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比较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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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国家理论研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重要主题，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国内学术界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投以较多注意力。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政治学科的重建，比较国家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出现了大批介绍和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的著作和专业期刊。但比较国家理论研究的真正发展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原因以及新兴国家的发展走向，第三世界国家的建国模式、政治转型、民族问题、冲突要素等成为新的问题域。及至当下，全球化、恐怖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给世界民族国家带来的改变则成为新的研究重点。
一 改革开放前的比较国家理论研究
面对鸦片战争及以后事件给中国造成的屈辱，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开始主动了解国外情况，这成为比较国家理论的早期来源。为加强对世界的了解和使中国成为独立而强大的现代国家，魏源、林则徐、徐继畬等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编著有《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著作，它们介绍了当时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化和社会情况，开始用其他国家的思想来关怀本国前途和命运。这些早期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虽然很少涉及明确的国家理论，但对后来的比较政治和国际问题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还编辑出版了《东方杂志》《世界知识》《时事月报》等杂志或者资料汇编来介绍其他国家的政治。[82]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极为重视将救亡运动与对国际社会的了解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主办的《解放周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报道了大量国际时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期间发布了《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并成立“时事问题研究会”以研究国际形势和其他国家问题。[8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比较国家研究与共和国的外交息息相关。面对冷战时期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和中国开展独立外交的需要，中国加大了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的研究。[84]1964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决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在原来政治学系的基础上组建了国际政治学系，分别以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西方发达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学科方向作为研究重点。此后，其他一些高校还分别设立了针对苏联、东欧、朝鲜半岛、拉丁美洲、日本以及印度等的专门研究机构。[85]当时“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主题包括帝国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特别是在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之后，围绕“第三世界国家”所展开的研究更成为重要主题。[86]翻译《国际问题丛书》《国际事务概览丛书》等内部发行书籍，编写《世界知识丛书》等列国志书籍，以及由专门部门所撰写的各国研究报告等，构成了这一时期国别研究的主要成果。
综观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不论在当时的政治学还是国际政治领域，比较国家理论都不构成重要主题，而是更多地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主题混合在一起，呈现出“嵌入”状态。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和研究特色为改革开放后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研究的重建奠定了基础。[87]
二 改革开放后至“冷战”结束前的比较国家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初，饱受冲击的政治学科得到恢复。面对新技术革命等世界发展浪潮和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同志认识到加强政治学、国际政治研究的必要性，提出了“补课”的要求。以这一要求为契机，政治学、国际政治学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国家建设重心的转移和国际形势的转变也为这些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因为改革既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也需要避免其他国家的苦痛经历，而开放所带来的大量资本、资源和人才流动，更要求加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了解。在这种背景下，比较国家理论作为一个综合性议题而受到重视。
在政治学恢复和重建过程中，王惠岩等明确地将政治学研究定位为有关“国家”的研究，认为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本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学说、制度形式和管理模式，也要批判地吸收当代世界各国的政治学说、制度形式和管理模式。[88]“比较国家理论”研究在政治学恢复和重建的进程中受到重视。特别是在政治学恢复的早期，更加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将国家与民族、国家与革命、国家的历史类型、国家的历史更替等内容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体。[89]1982年赵宝煦等主编的《政治学概论》教材专门辟有“国家论”章节，并围绕国家的起源、国家的本质、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国家消亡等问题展开讨论。[90]同期出版的许多政治学教材也辟有“国家论”部分，分别探讨国家起源、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等主题，特别是从社会性质、国家演进、国家类型、国家与民族等维度对不同国家进行了比较，表明了比较国家理论的早期探索。1987年，基于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邹永贤主持编写的多卷本著作《国家学说史》出版，此后还进一步出版了《现代西方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概论》等著作，成为当时有关国家理论研究的系统性著作。
然而，尽管政治学在那一时期已经出现了有关国家理论的丰富研究成果，但主要集中在对国家的一般性理论研究或思想史研究上，比较国家和国别研究则比较有限。相对而言，国际政治领域则更多地以国别和比较国家研究为主。在国际政治领域，出现了大量综合性或者地区性学术期刊，综合性期刊如《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关系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等，地区性专门期刊则如《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美国研究》《阿拉伯世界研究》等。通过这些刊物，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政治制度、政治运作、宗教文化等主题开始系统地被引入中国政治学界，比较国家研究开始获得较好的发展土壤。
总体而言，在“冷战”结束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比较国家理论处于“潜伏期”。那一时期中国政治学人将主要精力放在大规模引进和评介西方当代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的基本理论上，从微观角度进行比较国家研究或者国别研究的成果相对有限，同时，意识形态色彩也表现得较为明显。总结该时期比较国家理论研究，主要有以下特色：第一，集中探讨发达国家的国家建设和外交政策；第二，集中探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模式、经济改革和民族关系；第三，集中探讨第三世界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的国家制度、经济建设和国际结盟等。
三 “冷战”结束后的比较国家理论研究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严重挫折，地缘政治也由于“冷战”的终结而出现根本变化。两大阵营的对抗暂时沉寂，民族国家重新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行为主体。在这种背景下，民族国家建构重新被置于世界各国的政治议程，比较国家理论研究在“冷战”谢幕后成为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而中国的崛起则为政治学人从事比较国家理论提供了新的契机和环境。“冷战”结束后，比较国家理论兴起最为明显的例证莫过于《政治学原理教学指导纲要》的制定，它明确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基本理论”作为主要内容。[91]从此，“国家观念”“国家起源”“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民族与国家”“公民与国家”“国家制度”等主题系统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定位，主要以对苏联、东欧地区的国家转型，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建设，全球化、恐怖主义、全球治理等对世界民族国家所带来的影响作为重点。
（一）对苏联、东欧地区的国家转型研究
“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教训，苏联、东欧地区新兴国家的制度设计等，成为比较国家理论研究的重点。
（1）“来自上层的革命”。在部分学者看来，苏联解体的原因并非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规律的结果，而是“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果。李慎明强调，苏共自身的变化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根本原因在于苏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92]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民族矛盾、经济衰退，以及外部对抗所造成的负担是导致上层革命的基本因素。例如，郝时远等认为，如果说上层演变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那么，国家领导层内部所执行的错误民族政策所导致的民族冲突，则构成了加速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民族问题应当成为分析苏联解体的重点。[93]
除苏共和民族问题外，也有部分学者将分析的眼光聚焦在苏联的经济体制上，认为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早期和卫国战争等特殊时期尽管有其优点，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显得弊端重重，且长期得不到纠正，经济因素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终原因。例如，高放认为，斯大林时代开创的政治集权制度、计划经济制度等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且在此后的历史中不但得不到纠正，反而变得愈加严重，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终原因。[94]
（2）“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从来就没有放弃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它们希望通过意识形态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方式来达到此目的。基于这一立场，薛小荣、高民政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归结为“来自外部的革命”[95]。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不能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原因完全归结为外部动力，而是应将内外部因素结合起来。例如，左凤荣认为，尽管不能否认美国等外部因素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作用，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苏共自身[96]。
（3）苏联、东欧地区新兴国家的转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分化出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这些国家是如何进行制度设计和国家转型的？这也成为国内学术界从事比较国家理论研究的重点。这些国家在建国之初尽管都困难重重，但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实行选举政治、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等，同时，都不再把社会主义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而是以重构的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来源。部分学者重点对这些国家的制度设计模式进行了研究，认为它们呈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制度偶然”（path contingency）模式。[97]
（二）对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建构的研究
“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国家是苏、美两国的竞争对象，只有在“冷战”结束后，这些国家才真正获得独立，开始进入国家转型和国家建设的快车道。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殖民化”和“国家分裂”，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研究重点。
（1）非殖民化与第三世界国家转型。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沦为发达国家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非殖民化”成为第三世界国家获得独立的主要方式。李安山在研究非洲国家建构时认为，非洲国家的独立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以“非殖民化”方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二是在发展自身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民族国家。[98]当然，那些曾经经历过长期殖民主义统治的非洲国家在实现国家独立后，也常常经受民族问题的痛苦折磨，由于国内存在着巨大的民族差异，实现各民族团结和国家一体化的任务异常艰巨。[99]
除非洲国家外，东南亚国家同样是研究重点。在对东南亚国家建构的研究方面，韦红选取了五个东南亚国家的民族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东南亚国家在殖民统治时期通过殖民统治而抑制了民族问题，但民族主义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得到唤醒，并且形成“政治对立型”“经济利益冲突型”“文化碰撞型”等多种民族问题形态。[100]除此之外，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关系、民族政策、族际整合、宗教关系问题也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焦点。[101]
（2）国家分裂与第三世界国家转型。“冷战”结束后，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要求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成为挑战民族国家政治一体化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在当今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民族分离主义的考验。基于民族问题而导致的国家分裂，成为“冷战”后比较国家理论研究的重点。
以“战争相关研究项目”（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数据库2016年所发布的数据，郭忠华、谢涵冰分析了经由“国家解体”所导致的国家建构方式，认为“国家解体”是仅次于“非殖民化”的第二种主要建国方式，在全世界193个国家中，有36个是通过这一方式建立的，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18.6%。[102]杨恕对民族因素所导致的国家分裂进行了分析，认为民族分离主义既有内生性原因，也有外生性原因，现代国家的地理空间、文化差异、权威不足或者外部势力介入等都可能成为导致分裂的因素。[103]同时，他还对比了爱尔兰、巴斯克斯、车臣、魁北克、泰米尔、亚齐等国家共同体要求独立的现象，考察当今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不同形式。李捷等研究了民族分离主义的概念、产生和威胁，并就民族分离主义的国际化进行了研究，认为民族分离主义随着全球化的扩散而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它对第三世界国家构成了严重的危害。[104]长期在民族学领域耕耘的刘泓则选取了比较典型的民族分离主义案例进行研究，如加泰罗尼亚、魁北克和南苏丹等，在对比国外民族分离主义多个案例的基础上，他有针对性地提出，必须从现代国家的组织、制度、社会及国际合作层面下功夫，对民族分离主义的非理性进行揭示，为反对民族分裂提供合法性和现实策略。[105]
四 比较国家理论研究的当前走向
“冷战”结束后，由东、西两大阵营主导的全球竞争开始转变为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秩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以单一民族国家为单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越来越摆脱国家控制而演化成为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经济。同时，经济全球化还衍生出大量其他现象，如地方化、全球治理、全球恐怖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所有这些现象都对民族国家构成了冲击，它们改变了此前民族国家的性质、形态和运作方式。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发生了何种变化？全球恐怖主义给民族国带来了哪些冲击？如何看待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现象？它们构成了当前国内学术界有关比较国家研究的基本主题。
（一）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转型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无疑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但学术界对于全球化的态度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或者认为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了损害；或者认为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了机遇。对全球化持消极态度的一方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给民族国家主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以全球市场经济、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为表现形式的全球化力量对民族国家造成了空前的压力，使之无法再对自身经济、政治、人口等因素进行独立自主的管理。[106]同时，全球化还对民族国家的政府能力造成了挑战：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力量过于强大，单一民族国家政府无法单独加以应对，在全球化力量面前，民族国家的政府有时显得过于渺小；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瞬息万变又使民族国家政府显得过于笨拙而无法灵活做出反应。[107]但也有学者站在积极的一方认为，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主权和职能得到了强化。[108]
全球化成为考察民族国家理论的新视角，学术界先后出现“民族国家终结”“国家主权过时”“国家主权弱化”“国家主权多元”“世界政府” “新帝国主义”等论点。[109]例如，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的发展已使民族国家进入“后民族国家”时代。在此基础上，国内部分学者提出，应当反思和扬弃传统民族国家概念，重新思考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命运和未来，实现对“民族国家的重构”。[110]在“后民族国家”时代，民族国家的内外结构已发生根本改变，不仅民族国家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大大降低，而且公民的认同结构也发生巨大改变，公民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等核心要素已遭到重构。[111]
（二）恐怖主义与民族国家转型
进入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成为世界舞台上引人注目的现象。以“9·11”事件为标志，全球民族国家不同程度地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恐怖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内外政策带来了改变，特别是受恐怖主义影响最深的美国及其盟国。与这一变化相适应，恐怖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成为学术界的研究重点。例如，孙昂从国际法角度探讨了国际反恐问题，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发动的国际反恐，破坏了国际法和国际多边主义，挑战了基于主权平等和独立的国际秩序，破坏了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112]张家栋从民族国家的成熟度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恐怖主义对建构程度高和较为发达的民族国家的威胁要小，而对建构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则影响较大。[113]在他看来，恐怖主义对发达国家没有构成根本性威胁，因为这些国家可以在政治框架内对恐怖主义进行有效应对，而“弱国家”则由于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民族冲突等问题，恐怖主义有时可能给它们带来致命的打击。[114]
另外，民族国家也对恐怖主义带来影响。面对民族国家的反恐大联合，恐怖主义也建立起跨国网络组织，甚至出现了以恐怖主义为基础的“伊斯兰国”“跨国圣战”等准民族国家组织。这些组织一方面挑战了传统民族国家概念，另一方面，又开始按照民族国家的形式来建立组织自身，有学者甚至称其为民族国家“怪胎”。[115]由此延伸，部分学者研究了国际联合“反恐”问题，国际联合“反恐”需要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框架内进行合作，这无疑会改变民族国家，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和政治带来挑战。[116]
（三）新保守主义与民族国家转型
“冷战”以后，不论是国家之间、地区之间还是全球层次上，主要以“合作”为主流走向。但其中也存在相反趋势，即将自身国家利益置于首要地位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时有抬头，特别是当某些国家感觉自身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利益损害时更是如此。刘曙光认为，新保守主义是一种“反全球化”思潮，它认为全球化代表了市场对于民族国家的胜利，代表了民族国家对于民族共同体利益保护的失败，新保守主义主张把自身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117]当前，特朗普打着“美国优先”“美国至上”“让美国再次强大”等旗号，代表了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崛起。在新保守主义复兴的背景下，民族和国家的地位被重新提升，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右翼势力占据政治舞台，出现反建制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上升、多元文化失败、民族认同空洞、区域和全球合作衰退等现象。[118]
除此之外，新保守主义还认为，全球化造成了民族国家主权的消解、国家民主的消退、社会的分化、贫富差距过大、技术鸿沟深化、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它们给民族国家造成了结构性损伤。[119]新保守主义并不是一种无的放矢的思潮，而是人们对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地位和走向的一种反应和反思，无疑将对民族国家的下一步发展产生影响。[120]向红认为，新保守主义的反全球化取向，既是反对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及地区或者全球合作，也是反对霸权主义以及与全球化紧密关联的资本主义的反映。[121]毫无疑问，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保守主义将变得更加活跃。在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下，民族国家将更加以“国家中心主义”“民族至上主义”来塑造国际关系，民族国家将再次发生蜕变。[122]
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我国学术界主要围绕国家基础理论、中国国家建构和比较国家理论三大议题展开了关于国家理论的全面研究。今天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国家理论研究的三大议题，可以清晰地看出理论研究的流变与脉络，从既往流变与脉络中，还可以展望未来国家理论研究的趋向。
一 国家理论研究的轨迹
第一，国家理论研究与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经历紧密契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同时受“冷战”格局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家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上，希望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革命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国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尽管仍是重点，但研究的主题已开始明显多元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自由主义国家学说、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等的传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大量国外时新的国家理论也开始传入我国，如回归国家学派、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等；同时，中国学者还基于自身国家建构的经验提出了“预算国家”“税收国家”等理论。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每一个步骤都反映在国家理论研究上，催生出新的研究主题。
第二，从侧重于知识“引介”走向“自主知识创新”。与政治学的其他大部分主题一样，国家理论研究也深受西方知识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曾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著作，夹杂其中的西方国家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学术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西方国家理论的引介虽然有所停歇，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引介依然是重点。改革开放后，在“补课”思维的影响下，我国出现了新一轮翻译热潮，西方国家理论知识再一次涌入中国，翻译和介绍西方国家理论再一次成为重点，主要体现在对近现代西方思想家的国家思想的解读上。但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自主意识的提高和方法论训练的加强，国家理论研究的“自主化”倾向明显加强。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基于中国经验的国家理论研究和比较国家理论研究上。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开始从西方国家理论知识的“接收者”转变为国家理论知识的“供给者”。
第三，从主题“相对单一”走向“一体多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家理论的研究主题显得相对单一，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解读和对第三世界国家革命运动的研究上。从改革开放至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尽管仍是中流砥柱，但也出现了大量其他主题的研究，如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制度主义的国家学说。同时，国家理论研究还基本与现实政治脉动保持同步。例如，“冷战”格局的终结催生了学术界对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研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催生了比较民主化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则催生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或者比较研究。从当前形势来看，国家理论研究已呈现出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主导，其他国家理论同步发展的“一体多元”格局。
第四，研究方法从“规范”向“实证”转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一直到21世纪初，国家理论研究主要建立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思想史”研究曾经是支配性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对特定思想家著作的解读上。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集中体现在邹永贤先生主编的多卷本《国家学说史》上，全书基本涵括了西方近现代主要思想家的国家学说。进入21世纪初以来，伴随着经验研究方法的强化，国家理论的经验研究倾向明显加强，并且越来越成为主流，“科学化”“实证化”色彩明显加强。比如，近年来有关“预算国家”“税收国家”的研究，主要建立在相关面板数据或者其他实证资料的基础上。毫无疑问，研究方法的进步不仅反映了我国政治学研究的进步，而且使我们对国家理论形成更加科学的认识。
二 国家理论研究的展望
70年来，我国国家理论研究虽已取得长足进展，但仍然存在着广袤的发展空间，部分领域和主题的研究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部分领域的研究则亟待加强。
第一，国家基础理论研究亟待加强。目前，我国学术界虽已出现大量有关国家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但主要体现为对西方理论的引介，真正原创性的成果并不多。由于我国有着长期和大量引介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历史，目前充斥我国政治学界的基础概念和理论基本来自西方，基于本土历史和经验的概念和理论则比较有限。当基于西方社会历史背景的概念和理论被横移到中国，并成为国家理论研究的基础时，这不仅将极大地影响我国国家理论研究的议题设置，而且还将极大地影响我国国家理论研究的价值选择。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的时代使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基础理论上下足功夫，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
第二，发展基于中国经验的国家理论。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国家建立、国家演化、现代转型、现代建构的经验既有与世界其他国家共通的一面，也有诸多独特的一面。但从当前国家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成果明显偏少。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学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而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论又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中的重要一环。就当前的情况而言，需要重点加强中国传统国家理论、中国现代国家转型和1949年以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论。
第三，比较国家研究亟待加强。随着新时代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我国的对外交往呈现出崭新格局。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亟待加强对沿线国家的认识。这给比较国家理论研究提出了时代性课题。在国际战略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国别研究、比较制度研究、比较文化研究等理应成为重中之重。只有在积累起有关世界各国的丰富知识的基础上，我们的国际交流才能更加有的放矢，才能更加有效地建立起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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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美]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43][美]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164页。
[44]尹波涛、周伟洲：《天下、中国与夷夏：近年来相关研究述评——以李大龙新著 〈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 为中心》,《西域研究》2017年第1期。
[45]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载刘岱总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永恒的巨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
[46]参见王柯《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政大出版社2014年版。
[47]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48][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页。
[49]张媚玲：《“世俗面相”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转型——基于“大一统”思想及文化惰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18年第4期。
[50]张媚玲：《中国近代西南边疆的政治关系——以民族国家认同为基点》，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
[51]转引自[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7—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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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参见《王惠岩文集》第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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