陆杰华和张莉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对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现阶段中国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模式正在转变，虽然以家庭为主的传统照料模式依然是老年人照料需求模式的主体，但转型期照料模式和社会化照料模式已被部分老年人接纳[201]。不仅如此，这些数据也成为中国相关领域研究生论文的主要数据基础，对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基于区域性调查数据的研究也较多。这些研究一般调查样本量较小，基于某一特定地区，有的甚至是基于特定地区的特殊老年人群体。区域性养老服务需求调查涉及的地区非常广泛，如上海、北京、深圳、杭州、西安、武汉等城市，四川、山东、湖南、甘肃、新疆等省（直辖市、自治区）。对特定人群的研究涉及异地养老、候鸟老人、独生子女父母、失独老人、少数民族老人、贫困老人等。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在不同范围以不同程度揭示了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养老服务需求情况。
对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养老服务需求变化趋势则主要是从宏观视角来关注养老服务需求的变化，但与养老需求现状的研究相比，这类研究相对较少。其中一些研究是对失能老人（或不能自理老人）数量的预测[202]以及对护理需求的预测[203]，还有少量研究涉及家庭照料需求成本[204]和老年照料劳动力需求[205]等。
三 总结与展望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服务需求相关也呈快速增长态势，相信随着养老问题的日益凸显，此类研究会越来越多。总结70年来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的相关成果，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相关研究的进展与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相一致，或者可以说，正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现实一直在推动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的发展。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随着人口老龄化影响的加剧，相关研究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在不断提升。
二是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的数据基础正在不断夯实，相关研究也更加重视数据和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如果说有关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的早期成果还主要是一些理论和逻辑分析的话，那么随着一些可利用数据资源的增加，定量分析方法日益成为主要的分析方法。特别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相关调查数据向学界开放，成为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力量，使学术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三是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涉及的学科和研究人员正与日俱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体现在学术研究上，则是各个学科都从自己学科的角度切入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关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影响，涉及的学科广度和研究人员数量都在快速增长。
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之下，在现实的推动之下，通过不断夯实数据基础、不断完善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学科领域、不断补充研究人员，取得了今天的研究成果。展望未来，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加强。
一是要继续拓展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回顾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影响研究，还是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两个方面，关于社会治理、社会心理、社会关系等其他社会影响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以社会治理为例，杜鹏和王永梅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老龄化社会治理的问题、成就和现代化路径[206]，就老龄化的社会治理本身进行了很好的梳理和总结，实际上，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对整个社会治理结构、社会关系等产生影响，这些都需要未来进一步研究。
二是要继续夯实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研究的数据基础。一方面，还要加强对现有数据的开放和开发利用。目前除了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少数单位的调查数据对外开放，大部分调查的原始数据并未向公众开放，大量研究只能基于数据汇编而作，不仅影响了研究的深度，而且还影响了数据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加强多数据的综合利用。目前基于单一数据来源的研究成果较多，多数据综合分析某一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应该积极探讨多数据综合利用的方法，加强数据间联系和区别的研究。
三是要继续加强多学科协作，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目前各学科对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影响的相关研究大多是从各学科的视角单独切入，多学科联合协作的研究成果还十分少见。本质上，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影响十分复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影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需要多学科综合协同开展研究，而不是各学科分兵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