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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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学学科自1949年以来走过了70年的成长历程，学科发展的70年镶嵌在中国政治发展的70年当中，其间有转型调适、有曲折沉寂、有恢复发展，直到今天的繁荣兴旺。
（一）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学学科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学学科处在新旧交替的敏感阶段，一方面承袭了1949年之前各个大学政治学学科的基本格局，同时对学科体系和内容进行了调整和改造。据1949年的统计，之前设有政治学系的高校共有34所，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等，约有教师193人，在校学生1552人。[9]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此时已经具备一定的学科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地军事管理委员会陆续接管各大高校后，采用了“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方案，保留政治学系和专业，正常教学和招生。然而，官方和学者们也认识到旧时的政治学学科设置和教学研究内容存在诸多不合时宜之处，需要对其进行调整。
第一，调整课程体系。1950年8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要求“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借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还规定“各系课程应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国防和文化建设当前和长期的需要”。[10]国民政府时期的一些政治学课程非但不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贡献，并且其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被视为对新政权的威胁，因此部分原有的政治学课程被废除，[11]增设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等课程。
第二，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共同纲领》规定：“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12]。政府就此开办军政大学和各类培训班推动政治学习运动，并在整个教育系统推广。据统计，全国高校教职员工的91%、大学生的80%参加了改造学习。[13]改造旧的知识系统，保证学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三，人才培养目标的应用型转向。首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强调，“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14]。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不再是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是转向服务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1950年复旦大学率先提出，政治学为新中国培养行政、外交和研究工作三种干部，此后又提出培养中小学的师资队伍。1949年成立的国际关系学院和1950年设置的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等都是为了适应当时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活动的现实需要。
第四，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为了打造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符合社会主义体制要求的学科体系，1952年教育部拉开全国院系调整的序幕，其指导思想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单科性专门学院，整顿综合性大学。经院系调整，全国在校文科生从33.1%降为14.9%，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综合性大学、文科类在校学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15]在这样的背景下，与经济建设结合不紧密的政治学学科被逐步取消。[16]首轮调整后，设有政治学系的大学仅剩中山大学、湖南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四所，共有学生271人。原来的政治学系大多被撤并到新建的政法学院，融合到“国家与法”的苏联式学科体系当中。当时政治学学科实力较强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的政治学系分别被合并到了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1953年，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的政治学系也被移至中南政法学院。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学学科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有关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终结，原来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纷纷转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国家与法的理论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等领域，继续从事与政治学有关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换言之，院系调整后的中国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转入或渗入了其他相关的学科领域。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与中国周边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为适应新形势，特别是适应国际问题研究的需要，政治学学科得到一次新的调整。1964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所高校重新开设政治学系，不久更名为国际政治系。北京大学主要负责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复旦大学侧重西欧北美的政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聚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与此同时，一些区域性研究所（室）纷纷成立，例如北京大学的“亚非研究所”、吉林大学的“朝鲜研究室”、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复旦大学的“拉丁美洲研究室”等。这种学科布局具有明显的国家规划色彩和实用导向，继续体现了学科发展服务国家建设的核心定位。这一时期，为适应研究国外和国际问题的需要，一批西方经典政治学著作相继翻译出版，包括穆勒的《论自由》（1959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963年）、洛克的《政府论》（1963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1965年），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基础。
“文化大革命”期间，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都处于停滞状态，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被中断。政治学发展受到严重压制，政治学学者被边缘化。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关于大学教育和学科恢复的讨论渐起，自然科学的教学与科研首先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学科也得到缓慢的复苏。1970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恢复招生，1974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设立政治理论教研室，1977年湖北省在全国率先成立政治学会，经过这些尝试，政治学获得了少许的发展空间。
（二）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学学科发展
政治学学科的恢复重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体现。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做总结发言，提出政治学要“补课”。邓小平的论断为政治学、社会学等过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学科平了反，政治学学科在中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79年9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政治学座谈会，来自教育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二十余位政治学学者参加，包括张友渔、吴恩裕、龚祥瑞、高天、赵宝煦等。会议讨论了发展政治学的必要性、政治学的概念和定义、研究任务和范围、研究方法、教学工作、成立学术团体以及政治学研究所组织结构七个方面问题。[17]这是时隔近三十年后，国内首次举办讨论和规划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会议。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筹备组和中国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相继成立，为政治学进一步走向实体化和建制化做准备。与此同时，各个高校的政治学教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地方性的政治学团体也开始纷纷恢复或建立，例如，1979年天津师范大学政法系率先招收“中外政治思想史”硕士；1980年复旦大学重建政治学教研室；1984年华中师范大学成立政治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南开大学和武汉大学复建政治学系等，政治学的“早樱”陆续绽放。
1980年12月24—28日，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共130余人，全国共有23个省市自治区派出代表出席。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国务院副秘书长程思远、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聂真等到会并发表讲话，除了全国高校、研究所、各级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代表外，中央有关部门包括中宣部、统战部、司法部、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参事室、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等均有代表出席。会上通过了《中国政治学会章程》，推举钱端升、邓初民为名誉会长，王铁崖、师哲等17人为顾问，张友渔为第一任会长，夏书章等6人为副会长，设常务理事15人、理事81人。此后，安徽、上海、山西、吉林、黑龙江、四川等省市相继成立政治学协会组织。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结束筹备状态正式挂牌，各省市社会科学院也先后组建政治学研究所或研究室，开展各类研究工作和学术研讨活动。由此，来自不同领域和单位的分散的政治学研究力量开始集结，初步形成全国性的政治学组织体系和学术带头力量。
在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学科恢复之初，加速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1982年政治学会联席会议提议参考社会学的经验举办短期讲习班，加速充实政治学师资队伍。复旦大学承接举办了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来自全国22个省市的54名学员参加了学习培训。[18]1985年国家教委召开政治学教学研讨会，进一步确立发展政治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方针，全国各个高校陆续设立政治学专业。从1985年开始，北京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招收培养政治学博士生。自此，由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组成的完整的政治学人才培养体系形成。相应地，中国学者自主编写的政治学教材初步建立起学科人才的知识体系和培养框架，其中包括徐大同等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大纲》（1980年），赵宝煦主编的《政治学概论》（1982年），王邦佐、孙关宏主编的《政治学教程》（1983年），夏书章著的《行政管理学》（1985年），王惠岩著的《政治学原理》（1985年），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主编的《政治学概要》（1986年）。至1985年，全国政治学专业教师已达百人，在校本科生535人、研究生93人，编写教材和教学参考书100余种。[19]学术队伍初成规模并不断壮大，投身到学科发展和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
在学术交流平台方面，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创刊，这是一本“理论性和应用性结合的刊物”，张友渔教授在发刊词中强调这本期刊旨在“成为政治学研究、教育工作者的园地，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益友，中外政治学届友好交往的桥梁”[20]。这一时期创刊的其他政治学类期刊还包括《国外政治学》《政治学信息报》《中国行政管理》《世界经济与政治》《领导科学》等。
在发展国际交往方面，一些国际知名政治学学者和政治学学术团体陆续受邀访华。来华交流讲学的著名学者包括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戴维·伊斯顿、罗伯特·达尔以及马丁·李普塞特等。[21]1982年，阿尔蒙德来华讲学四周，讲学内容包括美国政治学史、美国政治学协会的组织及其活动、政治学研究方法、政治文化理论、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政治等。1985年美国政治学会（APSA）代表团在时任会长理查德·芬诺教授（Richard F.Fenno）的率领下访问中国，并与中国政治学会就发展双边交流展开会谈。同时，一大批西方政治学著作和教材被翻译引进中国，包括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伊斯顿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
此外，中国政治学也积极走出去发展。1981年，国务院批准中国政治学会申请加入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此后中国政治学会与国际政治科学协会就成员身份、台湾地位、中国参与形式等展开了多轮磋商，并邀请时任国际政治科学协会主席和秘书长来华访问并签署协议。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首次派出四人代表团参加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国际政治科学协会第12届大会，遵照相关领导的指示，此次出访的任务是“了解情况，结交朋友，增加了解，介绍中国政治学会的情况，并相机宣传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取得的成就和我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22]。1985年，中国学者代表团再次参加在巴黎举办的国际政治科学协会第13届世界大会，中国政治学会作为第38名集体会员正式加入IPSA,[23]赵宝煦教授当选该会执行委员，1988年胡奇安教授当选协会副主席，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政治学正式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承认。
政治学恢复重建初期的蓬勃发展除了学科自身在沉寂多年后的活力释放之外，也源自现实政治发展对政治学提出的要求。“四个现代化建设”以及“党中央提出的改革任务”为政治学研究和教学指明了任务和方向。中国政治学会的“学会章程”中很早就明确了为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服务的宗旨。[24]学会首任会长张友渔在《政治学研究》发刊词中强调“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课题摆在研究工作的首位，积极地、义不容辞地充当党和政府的参谋和助手，这是时代赋予我们政治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指出“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随着开放和改革政策的深入实施，各部门各地区在实践中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需要采取的各种重大科技、经济和社会决策越来越多，对软科学研究的需要也越来越迫切”，政治学研究作为软科学研究的重要部分，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资政活动，一方面给学科发展带来了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提升了学科的应用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改革开放十年之后，中国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中国政治学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产生了短暂的影响。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发展与稳定成为主旋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政治学学科在这样背景下再次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首先，学科架构和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完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和教育部颁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政治学均被列为“一级学科”，逐步建立起独立的学科架构。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今教育部）联合公布研究生学位、学科和专业目录，政治学被列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下分设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思想、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行政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八个二级学科和专业。[25]在该目录中，“国际政治”（代码0303）与“政治学”（代码0302）平级，同为一级学科，下设国际政治学、外交学、中国对外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民主运动专业。1997年修订的学科目录做出调整，国际政治一级学科被取消，相关专业归入政治学，新的政治学一级学科涵括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七个二级学科，[26]之后一直沿用。截至2017年，我国共有127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目前拥有政治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近80所，拥有政治学本科学位授予权的高校130余所。经过近四年的发展，全国性的本科、硕士和博士三级培养体系以及相应的政治学学位授予制度形成并不断完善。
其次，学科内容和组织形式不断丰富，学科规模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科内容和研究范式的拓展，不断涌现出各种政治学的新兴子学科和交叉学科。总体来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治学内部根据不同研究议题和分析对象而分化形成的子学科，例如权力政治学、发展政治学、政治心理学等。第二类是运用政治学的概念、理论方法探究其他领域政治现象的新兴学科，例如农村政治学、环境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军事政治学。第三类是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的交叉学科，例如政治传播学、政治人类学、政治社会学等。[27]这些新兴学科的兴起和发展丰富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和应用场景。近三十年来，政治学学科规模增长显著，研究实力不断扩充，形成了高校政治学系、各类校属研究中心、各级党校的政治学教研室、各级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研究所、党政机关的研究机构、民间智库和研究所等组成的庞大研究网络。
再次，学术共同体建设和学术成果方面，随着学科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发展，中国政治学者们的学科认同不断提升，学者之间的合作、交流和互动更加频繁，学术共同体逐步形成。1991年，中国政治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主题研讨会在西安举行，与会学者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了反思和批判，[28]新的中国政治学会章程强调“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学界在推进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以中国政治学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刊物《政治学研究》为例，《政治学研究》创刊于1985年，1989年受“政治风波”影响停刊至1995年，在1995年底复刊之初，“经常为没有稿件发愁，也为发行量太小发愁”[29]，经过几年的恢复和发展，《政治学研究》的来稿量与日俱增，稿件质量不断提升。有学者以《政治学研究》在2000—2015年刊登的1021篇研究性论文展开文献计量分析发现，刊文数量呈平稳上升趋势，年平均刊文量达63.875篇，其中2003年从平均40篇跃升到62篇，到2008年达到最大峰值92篇。[30]当前，《政治学研究》年均投稿数量超过千篇，被国内多家学术期刊评价单位评为政治学一级学科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最后，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中国政治学自恢复以来，国际学术交流逐步拓宽。中国学者开始走出去，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或出版外文专著，中国政治学者的国际期刊发文量从1997年的13篇提升到2017年的307篇。[31]近年来，受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中国政治学者也更加重视对周边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并亲自前往这些地区开展实地调研，一些科研单位还专门设立了海外调查基金。此外，中国政治学者开始独立创办学科英文期刊，例如复旦大学的Chinese Politi cal Science Review和浙江大学的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等，通过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以及邀请国际知名学者组织编辑专刊（special issue），很快进入 SSCI 扩展版。经过40年的恢复重建和发展，中国政治学的国际排名也不断提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政治学进入并稳居QS全球学科排名前5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