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主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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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是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后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也是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追求。中国正处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民主政治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探索。民主理论诞生于民主实践，又指导着民主实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和梳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历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对于继续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于继续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民主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民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概念是一个“舶来品”。但民主政治的实践总是受制于国家的历史环境和现实国情，只能在历史任务和现实条件等客观因素设定的空间中发展。因而，民主从来是历史的、具体的，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其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践同样受制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总是伴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任务的变化而变化，民主理论也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民主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善。中国民主理论的70年，是实务界、学术界围绕不同时期的主题展开探索和讨论的70年。在这70年里，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指导领导人民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中国当代重大政治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总结、概括和反思，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主理论研究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举民主旗帜，致力于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人民民主革命理论：这些理论一方面确立了人民主权的思想，要求走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民主形式，这些都是人民主权思想中国化的表达；另一方面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提供了理论构想和制度框架。中国的民主实践也激发了学术界对民主政治学术研究探讨的热情。据统计，1949—1956年，国内有近30本有关“民主”的书籍问世。除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1950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53年）等系统阐发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著作之外，陈仁炳的《走向民主社会》（1949年）和《论人民民主》（1950年）、张东荪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1949年）、邓初民的《民主的理论与实践》（1956年）等著作进一步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尤其是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吴铁峰的《论资产阶级的民主》（1951年）、丁德纯的《如此美国民主》（1951年）、金鸣盛的《两种选举制度的比较研究》（1955年）等著作则将研究视角转向国外，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民主理论为标准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批判，凸显和赞誉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外部环境以及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中也出现一系列错误，最后终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的误导下，在“文化大革命”中，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事业遭遇严重挫折。物极必反，一系列理论错误和实践挫折，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民主理论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成为未来重新出发的新起点。
二 改革开放初期的民主理论探索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从反思和总结“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的基础上再出发。1978年《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各种思潮和理论纷纷获得解禁或重释的契机，对民主真正意义上的讨论也由此开始复苏。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进一步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邓小平重新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政治的新探索。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问题成为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民主研究的重要议题，许崇德、何华辉、李步云、刘瀚等学者相继出版相关著作，使得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理论得到充实和完善。
在执政党高层表态以及随后党内理论工作者的带动下，民间知识分子也开始尝试研究与传播民主思想，体制外民主思潮勃兴。体制外思潮又反馈至体制内，引发了1979年初理论务虚会上是否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明显分歧和争论。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总结讲话，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和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将四项基本原则设定为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一切改革开放政策的政治底线。此后，风潮逐渐平息。
但是，在改革开放大形势下，“中国社会受到‘西化’的影响以及体制外认同和追求西方政治制度的趋势，并没有因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改革与全盘西化的原则界定而减弱，几乎整个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影响和体制外因素一直处于上升状态”[2]，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80年代中国处于寻求稳定和发展的双重需求的艰难处境，中央高层为此形成了“既反左，又反右”的政治观：在经济领域要突破旧经济观，实行市场化改革（即反“左”）；但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坚定不移地反对西化，把控住思想政治观念的大局（即反右）。[3]在指导思想之下，政治学界就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如何选择推进民主化战略，在80年代后期进行了一场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这应当说是中国政治学界在改革开放后第一场关于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的重大讨论。
在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中，以吴稼祥、王沪宁、萧功秦为代表的支持者认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必须以经济市场化为先导，只有市场经济成熟到一定程度，真正的民主政治才会得到相应的发展；而经济市场化只有通过“新权威”的准集权体制才能稳定、快速进行。[4]反对者则认为，中国的传统体制本已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再强调集权只会带来社会经济政治的恶化，主张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分权制衡的政治体系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而实现政治民主化。这场关于中国民主发展是通过集权间接走向民主，还是通过分权直接实现民主的激烈争论，虽然都各有偏颇，但为90年代国家选择政治发展战略、实现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和借鉴。总体来看，80年代中国民主观念和理论在“左右震荡”中艰难前行，同时也在执政党内引发持续性的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争论。
三世纪之交民主探索再出发
受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双重影响，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领域相对保守的阶段。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强调，“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决不能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那套所谓‘民主’、‘自由’的制度”[5]，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划定了一道思想红线。但在这一时期，实践领域中政治体制改革与基层民主探索并未停止。1988年和1989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继通过，使得基层民主成为高层、知识界和民众在民主问题上的共鸣点。也是从那时开始，政治学界的部分学者开始下移学术重心、扎根田野，探索农村政治学。基层民主研究由此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学研究的一个亮点。
即使在出现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尽管政治上管控一度加强，但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张从未放弃。1990年3月18日，江泽民在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6]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关于民主的理论问题、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问题再度引起党中央高层的重视。这一时期，中国民主问题研究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出现了。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民主问题研究课题组以及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主问题研究中心的成立。
1998年4月17—18日，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加强民主问题研究的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主问题研究课题组，调集来自科研局、法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马列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哲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等单位的十多位专家开展民主问题研究以及编写《民主问题》高级干部读本。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担任课题组组长。1999年底，课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民主论》报送中共中央。一并报送的还有三个附录《中国古代思想及制度文化中的民主性因素与近代中国创建民主制度的尝试》《从古代到近代的西方民主》《现代西方民主》和两个资料集《马克思主义论民主》《西方民主政治言论选录》。为进一步深化民主问题研究，2000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主问题研究中心成立。民主问题研究中心成立后，调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多个研究所的资深学者，并在全国高校吸收多位专家集中研究民主理论问题，产生了大批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集中体现在《论民主》一书中。[7]《论民主》对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西方民主理论及其思潮、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思想与理论以及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梳理、研究和概括。这部著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迄今为止关于民主理论最为全面、最为系统和最具权威性的一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学术界对于民主理论研究的水平。
经过20世纪90年代十年的探索，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日益清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基本原则和内容等关键要素已经确定，中国民主政治理论体系开始初具雏形。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概念，并确认“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8]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三统一”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规律的发现和认识，揭示了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现阶段民主政治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建立起实行民主政治的实践规则。[9]“三统一”得到此后历届领导人的强调，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的核心内容。此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强调制度建设在弘扬人民民主中的突出位置。先是通过中共十五大报告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尔后连续两年颁布文件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又于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基本政治制度的范围，连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至此，“三统一”“四制度”的中国式民主理论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被正式确认。
与蓬勃发展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相呼应，学术界对民主政治的研究也再次掀起了高潮。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关于民主研究的理论事件是起草和发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2004年夏，国务院新闻办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起草介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中国社会科学院以政治学研究所学者为主组织了起草小组，经过近一年起草工作，其间有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近30个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参与了审读、修改工作。2005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政府文告形式向国内外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最具权威性的论述，是我国关于民主政治研究的重要成果。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最重要的理论性成果是首次从制度功能的角度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及内在机制进行了归纳和提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中国民主的基本特征。白皮书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维护中国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是保证政权稳定的需要，是把亿万人民凝聚起来，共同建设美好未来的需要。白皮书进而分析了共产党领导的对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内在保障、推进机制。白皮书指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差异较大，因此，保证政权稳定对中国意义非同寻常。只有保持政权的稳定，才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才能使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在长时间里得以一以贯之地实行；才能减少各种不必要的或不应有的政治内耗，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一切资源、力量和智慧，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论述改变了传统上从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主观性角度论证合法性的方式，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和建设任务的客观角度论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人民性。这一论述也成为之后中国所有官方重要文件对中国制度合理性论述的标准样本，也逐渐辐射到学术界，辐射到中国对外宣传和国际形象的塑造当中。
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发布后，中央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白皮书起草组的基础上组织课题组继续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这项研究持续了近三年，一直到中共十七大结束后。课题组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三统一”问题，即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的关系的理论认识和制度安排的各种问题。这一课题组接受了中央多个部门的大量研究任务，涉及民主政治发展史、国外民主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结构和发展策略等有关民主政治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这一课题组最主要的成果是2007年发表在《求是》杂志上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一文，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关于“三统一”的权威理论论述。文章中提出：“实现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律。”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基层民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这是首次在公开出版物中将中国四项基本政治制度并称。[10]
在官方高调集中的民主政治研讨的气氛下，学术界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也十分活跃。2006年俞可平提出了一个很响亮的观念性的口号——“民主是个好东西”[11]，在学术界引发反响并进而导致了持续讨论，学术界形成了民主是个“坏东西”“不坏的东西”“不好不坏的东西”等不同观点。除了民主效应、民主立场、民主视角、民主路径等宏观问题的争论外，学术界还对腐败、经济发展、公平、秩序、民生、法治、治理等具体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主要素说、历史定义论、民主主题论、民主阶段论、增量民主、法治民主、复合民主、治理民主等新的民主理论或观点。
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也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民主的学术理论研究逐渐进入国际学术界的视野。2013年出版的《民主的中国经验》[12]运用国际学术界通用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系统分析和阐释了中国政治制度产生的历史与国情条件，是当代中国民主理论的一次系统表达。该书引起了国际主流出版界的重视，英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版本相继出版，此外还有日语、泰语、韩语、法语的译本。该书是目前研究中国民主、中国政治制度学术书籍中被翻译语种最多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