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农村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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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业人口大批向城市转移，这是一切工业化国家都曾经经历的过程[55]。对农业剩余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包括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行为特征的分析[56]、剩余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57]、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条件[58]。
王向明认为，20世纪50—80年代，农村剩余人口中有7000多万人迁入城镇，但这部分人口只占农村新增人口的20%左右，而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远远小于农村需要转移的劳动力[59]。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具有很多重要的作用，最为突出的是：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过程将成为城镇合理发展和人口合理分布的过程，以及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促进了非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沈金虎认为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别，农业人口向城市产业部门的转移就有可能提高全社会的国民收入水平[60]。侯哓虹等在河南省7个不同类型的县进行了抽样调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的追求收入的动因和易于满足的惰性这两种双重身份进行了定量分析[61]。
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导致权力和利益结构重新安排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任建平和赵龙跃认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剩余农村劳动力更多的是在体制及政策变量稳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转移过程将更多地服从一些固有的经济规律[62]。陈武提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双梯度联系转移模式[63]。黄祖辉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自发性”，并且具有“就地转移”的特征，虽然是被动选择的结果但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农民收入[64]。冯兰瑞和姜渭渔对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进行了比较[65]。
除了对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原因进行理论解释外，很多学者开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进行估算，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产生了大量的相关研究[66]。这些研究所采用的估算方法和估计结果都不尽相同，估算结果从4000多万人到2亿人，相差甚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算结果为1.17亿人[67]，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4600万人[68]，生育劳动力为1.1亿人[69]。
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密切相关。早期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有范棣和陈昭、牛仁亮、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陈吉元和胡必亮[70]。周天勇根据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政策后果，导出了相反的二元结构转换政策[71]。实际上，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在就业待遇等问题上也存在很大差异。王美艳发现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之间工资差异的43%是由歧视等不可观测的因素造成的[72]。
实际上，关于改革户籍制度从而促进城乡人口自由流动、提高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政策建议从很早就已经被提及。例如，沈金虎认为除了一般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困难外，中国还存在人为地防止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的商品粮政策或者说城乡户口政策，他提出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应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逐步改变这一政策[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