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新兴学科研究
《新中国政治学研究70年》章节:第十一章 新兴学科研究,去读读网友提供全文无弹窗免费在线阅读。!
中国政治学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借鉴、吸收和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在政治学领域产生了一批新兴学科，比如政治心理学、农村政治学、民族政治学、空间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等。新兴学科的出现为政治学领域带来了新的学科理论和新的研究方法，成为政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同时反映了中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时期对各个学科领域的深刻影响。政治新兴学科的蓬勃发展既是对政治现实的观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理论创新的迫切性。
第一节 政治心理学研究
中国学术界对政治心理学的关注较早。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学者翻译出版了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勒庞的部分作品。[1]但此后中国的政治心理学研究长期沉寂。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政治心理学才有所关注，到现在只有30多年的历史。
为探讨国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热点有清晰直观的了解，我们以中文核心期刊的相关发文为量化分析的主要依据，并结合著作的发表情况，对我国30余年来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历程及重要议题进行综合述评。
一 国内政治心理学的发展阶段
通过对检索得到的文献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绘制出国内核心期刊上政治心理学研究发文量的年份分布图（见图11—1）以及其中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章数量年份分布图（见图11—2）。2000年之前是初始阶段，发文数量很少，2001—2018年发文数量和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章数量均逐渐增长，2014年达到最高值。据此以200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文数量相对较少；第二个阶段发文数量相对较多。从研究方法来说，第二个阶段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才逐渐出现。从发表情况来看，基本与期刊文章的发表趋势是相符的。基于此，我们将政治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形成阶段（2000年以前）；初步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
图11—1 国内核心期刊上政治心理学研究发文量的年份分布
图11—2 国内核心期刊上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实证性文章的数量
（一）形成阶段（2000年以前）
这一阶段是政治心理学形成阶段，学者们做了如下的工作：翻译国外相关的论著；编写教材。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学者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通过学者们的努力，我们对这门学科有了基本的认识。
1984年，《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连续发表了三篇翻译文章，[2]首次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政治心理学这门学科。之后，中国学者超出了单纯的翻译阶段，根据西方的成果结合自己的理解介绍政治心理学，探讨了政治心理学与心理政治学概念的区别，以及研究政治心理学的意义，并断言政治心理学是“一门有待开拓的新学科”[3]。也有学者专门研究政治心理学的某个领域，譬如辨析政治人格、政治认知等概念。[4]
在诸多翻译的论著中，美国学者斯通（W.F.Stone）的《政治心理学》[5]对中国政治心理学的影响巨大。此书写作于1974年，系统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政治心理学成果，介绍了威权主义人格、马基雅维里主义人格、自尊动机等。随后国内相继出版的三本教材，[6]从总体上介绍了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层次、主题和基本概念，为其后国内学者在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三本教材受斯通一书的影响较多，甚至许多内容直接来自斯通的《政治心理学》。
政治心理学对中国的政治研究有什么用？在对这门学科有所了解之后，有学者开始尝试将政治心理学与中国的政治研究结合起来。譬如有学者提出应该研究国民的政治认同感，以及中国的政治社会化中社会、家庭和学校三种教育的作用；[7]更有学者抛出了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几大主题：政府形象心理背景，政府与公众间心理关系特征及发展规律；政治家个性心理特征；滥用权力的心理根源；公民参政心理特点与发展规律；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不服从现象的社会心理基础。[8]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介绍性的文章居多，真正进行实证研究的不多；定性的文章较多，定量的文章相对较少。但也有少数著作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对公民的心理、政治素质、青年的政治心理等做了大量问卷调查。[9]此类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但缺少理论性的观照，尤其是对西方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关注不多；调查问卷以单纯的描述为主，很少探讨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二）初步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文章的发表和著作的出版均有了大幅增长，主要有如下表现：对国外著作的出版和翻译的种类增多；对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和概念的探讨已不仅仅局限于泛泛的介绍，而是着眼于前沿性理论的介绍和概念的辨析；针对中国的实证性研究稳步增长，学者们围绕着政治认同和政治信任做了大量研究；对国外的政治心理研究逐渐增多。但总体来说，对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仅限于几个领域，对于西方主流的政治认知研究几乎很少涉猎；从研究方法来讲，仅限于文献分析方法和问卷调查，几乎不用实验的方法。因此，与西方的政治心理学研究相比，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对国外著作的翻译大致可以分类三类：其一，教材的翻译，国外最流行的政治心理学教材[10]相继被翻译过来。其二，经典的翻译。政治心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拉斯韦尔、埃里克森、勒庞、杰维斯、乔治夫妇、贾尼斯等的著作均翻译出版。其三，前沿著作的翻译。有些著作在国外刚刚出版，国内就有学者对之进行翻译，包括了政治领导的心理分析、政治情感、选民的心理以及专家的政治判断等方面。
这一时期出版了一批政治心理学教材，既有对政治心理学的总体概括，也有专门对政治领导心理的分析。[11]国内学者对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和概念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泛泛的介绍，而是着眼于对各个具体理论和概念的介绍和分析，包括对政治人格的分析、政治态度的结构与测量，民意的概念与测量等。在著作方面，除了译著的种类增多，国内专著也逐渐增多。既有对政治心理学的总体考察，[12]也有对西方学者的理论的总体介绍。[13]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主题得到了学者们的共同关注，包括政治参与、政治认同、政治态度、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感。这些主题较为集中地出现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并且在具体研究内容上紧跟时代变化，凸显了时代发展的特征。学者对共同问题的关注，在著作的出版中也得到了印证，其中政治认同、政治信任的研究占据了大部分，也有少量有关政治认知的研究。从研究对象来看，多数学者在探讨阶层的政治心理学，有对各个社会阶层做整体考察的著作，但更多的是对各个阶层的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既有商人的政治心理、中产阶层的政治心理、网民心理的研究，也有大学生心理的研究。关注农民政治心理的研究尤其多，由于村民实行自治，有关他们参与政治的心理，包括政治参与、政治效能、政治认知等都成为学者们争相研究的对象。国内学者有关国际政治心理的研究也初有成果，他们对欧盟的集体认同、英国国民的心理、战略心理等进行了研究。但总体来说，这些学者的研究多跟随国际政治的研究热点和主题，尚不具有共同研究某个问题的意识。
二 重点议题的研究
在对所发表的文章进行政治心理学语词的频次分析时，我们发现，政治认同（245）与政治信任（193）的数量最多，政治参与（82）、政治态度（46）、政治效能（41）、政治冷漠（23）出现的频次也较高，后四者我们均可以归类在政治态度维度下。基于我们的分析结构，将重点议题设定在三方面：政治认同、政治信任和政治态度。
（一）政治认同
何为政治认同？尽管学者们对政治认同探讨较多，但是对政治认同的内涵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意见：一是对政治系统的情感归属。多数学者持此意见，认为政治认同是人们对其所在政治系统的情感上的归属或依附，是一种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政治身份的归属。[14]二是对政治权威的支持。有学者将政治认同看作对政治权威的认同，是对政治权力的承认和赞同。[15]
学者们在对政治认同的研究中，将其作为自变量，探讨政治认同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政治认同是政治合法性的前提与基础，合法性取得的核心即是获得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16]也有学者将政治认同作为因变量，探讨影响政治认同的因素。史卫民在两本著作中描述了六种危机压力，根据民众的感受，从最强到最弱依次为生态危机压力、国际压力、社会危机压力、文化危机压力、政治危机压力和经济危机压力，而影响压力感强弱的因素主要有权利、利益、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公民满意度。[17]
对于政治认同的建构，从宏观角度来说可以归为两大类：文化层面及现实体制层面。文化层面又可以分为历史传统与现代政治文化。历史传统多归于传统的政治文化，譬如“贵和”精神对政治认同的影响。现代政治文化多强调了现代公民文化体系的建立对政治认同的作用。现实体制层面主要是加强制度建设，在区分公权力、私权力的基础上，打开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政策通道。[18]从微观的角度来说，主要是通过教育等途径提高认同主体的身份意识和综合素质。[19]
在对政治认同的主体研究中，对农民的政治认同颇为关注，主要是从生存性即利益认同为起点的政治认同视角和政治心理因素（包括政治态度、政治信任等）的视角来展开论述，对我国农民政治认同中存在的特点、问题及增进措施做出论述，其中也有少量专门对农民政治认同现状做调查分析的成果。多数考察农民政治认同情况的实证研究通常与政治信任的测量研究相关联。[20]
近年来在政治认同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和新成果。从2008年开始，国内对社会转型下的政治现象研究迅速增多，其中与政治认同的研究相关性较大，并且有学者将社会转型看作政治认同影响因素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因，[21]网络环境也成为影响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22]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对政治认同的研究从理论到现实有着广泛的关注，并且紧随时代发展，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了以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研究；[23]另外，以青年为对象的研究较多，有学者在以青年为样本的调查中发现了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4]
总体来说，国内学界对政治认同的研究还是以规范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虽然近年来有所增长，但专门对政治认同进行考察的实证成果占比仍低，这反映出在实际操作上存在难度，对国内政治认同的测量欠缺统一规范的标准。
（二）政治信任
对于政治信任的概念界定，国内学界大多沿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将运作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国内有学者在研究中做了进一步界定，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观点是将政治信任界定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等同于政府信任，这一类的界定中有学者表述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互动，也有学者将公民对政府的政策及主要部门的信任归为认同和支持；[25]另一类观点是认为政治信任不局限于政府信任，还包括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及公民相互间的信任。[26]与政治认同的研究相比，学者们普遍对政治信任的定义、内涵以及如何测量基本无异议。
难能可贵的是，在将西方的政治信任理论运用到中国政治现象的分析时，实现了“本土化”，逐渐形成且被普遍接受的“层级差异”观点，为国际政治信任的研究贡献了中国元素。最早的研究成果出自2004年，李连江在发表的文章中讨论了农民对五级党委的信任程度，并于2012年将各级政府信任的差异明确概括为“差序政府信任”[27]。
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有哪些？可以大致归纳为政治文化、结构主义两种视角。有学者肯定了道德标准和价值观所具有的持久影响。[28]有学者以农村为例，肯定了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信任的正向推动作用，认为农民政治信任度的提高，会推动村民参与村内基层选举的积极和热情，使他们倾向于选择体制内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29]
学者们普遍采用结构主义视角。这种视角多强调政府行为差异、民众的特质差异，以及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政府能否持公正的立场，以及能否积极回应民众的诉求；或者能否满足民众所需要的公共福利产品等都可能影响民众的政治信任差异。民众的特质不同，也会影响政治信任的差异。譬如，年龄的因素，公众政治信任水平呈现“代际递减”的特征。对信息尤其是政治信息接触的差异，也会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直接的公共服务体验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而消息是来自正规渠道还是非正规渠道则与政府信任呈负相关关系。[30]
在影响政治信任的诸多因素中，有学者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总体而言两者并非简单直接的关系。譬如，关系资本对政治信任有副作用，社会资本中的不同维度对政治信任有不同的影响。譬如，熟人社会的信任在解决乡村纠纷中有重要作用。[31]在影响社会资本的因素中，学者们注意到了互联网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新媒体的使用对公众政治信任水平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治信任。[32]
总体来说，国内的政治信任研究较为成熟，在内涵界定及测量方式上受外国学者理论的影响较多，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国内现象，形成了“层级差异”的创见性观点，对基层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三）政治态度
政治态度的研究多以群体为对象。在对群体的研究中，中产阶层是国内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多围绕其政治态度是保守还是激进，是否益于增进政治稳定而展开。多数研究者认为我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具有一定复杂性，但总体来看是保守的，不会对政治稳定造成直接冲击。[33]也有研究者认为我国中产阶层比较激进，社会批判意识逐渐显现。[34]还有学者认为，中产阶级对我国政治体系表示出很高程度的认可，其中，在体制内的比在体制外的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35]农民也是受关注较多的群体，得出的结论基本是不乐观的，表现为对村民自治实际效果的总体评价不高。[36]另外一个受关注群体是青年，探讨互联网对青年的影响，认为互联网对青年的政治态度有削弱的作用。[37]
政治冷漠现象是国内学界关注较早且研究较多的话题。有学者指出政治冷漠是对政治参与的疏远和逃避，应通过改革并完善经济政治体制等途径来克服；但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冷漠并非坏事，政治冷漠更有利于政治制度的运作，是一种再生的希望、发展的正道。为何会形成政治冷漠？一种观点将之归为体制，是压制下的无奈；另一种观点将之归为个体，归于以狭隘的个人利益为主导的价值取向。[38]
政治效能感是研究公民政治态度的重要变量，也是评估政治参与是否有效的指标之一。政治效能是公民对于自身在政治生活中影响力的心理感知，包括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两个维度。有关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感的关系中，有学者将政治效能感作为因变量，普遍的观点是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展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政治效能感；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两者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39]有学者将其作为自变量，研究表明内在政治效能感比外在效能感对民众的政治参与影响更为显著。[40]也有研究比较了城乡居民政治效能感的差异，表明居住在城市的居民及城市户口居民的政治效能感相对较高。[41]
三 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如何判断我们的发展状况？我们将西方政治心理学的发展作为参照，比较当中就会发现我们所存在的问题。西方的政治心理学自20世纪20年代兴起之后，大致经历了40年代和50年代的“人格与文化”时期，60年代和70年代的“态度和选举行为”时期，80年代的“政治认知”时期，一直到现在的“政治情感”研究时期。与此相比，中国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基本停留在西方的第一、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政治认知的研究和第四个阶段政治情感的研究在中国非常少。具体来说，中国政治心理学的初级阶段有如下的表现。
第一，运用的理论和概念过于狭隘。在西方，形成了许多理论中心，譬如，威权主义理论、整合复杂性理论、象征政治理论、情智理论、社会支配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等，涉及政治人格、政治情感、政治认知等诸多领域。中国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认同、政治信任和政治态度等少数几个概念上，对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很少涉猎。与此相应的是，对这些概念的应用多来自西方，理论也是基本来自西方，没能很好地与本土情境进行融合，未能形成自发生长的理论建构模式。
第二，研究方法相对单一。西方政治心理学以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和实验为主。分析以定量为主，特别是对数据的处理上，当前越来越集中于定量统计的手段。即使是文献分析方法，也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多采取内容分析法对样本进行量化分析。近年来，引入了大数据的分析方法，以及医学的研究方法，譬如“眼动实验”和“脑电实验”的应用。我国的研究虽然涌现出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论文，但基本以问卷调查为主。在文献分析中，基本限于历史和哲学思辨方法，很少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样本进行量化分析。
第三，研究议题缺少核心。西方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议题非常广泛。从研究内容来看，包括人格、认知、政治态度、群体心理、领导心理、政治文化、宽容、服从、信任、认同等诸多方面。西方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议题辐射面虽然比较广，但始终围绕着选民心理、领导心理来进行研究。通过对比会发现，我国政治心理学的议题相对较窄，理论和概念的运用要么比较死板、要么比较泛化。同时，我们探讨的这些议题又与政治学的核心议题存在着距离，导致了这门学科的边缘化。
因此，未来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扩展研究领域，尤其是吸收政治认知、政治情感的相关理论，对中国的政治现象进行解读；其二，研究方法上，应该引入实验的方法，作为未来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同时借鉴医学、大数据的研究方法；其三，紧跟中国政治的核心命题，围绕着权力的运作设计研究议题；其四，政治心理学的本土化，包括对西方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和概念的改造，以及根据中国的政治现象发展出符合中国的独有的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