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比较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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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研究的概念是指主要由中国学者开展的具有鲜明比较思维和比较方法的政治问题研究，它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和带有比较方法论的地区与国别政治研究。最近几十年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和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由于学科身份和方法论意识的差异造成了领域的分立，且后者常受到美国主流政治学界有意无意的贬低。不过，中国作为后起直追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能量接触世界各国各地区，因此地区与国别研究得到中国官方和学界的重视。本章并未受美国的比较政治学框架的限制，而是将地区和国别政治研究纳入比较政治研究的视野之中。
第一节 比较政治研究的逻辑线索
70年来，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整体发展是沿着两个基本的逻辑线索展开的：一是中国学者习惯于以中国为本位，秉持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世致用的目的，拓宽比较视野，开展比较政治研究。二是中国学者经常以世界各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为参照系来开展具体的比较政治研究。
一 以中国为本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年左右的时间内，由于中苏结盟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中国政府在经济计划、发展模式、意识形态、国际事务等方面全面学习苏联。因此，在1952年高校系统取消政治学科以后，中国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整理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交流之外，很少有政策资源和研究力量投入其他地区或国家的政治问题研究。但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新中国外交工作对外国研究的需求
1960年以后，中苏交恶，中国开始在美苏两霸之间寻找独立自主的对外交往道路，为此亟须放宽视野认识世界，特别是要为国家外交工作提供资料支持和研究服务。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出访亚非十四国前夕亲自主持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要求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这次座谈会产生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报送中央，并得到毛泽东主席的充分重视和长文批示，作为中央文件（中发〔63〕866 号）转发全国。[1]同时，中央“国际研究指导小组”成立，由廖承志担任组长，开始组织各方面力量开展国际政治和外国问题研究。此后，外事机构、科研院所以及多个大学院系纷纷组建或加强研究力量开展国际与外国问题研究，新中国的地区与国别研究乃至整个国际与比较政治研究开始起步。
（二）“中国本位”的外国研究与比较研究
中国人做学问古来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史记》专门用“列传”体裁记载匈奴、朝鲜、西南夷等中央王朝的外围政权的事迹，就是为中央王朝的统治服务的。后代史书对“天下”体系下外国政权的记载也是如此。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激励下，从西方引进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现代社会科学更是具有鲜明的中国本位的目的论，也就是主要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需要出发开展学术研究，研究成果主要为民族与国家建设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在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上长期依赖苏联模式，但出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敏感性，外交工作却必须要求有自主的、系统的外国与国际问题研究力量。这些研究力量及其研究成果一般具有浓厚的“资政”色彩，为外交决策服务，很少有纯学术理论的研究成果，更不用说像西方现代比较政治学那样以追求普遍性规律和形式逻辑为目的的学术研究。即便到今天，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发展繁荣并逐渐建立学术自主性和自治机制的年代，出于中国本位的“资政”需求仍然是相当大比例的社会科学研究得以推进的动力，比较政治研究领域更是如此。近年来，随着中国学者学术视野和胸怀的扩大，有的学者主张要通过跨学科、多视角开展前瞻性、战略性研究，成果最终要为国家的国内外战略发展服务，[2]不过，也有的学者主张寻找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掌握前沿研究方法，做出更有普遍规律意义的比较政治研究。[3]
（三）中国本位思维的价值与局限
以中国为本位和目的论开展外国和比较政治研究，符合国情与社会需求，贡献于国家需要。这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国外很多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发展早期也大抵如此。
另外，各国和各地区的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逻辑，如果过于强调以中国为本位来评判外国政治，往往会扭曲对它们的独特背景和逻辑的理解。此外，一味提倡功利化的“资政”目的不利于在全球化时代培养中国学者的学术胸怀和志向。中国作为大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仅仅考虑自身的政策需求，还得要有前瞻性的学术理论视野和贡献于人类知识发展的高度。中国也要有自己的阿尔蒙德、亨廷顿等具有全球视野的比较政治研究大家，能够提炼出有效解释世界政治变迁的基础性理论。
二 以世界为参照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作为一个曾经掉入历史低谷而后依靠革命战争建国的后发国家，70年来中国一直在寻找自己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定位和方向。为此参照系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意义
中国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在从中国本位看待外国和国际政治的时候，先后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苏联、东亚和欧美作为参照系。以苏联为参照系是指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冷战期间身处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既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又抵制苏联的意识形态变化，坚决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不断调整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以东亚为参照系是指80年代中后期到20、21世纪之交的中国，既从日韩和中国港台等东亚地区引进投资，也学习它们的发展主义导向和有指导的市场经济。以欧美为参照系则是指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世界市场后，直接与欧美进行政治经济交锋，在交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改革开放路径，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等。
这些参照系并非严格区隔开的，有的时候是重叠的，但整体上看是有先后顺序的——先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其后受到东亚发展型路径的影响，到现在主要是与欧美政治经济体系的竞争。它们在不同时期作为主要外部因素影响着中国面向世界时的自我定位和开放路径。
（二）外部参照系变化的影响
外部参照系的变化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影响是深刻的，塑造了研究者的思想面貌。1950年以后30余年，中国的外国问题和比较政治研究侧重对社会主义阵营伙伴国的研究，在政治学学科被取消的情况下，国际共运史研究就包含了很多的外国政治研究。当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20多年，由于中国独立自主开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对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和国别政治的研究也得到发展。同时，“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很多研究机构和研究力量，当时外国研究和比较政治研究也都陷于停顿。80年代后期起，对东亚地区政治与经济发展路径的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亚非拉国别与地区研究快速发展，同时西方的比较政治学经典著作被大量译介引入。到21世纪，欧美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方法深入影响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中国也在与欧美的政治经济竞赛中寻找自己对世界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关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