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健康与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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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美国健康经济学家Arrow明确提出健康和医疗服务的不确定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为健康经济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79]。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人们对医疗和健康的需求大幅增加，各国的医疗体制都面临着如何分配社会资源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健康和医疗需求，健康经济学快速发展起来。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关于健康与经济的研究比较少，基本处于空白。健康经济学也未作为一门学科出现。这一时期健康经济学几乎处于停滞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西方经济学理论进入中国，健康经济学逐渐发展起来，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入和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健康经济学的内容不断被丰富。
一 健康、健康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
健康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相互的，健康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反过来通过收入水平、消费等来提高健康水平，二者关系复杂。从宏观数据的分析来看，初期的研究结果认为一国居民的总体健康状况对经济增长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健康人力资本同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80]，但当健康水平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就会出现负相关关系[81]。健康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还没有定论，同样，对于健康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有助于提高健康水平，在目前的国际研究中也仍然没有结论。但国内的研究却又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通过对中国跨省的数据分析发现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82]。但是有研究发现这种正相关具有一定条件，即只是在不考虑健康投资挤占物质资本的条件下，健康投资总是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如果考虑健康投资对物质资本的挤占效应，结果可能会相反[83]。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资本的“门槛效应”，就是说只有当人均有效劳动所附载的资本量突破某个临界点之后，才能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要按照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确定政府对公共健康的投资力度，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要以政府为主力量投资健康，这样会有利于私人部门将主要资源用于物质资本形成，而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则应减少政府部门对公共健康的投资，政府的作用是引导人们来投资健康，并激励和促进经济发展[84]。
二 健康与劳动生产率、就业和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
以Forgel的研究为代表，认为人们食物消费和营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人们健康人力资本的提高，这样在总人口中参与劳动人数的比率大大提高，同时个人参与劳动的时间增加[85]。从长期来看，充分的食物供给和不断提高的营养水平也改善了整个人类的身体健康水平，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和生产效率都得到提高，这就提高了单位能量在劳动中的产出效率。许多研究都表明，营养和健康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86]。除了营养，疾病对收入的影响也是健康与收入关系的一个方面，微观上看疾病可以导致治疗花费与劳动时间的损失，从而对收入造成损失。宏观上发现疟疾对于各国经济增长有显著负面影响[87]。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健康与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到发展。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的对农村的研究。
张车伟研究发现，在农村，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方面的因素对劳动生产率都会产生影响，特别是营养摄入和疾病的影响最为显著[88]。在中国的贫困地区，营养和健康是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乡村医疗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健康状况是致贫的重要原因之一。健康状况不仅是致贫原因之一，而且对整体农民收入都产生影响。如果将营养细分，发现热量和蛋白质摄入对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而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摄入对农民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因此营养结构的改善能显著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表明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贡献[89]。除了营养之外，大病冲击对农村人均纯收入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大病的短期与中期影响使得患病户人均纯收入平均降低13.2%，长期的影响可持续大约24年，对贫困户的影响更严重[90]。
在中国市场转型之后，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实现非农就业。而对于劳动参与和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得上，健康状况都有显著的影响，由于非农就业机会对家庭收入有重要作用，所以健康在获取非农就业收入甚至增加家庭收入方面有重要作用[91]。
三 健康与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有关收入差距对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从宏观层面来研究二者的关系为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以采用微观数据研究二者关系成为研究的主流[92]。在早期的研究中发现随着基尼系数的扩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和5岁时的预期寿命都会降低，也会提高婴儿死亡率[93]，收入差距与健康之间有着负相关关系。但是在后来使用微观数据研究时，各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与健康的关系却难以得出一致的结论[94]。
中国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收入差距也急剧扩大，2003年，基尼系数达0.45。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引发了一系列围绕收入差距与其他要素的关系的研究，健康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是一方面，收入差距是否会导致更大的健康不平等等问题随之而来。
Li和 Zhu发现社区层面的基尼系数与人们的自评健康之间存在着倒“U”形的关系，即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个体感觉自己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但当收入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个体的自评健康水平则会呈现下降趋势[95]。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不利于低收入人群的健康[96]。虽然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健康影响是负向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却对健康水平起到正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收入差距带来的对健康的负向影响[97]。
四 2015年之后，产业结构升级与健康产业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通过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释放发展能量。
2016年中国提出《“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未来15年，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将为维护人民健康奠定坚实基础，消费结构升级将为发展健康服务创造广阔空间，科技创新将为提高健康水平提供有力支撑，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将为健康领域可持续发展构建强大保障”。在此战略指导下，健康经济学中对大健康产业的研究开始出现并不断推进。
中国大健康产业推动传统健康产业向大健康产业转型升级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的主要途径。但是对大健康产业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且偏重于研究具体健康产业，缺乏对大健康产业清晰的界定、实证研究和中外大健康产业对比研究等[98]。
在这种背景下，金碚对大健康产业做了经济学理论上的探讨，他认为健康是人的最基本需要，又是终极需要；健康具有自益性、公益性和公论性[99]。在大健康产业这一特殊商域中，生产、交换、消费，以及政府的监管制度等这些具体模式都有极大的可选择性，这些具体模式通过不同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来应对和解决不同的问题；生产形式和供应方式纷繁复杂，几乎涉及各类经济组织形式。大健康产业发展要有高度的创新精神，其根本性解决方案需要最前沿的科技创新和人文社科领域的创新。而张车伟等则更接近实证，从大健康产业的属性、范围和测算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大健康产业从本质上说是产业活动，但兼有公益属性[100]。经测算，2012—2016年，中国大健康产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12.1%。大健康产业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资源的最优配置已经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实现了，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发挥积极作用。由于大健康产业的内涵和外延都与传统健康产业不同，因此，其发展思路也要有所改变。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他们认为发展大健康产业的思路和政策建议是需要准确把握大健康产业的属性，创新产业支持政策，保障土地供给渠道、完善技术支撑，形成“互联网+大健康”产业模式，推进大健康发展规划与社会发展规划等有机结合，促进与“多规合一”的融合。中国推出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使健康产业成为国家支柱型战略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