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外政治学科学方法的学习、运用与反思
《新中国政治学研究70年》章节:第三节 国外政治学科学方法的学习、运用与反思,去读读网友提供全文无弹窗免费在线阅读。!
一 介绍国外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努力
自政治学恢复以来，国内对西方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介绍逐渐深化和成熟。几乎对每个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设计中的重要环节都有详细的介绍和讨论。[43]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案例分析法、概念构建、因果机制和过程追踪法、社会调查法、政治实验法等方面都有专门的深入讨论。有代表性的方法译著系列包括重庆大学出版社的“万卷方法系列”以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吴晓刚教授主编的“格致方法·定量研究系列”丛书。国外出版的专门讨论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44]
在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培训上，与国外的合作逐渐增多。比如，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已经连续八年举办中国政治科学研究与方法工作坊，促进海内外学者在研究方法方面的交流以及研究的完善。从2006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与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联合举办了首届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以推进对青年政治学教师研究方法的培训，迄今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届“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并于2010年得到了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际政治及社会研究联盟”（ICPSR）的全力支持，平均每届有上百名青年教师和学生参与其中。北京大学—密歇根大学学院自2006年起举办了多次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暑期课程培训班。其余的政治学方法培训班主要包括杜克大学—中山大学政治学博弈论方法暑期研讨会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国务学院举办的暑期社会科学方法论培训班。
二 质性研究方法的运用现状
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包括案例分析、历史分析和参与式观察，运用得比较普遍，尤其在基层治理方面。随着基层自治实践的发展，对村民自治的实证研究有了重大发展，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为代表的“华中乡土派”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村民自治研究”专栏以及1999年第2期关于村民自治的文章集中展示了这方面案例研究的成果。单案例研究与案例比较被广泛运用到了基层治理与政治发展的研究当中。[45]
从方法的具体运用来看，案例研究中对案例选择的讨论往往比较少。案例分析是针对一个或少数几个案例开展的旨在加深对案例母体理解的精细（intensive）研究。与人类学不同，政治科学基于一个或少数几个案例的研究或多或少都要追求一定程度的外推性，因此对案例属性的说明是案例分析中不可缺少的。同时，在开展比较时，比较政治学常见的案例比较策略的运用在中国政治学还有较大的空间。[46]蔡晓莉（Lily Tsai）关于中国农村公共物品提供的案例研究被认为是科学严谨地选择案例开展比较研究的典范。她综合运用了“最相似案例”比较和“最大差异案例”比较方法，在福建、河北、江西三省各选择了一对最相似的村。每个省这一对村在除了关键解释变量“团结群体”（solidary groups）之外都比较相似，但在被解释变量“政府公共产品提供”上存在差异。从这三对“最相似案例”比较中可以得出政府公共产品提供的差异主要源自有无“团结群体”[47]的差异。根据既有理论，研究中的主要竞争性假设为正式的民主制度，比如村委会选举质量，是影响政府公共服务的主要因素。通过选择在“村委会选举质量”上类似但在政府公共服务有差异的村，研究者有力地反驳了这一观点。除了“最相似案例”比较，研究者还比较了“最大差异案例”，这些村除了都有“团结群体”这一共同点之外，在其他变量上差异都较大，但在结果变量，即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上，都比较好，这进一步支持了“团结群体”与政府公共服务之间的联系。这种巧妙的设计大大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及其构建理论的说服力。
三 定量及前沿政治学方法的运用现状
中国政治学研究运用的定量及前沿方法主要包括基于社会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法、实验法以及大数据方法。1980年政治学学科恢复后，第一个关于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概率抽样调查于1988年、1989年在北京展开。[48]第一次全国性的关于公民政治态度的抽样调查“人的现代化”，于1990—1991年在24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后来这一调查逐步发展为全球性的政治态度调查。第一个研究中国农村政治的概率抽样调查“中国地方政府和政治经济的四县研究”则在1990年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合作完成，研究主题包括地方干部和群众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态度，以及影响他们态度的原因。[49]在国内期刊《政治学研究》上第一篇基于社会调查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986年。[50]依据成立的先后顺序（见后附括号），国内主要的学术调查研究机构包括但不局限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1986年）、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1990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2009年）。
在过去三十年间，海内外政治学领域学者与国内学术调查机构合作在农村选举、政治态度、政治参与、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领域开展和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和丰硕的研究成果。[51]其中大部分是单时（one-shot）调查和以面访形式收集数据，也有部分调查是跟踪研究（panel studies）、历时调查（longitudinal survey）以及以电话访谈、自填问卷、计算机辅助调查等形式采集收据。比如，在底特律地区调查（DAS）和NORC的综合社会调查（GSS）标杆影响下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开展的北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调查（Beijing Area Study,BAS）就是高质量的历时调查。自2003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与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合作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每年对全国10000多户家庭进行一次横截面调查。跟踪调查方面有代表性的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这次调查也是国内首次将计算机辅助面访技术应用于全国性调查。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ese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CLDS）于2012年完成了第一次全国性调查，并在2014年和2016年完成了两轮追踪调查。在访问对象上，除了普通大众，在民营企业家和地方干部的调查上也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研究中国政治的概率抽样调查不仅在数量上有较大积累，更重要的是，为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和社会调查方法做出了许多贡献，立足于中国现实进行了一系列探索。由于流动人口的激增，社会调查传统使用的基于户口信息的抽样框会带来较大的覆盖误差，因此激发了抽样框从户口信息向地理信息框的过渡，并有效降低了覆盖误差和由于“人户分离”带来的单元无应答率，这种技术上的进步同时推动了理论的发展。比如，基于地理信息框的调查在流动人口的收入、社交网络以及纠纷处理行为方面有新的发现，并且，使用地理信息框也为研究制度创新中的扩散机制提供了便利。基于国内调查数据，研究人员开展了一系列与社会调查质量相关的研究，包括项目无应答发生的原因、分布、影响和处理方法、访员臆答行为以及并行数据的作用等。关于中国社会调查选项无应答原因的研究发现，认知、兴趣和担忧是选项无应答的三大致因。教育水平、城乡、年龄、地域属性等个人特征以及主观因素，包括政治兴趣、政治信息的获取是影响无应答水平的关键因素；但是对于“担忧”是否是导致一些敏感问题无应答的原因，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52]在调查数据公开和共享方面的进步主要包括建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数据收集和分享平台，以及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与中山大学城市社会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学术研究数据库共享计划”等。
实验方法在政治学中的运用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对美国选举的研究。由于实验方法在因果推断中的独特优势，实验方法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政治学的经验研究中。[53]在中国政治学领域，过去十年，海内外学者开始运用实验方法在政府和官员的回应性、政治参与、政治支持、对具体政策的态度以及政商关系等领域开展因果推断，英文的研究成果多发表于美国顶级政治学期刊。国内期刊上刊发的政治实验研究成果还比较少，最近几年调查实验的研究开始涌现。[54]对于一些存在社会期望偏差的敏感问题，实验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基于在因果推断内部效度方面的优势，实验研究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尤其在政府以及个人行为和态度这些议题上。但是实验方法可以运用的领域是有限的，比如历史是无法人为干预的，并且真正随机的分配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自然实验设计当中干预的类随机分配往往需要较多质性数据的支持也较易引起争议。同时，在对具体政策提供指导建议方面，政治学领域开展的实验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发展。[55]
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成为新兴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到多个学科。大数据方法在描述性尤其是相关性研究中具有优势，有助于更全面、精准和实时地了解社会现象“是什么”，并且伴随着大数据方法与其他方法，比如统计方法、实验研究和定性方法的结合，大数据方法在因果推论方面也能做出独特贡献。[56]最近若干年，国内学者开始介绍并应用大数据方法开展研究，比如李莉和孟天广以全国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为例分析民众网络反腐败投诉的议题分布和腐败类型、投诉主体的特征及偏好等。[57]
结语
回顾中国政治学方法70年来的发展，不难看出在方法论以及具体方法和技术运用方面都有较大的转变和发展。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并存，方法多元化的趋势明显。对国外方法以及围绕方法的讨论介绍也日趋全面和细致。由于在方法论方面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并不存在如美国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和随之而来的定量方法的霸权，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从方法论到具体方法和技术的运用都更加多元。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讨论的积累以及海外留学回国研究人员的增多，在2016年爆发了对社会研究方法的大量讨论甚至激烈论辩。[58]在肯定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发展的基础上，对科学主义方法产生了更多的反思。比如，渠敬东指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警惕以下三方面：第一，小心社会科学的美国化，照抄照搬美国社会科学表面上的那套制度，而不关心这样的社会科学是基于怎样的人心和文明基础、怎样的社会历史变迁以及怎样的逻辑预设而形成和变化的，不关心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第二，小心方法主义的迷信，似乎越能够寻得一种精巧的方法，就越有信心把握住我们全部的生活经验。第三，警惕在没有对西方概念真正理解的情况下使用西方概念可能产生的误区，今天社会科学家学术思维中首要的和必需的工作是不断赋予概念以新的含义和拓展对于西方文明之基本理念及其演变机制的理解，这样有助于我们找到理解中国文明的概念和价值。[59]在方法论方面，这种谨慎和反思无疑显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同时，学者倡导的“一种观念、方法和实践上的学术包容”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继续发展和成熟的助推剂。[60]
当然，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比如混合方法的运用仍然比较有限，少部分学者开始在中国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领域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方法。[61]比如，唐世平、熊易寒与李辉合作的关于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的发生和升级关系的研究综合运用了过程追踪和定量统计分析方法。[62]研究团队首先运用已有的关于族群冲突和油气分布的跨时间和地域的大型数据库，利用统计回归分析，建立起了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发生概率之间的相关性，发现石油分布在少数族群聚居区与族群冲突的发生概率显著正相关。然后，基于七个原则，研究团队选择了五个案例，包括能够佐证研究者提出因果机制的路径案例（pathway cases），即石油分布在少数族群聚居区导致或加剧族群冲突的案例，石油未分布在少数族群聚居区时，石油资源丰富的多民族国家没有族群冲突的案例，以及与石油资源无关的族群冲突案例，包括虽然石油资源分布不均衡但是由主要族群控制的案例。通过深入分析这些案例和过程追踪来展现和检验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影响族群冲突发生的具体机制。
一方面，未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该注意中国政治中的特殊性，在引入或运用基于西方情境和经验形成的概念时，防止简单套用萨托利提到的概念延伸问题。另一方面，对不同方法保持开放的心态，在加强学习的基础上，依据研究问题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尤其在对因果机制的挖掘上，中国政治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最后，在有一定积累的前提下，未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应该突破纯粹学习和介绍国外研究方法的方式，对研究方法有更多原创的思考与贡献。[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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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尚立：《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2]比如，实证主义学派主张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解释客观的“社会事实”，并用精确的数量分析来发现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规律，而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社会规律的存在，主张用阐释或理解等主观方法来说明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经济学的方法论中的核心假设是认为人的行为由其经济动机决定，是理性的，而社会学的基本假设之一则是人的行为是受社会结构或社会环境制约的。具体参见袁方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3]赵秀玲：《50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及其展望》,《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4期。
[4]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代发刊词》,《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5]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治本质的认识和论述包括六个方面：（1）政治是历史范畴；（2）政治是上层建筑；（3）政治与阶级相联系；（4）经济决定政治；（5）政治有反作用；（6）国家权力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巨大的作用。参见陈荷夫《试论政治及政治学范畴与体系》,《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期。
[6]刘剑：《阶级分析在中国的式微与回归》,《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7]林尚立：《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8]房宁：《规范性与经验性之争——试析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
[9]任剑涛：《方法引导下的政治理论——对政治哲学、政治生活与研究方法关联性的一个宏观勾画》，载郭正林、肖滨主编《规范与实证的政治学方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7—117页。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可以有多种联结方式，比如政治学中概念的引入过程，包括在价值基础上确定概念的内涵，然后借助经验观察，对概念进行操作化，扩展为可以经验研究的变量及指标这些环节，则是勾连了政治价值同政治行为过程，勾连了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具体讨论参考肖滨《政治科学的概念阐释与引入过程》，载郭正林、肖滨主编《规范与实证的政治学方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175页。
[10]比如，林尚立总结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12个主题，参见林尚立《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陈荷夫总结了政治学体系中的4类21对范畴，参见陈荷夫《试论政治及政治学范畴与体系》,《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期。关于中国政治学科的发展，可参考王中原、郭苏建《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40年：历程、挑战与前景》,《学术月刊》2018年第12期。
[11]对政治学研究方法教材的梳理，可参考冯志峰《政治学方法论30年：现状、问题与发展——一项对86本有关政治学方法论教材的研究报告》,《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4期；冯志峰《提高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水平的路径探析——一项对79本政治学基础类教材的研究报告》,《探索》2010年第2期。
[12]金太军：《规范研究方法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复兴及其启示——兼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3期；王浦劬：《我国政治学的建设应该着力于三个方面的发展与突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
[13]肖唐镖、陈洪生：《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分析》,《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1期；李艳霞：《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类型与领域的实证分析》,《文史哲》2012年第6期。
[14]朱光磊：《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两大尴尬与两大转变》,《中华读书报》2004年8月11日；桑玉成、周光俊：《从政治学博士论文看我国政治学研究之取向》,《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4期。
[15]李艳霞：《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类型与领域的实证分析》,《文史哲》2012年第6期；张平、丁超凡：《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态势与评价——基于 〈政治学研究〉（2000—2015年）的文献计量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16]张平、丁超凡：《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态势与评价——基于 〈政治学研究〉（2000—2015年）的文献计量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钟扬、韩舒立：《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状况评估》,《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进程——一个评论性的观察》,《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17]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进程——一个评论性的观察》,《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18]卢林：《政治学实证方法粗探》,《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3期。
[19]比如，孙嘉明《政治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方法》,《政治学研究》1986年6期；韩冬雪《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剖析》,《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1期。关于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关系的探讨，参见房宁《规范性与经验性之争——试析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任剑涛《试论政治学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关于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分野与运用的讨论，参见唐世平《超越定性与定量之争》,《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4期；盛智明《超越定量与定性研究法之争——KKV对定性研究设计的启发》,《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4期。
[20]房宁：《谈谈当代中国政治学方法论问题》,《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1期。
[21]房宁：《谈谈当代中国政治学方法论问题》,《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1期。
[22]Peter Hall,“Aligning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Comparative Research”,in James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eds.,Comparative Histori 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373-404.
[23][美]克里福德·克里斯琴斯：《定性研究中的伦理与政治》，载诺曼·邓津、伊冯娜·林肯主编《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风笑天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24]房宁：《规范性与经验性之争——试析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
[25]景跃进：《中国政治学的方法论反思——问题意识与本土关怀》,《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26]王中原、郭苏建：《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40年：历程、挑战与前景》,《学术月刊》2018年第12期。
[27]王中原、郭苏建：《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40年：历程、挑战与前景》,《学术月刊》2018年第12期。
[28]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载郭苏建主编《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学科发展现状评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1—289页。
[29]郭苏建：《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现状评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
[30]钟杨：《从比较政治学的逻辑看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载郭苏建主编《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学科发展现状评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9—151页。
[31]Ian Shapiro,“Problems,Methods,and Theorie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or What's Wrong with Politi cal Scienc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in Ian Shapiro,Rogers Smith,and TarekMasoud,eds.,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32]Michael Desch,Cult of the Irrelevant: The Waning Influence of Social Science on National Securit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9.
[33]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进程》,《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34]金太军：《规范研究方法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复兴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3期。
[35]转引自郭苏建《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现状评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
[36]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进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
[37]金太军：《规范研究方法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复兴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3期。
[38]李艳霞：《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类型与领域的实证分析》,《文史哲》2012年第6期。
[39]Peng Hu,“Popular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Democratization,Vol.25,No.8,2018,pp.1441-1459.
[40]转引自王中原、郭苏建《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40年：历程、挑战与前景》,《学术月刊》2018年第12期。对定量方法的批评可参考葛传红《西方政治学界对于“定量霸权”的反思与批评》,《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1期。
[41]比如是先用小样本案例分析还是先用大样本统计分析的争论，可参考下面两位学者的文章，Lieberman Evan,“Nested Analysis as a Mixed-Method Strategy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The American Politi cal Science Review,Vol.99,No.3,2005,pp.435-453;Rohlfing Ingo,“What You See and What You Get: Pitfalls and Principles of Nested Analysi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Comparative Politi cal Studies,Vol.41,No.11,2008,pp.1492-1514。
[42]参见唐世平《超越定性与定量之争》,《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4期；盛智明《超越定量与定性研究法之争——KKV对定性研究设计的启发》,《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4期；祁玲玲《定量与定性之辩：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融合趋势》,《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43]国内出版的专门讨论政治学方法的著作，有郭正林、肖滨主编《规范与实证的政治学方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冯志峰《政治学方法论：理论、模型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臧雷振《政治学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44][丹麦]玛利亚·海默、曹诗弟主编：《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于忠江、赵晗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美]寇艾伦、高敏、李侃如、墨宁主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新材料、新方法和实地调查的新途径》，段若石、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参见郭苏建主编《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学科发展现状评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45]比如，乡村政治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有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比较案例研究可参考于建嵘《乡村选举：利益结构和习惯演进——岳村与南村的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46]关于案例的定义、案例的属性以及案例选择策略，可参考[美]约翰·吉尔林《案例研究：原理与实践》，张睿壮、黄海涛、孙芳露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47]“团结群体”指涵盖村里不同族群并且与政府结构重叠或者啮合的群众团体。
[48]Tianjian Shi,Politi 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49]严洁：《中国政治学概率抽样调查的实践与特点》,《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丹麦]玛利亚·海默、曹诗弟主编：《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于忠江、赵晗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美]寇艾伦、高敏、李侃如、墨宁主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新材料、新方法和实地调查的新途径》，段若石、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50]严显生：《我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政治学研究》1986年第1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政治学研究》还发表了关于党政分开、大学生民主意识、县（区）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调查报告。
[51]具体总结可参考左才《政治学研究方法中的权衡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3—160页。
[52]严洁：《项目无回答的成因与降低其水平的途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Ren Liying,Surveying Public Opin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An Examination of Survey Response,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Pittsburgh,2009;Jianhua Zhu,“‘I don't know' in Public Opinion Surveys in China: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Causes of Item Non-respons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1996,Vol.5,pp.223-244。
[53]关于不同类型的因果关系以及实验方法在因果推断中的独特优势，可参考左才《政治学研究方法中的权衡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30页。
[54]比如，孟天广、季程远《重访数字民主：互联网介入与网络政治参与——基于列举实验的发现》,《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郭凤林、严洁《网络议程设置与政治参与：基于一项调查实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苏毓淞、孟天广《社会组织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基于北京市的调查实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55]为现实政策提供建议是实验研究的贡献也是许多实验开展的目的，在中国开展的与现实政策关联紧密的实验研究，可参见Herbert Smith,“Introducing New Contraceptives in Rural China: A Field Experiment”,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 cal and Social Science,2005,Vol.599,pp.246-271。
[56]孟天广：《政治科学视角下的大数据方法与因果推论》,《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3期。
[57]李莉、孟天广：《公众网络反腐败参与研究——以全国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1期。
[58]仇立平：《社会研究方法论辩背后的中国研究反思》,《新视野》2016年第6期。
[59]渠敬东：《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文化纵横》2016年第2期。
[60]陈云松：《走出费孝通悖论：论社会学的方法之争》，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定量群学”,2016年。
[61]肖唐镖：《人际网络如何影响社会抗争动员——基于混合方法的研究》,《理论探索》2017年第2期；祁玲玲：《制度设计与民主发展——基于91个第三波民主国家的定量定性混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62]Hui Li and Shiping Tang,“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The Ethno-Geography of Oil and the Onset of Ethnic War”,Chinese Politi cal Science Review,2017,Vol.2,pp.135-158;Shiping Tang,Yihan Xiong and Hui Li,“Does Oil Cause Ethnic War?Comparing Evidence from Process-tracing with Quantitative Results”,Security Studies,2017,Vol.26,No.3,pp.359-390.
[63]原创贡献比如周亦奇、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机制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