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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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事业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健康事业也一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要保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70年的实践证明，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发展理念，按照医疗卫生和健康经济的发展规律，才能保障和促进健康，也才能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党的十八大提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再一起重申了健康作为发展的基本目标的定位。全国卫生和健康大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强调了健康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意味着健康中国的建设，是新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重要任务。面对新时代的新要求，未来中国的健康经济发展也将有新的发展形势。在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迈向高质量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高质量的医疗卫生发展，成为必然选择。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新时代，从以治疗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成为必然选择。在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时代，从以健康事业为主，转向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相结合，发展新业态、新就业，成为必然选择。在老龄化加剧的新时代，健康和养老深入融合的医养结合，成为必然选择。在信息化加速的新时代，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满足人们对更好的健康的向往，成为必然选择。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从以政府维护健康为主转向政府、社会、个人共同承担健康责任，推动社会团结，成为必然选择。健康和教育一样，是人力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162]，因此健康经济也是劳动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健康经济学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险制度不断完善及老龄化社会变迁中，健康经济学的内容不断丰富，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决策。对中国政府公共健康投资的时机转变、对农村致贫的健康因素的解释、通过健康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家庭收入、收入差距与健康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大健康产业的兴起等，都表明健康经济学的研究始终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连，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行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对健康服务需求的增大，健康经济学的发展也将更注重研究健康投资对经济高质量稳定发展的影响，健康需求与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的关系等。未来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方法不断成熟的条件下将实现质的飞跃。
包括健康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本身能够发挥提高生产率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功能。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影响劳动供给决策、消费储蓄行为、人力资本投资，最终影响到劳动力市场和国民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目标应该是设计出不牺牲劳动力供给或者促进劳动力供给的保险体系。当前中国社会保障研究更多关注于体系内部的结构性改革或参数式改革，对于劳动力市场及其经济影响研究有待加强。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学科与劳动经济学科之间尚处于相对孤立状态，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 * *
[1] 按照保障内容的不同，医疗和健康保障制度主要有两方面功能：一是财务保障功能，二是服务保障功能。所谓财务保障，即保障居民在遭遇疾病风险时，能够有效地获得经济上的帮助，分担由疾病带来的财务负担，使得其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在可接受、支付得起的合理范围内，也有称之为狭义的医疗保障，或者医疗筹资保障；所谓服务保障，即保障居民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获得安全、有效、方便的医疗卫生服务。本章的健康保障是狭义的定义。
[2] 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7—298页。
[4] 《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5] 表6—1中196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是47岁。由于当年没有人口普查，故此数据是抽样调查数据。数据来自《中国卫生年鉴1989》附录《世界各国主要健康指标》。2008年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显示1961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45岁，与47岁数值较为吻合。部分文献引用了一项调查证明1957年人均预期寿命是57岁，但是此调查是针对了11省（直辖市、自治区）的70多个市，故本节不采用这一数据。
[6] 傅虹桥：《新中国的卫生政策变迁与国民健康改善》，《现代哲学》2015年第5期。
[7] 傅虹桥：《新中国的卫生政策变迁与国民健康改善》，《现代哲学》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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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比较》2003年第6期。
[11] 婴儿死亡率一向被认为是反映居民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和卫生服务水平，特别是妇幼保健质量的敏感性指标。人均预期寿命往往具有滞后性，但是婴儿死亡率却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能够较好反映当期卫生服务能力和卫生政策，是衡量卫生政策的重要指标之一，世界银行和联合国都将其纳入健康指标。
[12] Omran A.R.，1971，“The Epidemiologic Transition ：A Theory of the Epidemiology of Population Change”，The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49（4）：50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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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8—5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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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Liu Y.，Hsiao W.C.，Eggleston K.，1999，“Equity in Health and Health Care：The Chinese Experience”，Social Science & Medicine，49（10）：1349-1356.
[20] 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21] 1979年，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国家医药总局、全国合作供销总社联合发布了《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试行草案）》，其中第一条和第二条对农村合作医疗的性质做出了规定：“农村合作医疗是人民公社社员依靠集体力量，在自愿互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医疗制度，是社员群众的集体福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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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蔡仁华主编：《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实用全书》，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版。
[29] 蔡仁华主编：《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实用全书》，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版。
[30] 郑功成：《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年版。
[31] 郑功成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2] 例如，1980—1982年，卫生部等部门相继颁布了《关于用陶瓷、玻璃旅行杯等作包装的药品不得从公费医疗经费中报销的通知》《关于不准将化妆品充当药品销售使用的通知》《关于滋补、营养、饮料等保健类药品不准做公费医疗报销的通知》《关于重申中央级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疗养费用开支的通知》等。
[33] 1984年，卫生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费医疗管理的通知》指出：“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可以考虑（费用）与享受单位、医疗单位或个人适当挂钩。”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医疗制度改革讨论小组，起草了《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设想（草案）》，提出：建立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原则上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1989年以后，这一办法逐步在全国得到推广，到1993年全国公费医疗单位普遍实行了医疗费用和职工个人挂钩的办法，80%以上的企业劳保医疗也实行了这一办法。参见宋晓梧《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4] 郑功成：《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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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程令国、张晔、刘志彪：《“新农保”改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模式吗？》，《经济研究》201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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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课题组、朱玲：《多轨制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转型路径》，《经济研究》2013年第12期。
[159] 朱玲：《转向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社保体系》，《劳动经济研究》2014年第4期。
[160] 程杰、高文书：《“十三五”时期养老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改革》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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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Schultz W.T.，1961，“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1（1）：1-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