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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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现代的“生产要素”[101]，同样能够发挥提高生产率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功能[102]。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影响劳动供给决策、消费储蓄行为、人力资本投资等，最终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格局，这一议题不仅关系到社保体系自身可持续性，同样也影响到整个劳动力市场和国民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
一 社会保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功能
新中国70年的改革发展实践表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紧密关联。经济发展为社会保障制度奠定物质基础，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完善又为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社会保障事业也全面发展，全面脱贫目标基本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社会救助实现应保尽保。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企改制全面启动，社会保障制度发育滞后，养老金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城市新贫困人口增加，社会矛盾加剧。1998年，中央做出实行“两个确保”、建立“三条保障线”的重大决策，加快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国企改革和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持续增加民生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应对危机冲击，实现了社会预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
如何处理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议题。当前中国人口、经济与社会转型加快，理解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领域内的学者基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同等重要，需要努力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关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争辩由来已久，并呈现周期性。一些人更多看到社会保障对于经济增长可能存在的负面效应，包括阻碍竞争、抑制劳动和就业、产生代际差距等。一些学者更强调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包括提高预期寿命、提供全方面保障、缩小社会差距、缓解经济危机、促进社会稳定等。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积累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和福祉水平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人类自身的脆弱性和市场失灵现象，决定了具有稳定性的社会保障是国家治理的必要手段和重要工具[103]。
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需要探讨社会保障的作用机制，包括社会保障如何对劳动力市场、消费、储蓄、投资、人力资本等产生影响。从供给侧看，社会保障提高了生产要素的成本，倒逼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从需求侧看，只有建立起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消除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有利于拉动当期消费、抑制需求疲软的局面。社会保险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公平性，即在保基本意义下的社会保险权益之均等性；二是互助共济性，即社会保险制度设计基于互助共济的原理[104]。社会保障制度作为重要的收入再分配手段，应当在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人口结构巨变对于社会保障体系带来重大冲击，社保体系自身也面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突出矛盾。人口结构巨变使社保体系可持续性风险迅速加剧，社会保障体系的“人口红利期”已经过去，供养结构发生转折性变化，征缴收入在社保基金中贡献下降，社保体系自身筹资能力减弱，社保筹资长期依赖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105]。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要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短期通过体系内政策调整缓冲风险，长期要依靠生产率提升解决筹资问题，前瞻性地应对新技术变革，加快推进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保体系。
二 社会保障与就业需求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必然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企业雇工需求和工资水平变化体现。社保缴费负担构成企业劳动力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经营决策。作为劳动需求方的雇主所需要负担的养老保险缴费，是否会通过降低员工工资、减少雇佣人数方式转嫁给劳动供给方，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106]，但是经验研究中并未达成一致性结论。总结来看，尽管目前相关研究结论较多倾向于社保缴费会削减员工工资水平[107]，较早关于英国和瑞典的研究认为企业将社保缴费的33%—50%转嫁给员工，但是有学者却给出了强有力的反驳，认为这种“转嫁效应”主要来自内生性问题，实际上并不具有真实统计显著性[108]。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高缴费率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不容忽视。马双等研究发现，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将挤出员工工资的0.6%，企业雇用人数将减少0.8%，对低技术水平企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上涨的挤出效应相对较弱[109]。在宏观省级层面上，社保缴费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挤出全国劳动力需求4.95%，对于上市民营企业而言，社保缴费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显著挤出劳动力需求1.93%[110]。社保缴费产生的“就业挤出效应”存在群体异质性，封进研究发现，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或非技术类型的员工，企业会将其缴费的10%—50%以降低工资的方式转嫁给他们[111]。Ma和Cheng利用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hina Employee-Employer Matching Survey，CEES）研究发现，尽管劳动力供需状况已经发生转变，但社保缴费负担仍然存在抑制员工工资的影响，企业实际缴费率对于私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及低技能岗位工人的工资抑制作用更明显[112]。研究中国社保缴费负担需要特别关注名义缴费率与实际缴费率之间的差异。在较高的社会保险法定缴费率下，法定缴费率与实际缴费率的差距显著扩大[113]。Cheng等提出中国社保制度执行力问题并尝试进行度量，中国养老保险名义缴费率（28%）高居世界前列，但根据CEES调查数据显示，平均实际缴费水平与日本等国家基本接近（12%—16%），由于政策不统一、执行力度不一致，不同地区和企业承担的实际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存在较大差异，执行力差异带来的企业和就业人员的税负不平等，对于劳动力市场造成扭曲[114]。
社会保险参保对于企业用工需求的影响也可能通过养老金预期收入产生作用。理论上，养老金可以视为一种延迟支付的工资，对提高养老金的需求也就是对提高工资的需求[115]，在工作阶段缴纳的社会保险税费预期能够在退休阶段得到较高回报。养老金发挥了一种劳动力成本补偿的作用，同等情况下有养老金的企业可以用更低的工资水平雇用员工。如果劳动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工资补贴将降低市场工资率、提高就业规模或劳动供给时间[116]。工资与养老金之间具有可替代性，削减养老金水平将要求更高的工资水平，相反，更慷慨的养老金待遇则倾向于降低工资水平[117]。养老金改革不管着眼于缴费贡献阶段还是待遇享受阶段，即调整缴费率或替代率都将对企业劳动边际成本和均衡工资产生影响。
三 社会保障与劳动力供给
社会保障除了福利功能之外还具有稳定劳动力市场功能，准确地评价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忽视其劳动供给效应。劳动经济学领域较早开始关注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行为影响，一般认为社会保障倾向于激励劳动者更早退出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参与率或劳动供给水平。Samwick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养老金覆盖率扩大可以解释美国劳动参与率下降的25%[118]，Blau 和Goodstein从相反的视角观察发现，20世纪90年代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可以被削减养老金政策解释1/4至1/2[119]，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也有类似的经验研究[120]，养老金使得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增加。但是，养老保障也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就业创业投入，甚至认知能力等途径增加劳动供给，Posel等观察南非经验发现，有养老金家庭的农村妇女更倾向于迁移寻求工作机会，从而增加劳动供给[121]。类似地，医疗保障倾向于减少预期医疗支出，对劳动供给产生负向激励，但也可能通过改善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增强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对劳动供给产生正面效应[122]。
中国社会保险改革相关研究集中于制度设计和财务平衡，对于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讨论不多。进入21世纪，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深刻变化，劳动无限供给时代终结，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一些研究开始关注养老保障制度的劳动供给效应。Giles等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观察中老年人的退休行为，发现养老金是其中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123]。程杰利用世界银行在中国开展的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研究发现，养老保障制度存在明显的劳动供给效应，降低了农户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供给时间，新农保、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等不同制度的劳动供给效应存在差异[124]。张川川利用CHARLS数据分析表明，新农保的养老金收入使农村老年人工作的概率下降了25—33个百分点[125]，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NS）也得到类似结论[126]。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新农保的养老金水平较低，不足以对农村老年人产生劳动供给影响[127]。
中国城镇职工退休制度刚性特征明显，对于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较大冲击，甚至造成劳动力市场扭曲。过早退休成为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典型特征，利用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估计显示，在控制了城市工资水平、个体人力资本等因素之后，被养老金覆盖将导致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51.0%，女性和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下降44.3%和55.4%[128]。封进和韩旭利用CHNS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城镇职工办理退休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幅下降，女性和男性在办理退休手续后劳动参与概率分别下降40%和47%[129]。刚性的退休制度与劳动力市场转变重叠，导致中国出现一个典型的“退而不休”现象，根据估算表明，目前城镇劳动力市场中一边拿养老金一边继续从事就业活动的人员接近1200万人，这其中接近60%不到60岁，不同于日本和欧美国家的“银色工作者”（Silver worker），他们大多是60岁甚至65岁以上的老年人[130]。养老金作为一种经济补偿干扰正常工资形成机制，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研究显示，被养老金覆盖将使劳动者小时工资下降43.5%，中国特殊的退休制度同时存在“就业挤出”效应和“工资抑制”效应，这正是养老金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两者矛盾的现实表现。
养老金制度改革对劳动供给影响也反映在代际和群体之间。延迟退休增加了老年人就业概率，是否会挤出青年人就业？这种代际效应影响到养老金体系的长期运行。理论上，这主要取决于代际之间的劳动力替代弹性。关于延迟退休挤占年轻人岗位的担忧，国际经验反复证明这是基于劳动合成谬误（Lump of labour fallacy）的判断，实际上老年人就业增加并非必然影响年轻人就业率，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并不存在强烈的替代关系，延迟退休不会显著提高青年失业率[131]，即便是劳动力市场刚性较强的日本，经验研究也支持类似结论。张熠等认为，中国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岗位创造效应足以超越岗位占用效应[132]。封进等采用期权价值考察中国延迟退休政策效果，在当前的缴费和待遇规则下，对男性期权价值的影响并不大，但显著增加了女性的期权价值，女性从事继续就业的概率提高[133]。张正东等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女性退休会导致男性配偶退休概率提高，劳动参与率下降[134]。有学者担心延迟退休会提高中老年人失业率，临近退休的中老年群体失业后会因为剩余工作年限较少和找工作难度加大而表现得较为消极[135]，而且不仅仅要考虑数量替代，同样也要关注质量替代，需要评估两方面的综合效应[136]。
四 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
社会保障通过储蓄、消费、劳动供给、人力资本积累等途径影响一国经济增长及其收入分配格局。首先，社会保障直接改变了当期或预期预算收入，观察社会保障的消费储蓄效应成为研究兴趣所在。理论逻辑上，社会保障倾向于增加预期收入，降低预防性储蓄，扩大当期消费需求，OECD国家的一些经验也证实，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长期储蓄率下降以及经济增长放缓，当然，不同国家的不同制度对于消费、储蓄乃至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137]。张川川等利用CHARLS数据检验表明，新农保使农户家庭消费和人均消费分别提高了14%和11%[138]，但是享受养老金的同时，退休行为本身也可能会影响消费行为，Li等研究发现退休将使中国城镇老年人非耐用品消费支出下降21%[139]。白重恩等则关注新农合对非医疗类消费的影响，认为医疗保险制度符合预防性储蓄假说[140]，一些学者利用CHNS数据检验支持这一观点，新农合显著增加了居民热量、碳水化合物以及蛋白质等营养摄入，甚至显著地刺激了农户耐用消费品的需求[141]。社会保障与居民储蓄的关系存在争议，何立新等根据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P）研究发现，养老保障产生显著的替代效应从而降低家庭储蓄[142]，马光荣和周广肃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发现，新农保降低了60岁以上老人的储蓄率，但对尚处在参保缴费阶段的居民没有显著影响[143]。白重恩等发现由于存在缴费行为，当期可支配收入减少可能会抑制消费、提高储蓄率[144]。这些经验研究大多是观察社会保障的直接效应，理论假说是社会保障仅通过改变预算收入而影响消费储蓄行为，但实际上农户模型中决定效用的因素除了收入之外，还有劳动（或闲暇）这一重要因素，解剖社会保障的作用机制仍然有待深入探究。
公平性是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社会保障能否有效降低不平等自然成为关注焦点。世界银行提出了绝对贫困、机会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三个维度，社会保障在第一和第三个维度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而实际经验也表明，医疗保险、低保等制度已经开始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不同于欧美国家相对成熟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能够通过强有力的再分配调节使基尼系数平均下降10—15个百分点[145]，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过程中面临一些制度性遗留问题，导致收入分配效果不明显甚至产生逆向调节作用。何立新就发现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出现的转移收入扩大不平等现象[146]，解垩利用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研究认为，医疗保险加剧了医疗服务利用不平等[147]。但是，封进和宋铮构建消费—医疗支出决策模型研究表明，健康状况较差的穷人是新农合最大受益者[148]。新农合的补偿更倾向于患病群体，低收入群体获得的补偿高于高收入群体，医疗支出加剧了农村不平等，但新农合倾向于缩小收入差距。高文书利用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研究表明，社会保障转移性收入使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下降1.8%，但由于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社会保障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上升23%[149]。政府在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转移性支付必然产生收入分配效应，但能否偏向于中低收入群体从而降低不平等仍有待观察。
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是生活保障，能否有效削减贫困是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要回答的问题。经济增长是削减贫困的重要动力，而社会安全网则是摆脱持久贫困和风险冲击实现共享繁荣的关键。发达国家通常将社会保障体系视为老年人生存风险的“减震器”，社会保障能够有效弥补家庭成员经济支持的不足，降低老年人的经济贫困发生率[150]，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相对成熟，贫困削减的效应比较稳定，老年人贫困对社会保障收益的弹性基本一致。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人口迁移改变了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农村正在以更快的步伐加速老龄化，预计2030年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将达到34%（城镇为21%），农村老年人更加脆弱、更容易陷入贫困，初步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在削减贫困方面发挥作用，但未来将面临更大挑战[151]。“因病致贫”现象是中国农村的一大挑战，新农合在减贫方面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相关经验研究表明，尽管新农合有助于提高农民健康水平，但其医疗支出并未显著下降，实际脱贫效果并不理想[152]。程杰利用全国老龄委城乡老年人跟踪调查研究表明，养老保障显著降低了农村老年人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但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的作用相对有限[153]。Park等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追踪调查数据（CHALRS）观察发现，不管是从收入还是消费视角，养老保障覆盖都具有显著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154]。但是，传统的家庭保障功能可能受到社会保障的冲击，老年人获得养老金后经济独立性增强，家庭成员的经济支持可能被“挤出”，从而影响贫困削减效果[155]，数据显示，农村老年人获得新农保养老金使其获得家庭转移支付的概率下降了32%—56%[156]，社会养老能否有效替代家庭养老还是一个未知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削减贫困，能否肩负起2020年前完全脱贫的攻坚任务，这仍然有待我们仔细观察。
五 社会保障体系与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协调
社会保障体系会影响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国民经济增长，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影响而产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目标应该是设计出不牺牲劳动力供给或者促进劳动力供给的保险体系。社会保险自始至终就存在一个保障与扭曲之间的权衡，劳动者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是最明显的扭曲效应，妥善地弱化扭曲效应也正是各国社会保险改革的重点[157]。
当前养老保险制度分割究竟对就业市场和经济增长有何影响，包括决策者在内的绝大多数利益相关者并不深以为意[158]。支撑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源通过社保缴费构成企业劳动成本，从而使社会保障制度由此“切入”经济运行，成本增加既会削弱就业岗位的创造，又会降低企业竞争力，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并最终减少流向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源量[159]。过去较长时期内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关注于基金收支平衡，忽视了经济协调性问题，养老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存在突出矛盾，不规范的制度规则造成劳动力资源浪费，最终造成潜在经济损失。因此，无论选择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制抑或是名义账户制，仅仅依靠制度内部的调整恐将难以从根本上应对可持续性挑战。建立适应于劳动力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养老保险制度需要能够兼容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就业的目标[160]。
社会保障制度并非独立于经济系统之外，改革直接通过影响劳动参与率、劳动供给水平、劳动需求变化等影响劳动力市场，而这些参数恰恰是准确评估未来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运行所不可或缺的。现实中养老金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友好”，在待遇支付阶段，养老金可能挤出劳动供给，在缴费贡献阶段，养老保险负担可能挤出就业需求，养老金制度对于劳动力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将加重养老金体系负担。Mark和Cho提出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来替代较高的养老金水平，继而刺激老年人参与劳动，这一思路符合养老金体系与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的要求[161]。养老金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关系，这一矛盾关系也是诸多国家在实施养老金改革中面临的共同难题。
社会保障研究更多关注于体系内部的结构性改革或参数式改革，对于劳动力市场及其经济影响研究有待加强。劳动经济学较早开始关注于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但视角着眼于劳动力供给，对于养老金体系的影响及其改革方向探讨不多。总体上，养老金与劳动经济学两个领域之间尚处于相对孤立状态，系统性地探讨内在关联的研究不多，这一领域有待继续加强探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