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空间政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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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空间政治学的兴起和发展
在空间转向（spatial turn）背景下，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空间政治学，不仅在国际学术研究领域兴起，而且被引介到中国并得到重视和发展。在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空间政治学也在21世纪初被引介到中国，在学界日益得到重视并取得良好发展。空间政治学作为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不仅实现了政治研究和空间研究的结合，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现象和空间现象做出了具有自身视角的解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
（一）空间转向：空间政治学产生的背景
从一定意义上讲，20世纪中叶之前，时间思维或历史思维在学术研究领域占据主导位置，空间思维处于缺位状态。空间思维缺席现象，不仅体现于政治学研究领域，而且缺席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研究领域。[164]
20世纪中叶人们对“时空压缩”实践的思考，使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发生空间转向现象。在学术研究领域，空间转向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表现为：空间思维日益被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重视并采用，空间思维日益成为一种与时间思维同等重要的人类认识和研究世界的重要方式。
国际学术界发生的空间转向与中国本土城镇化实践相结合，直接导致了中国空间政治学的产生。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27%，空间尤其是城市空间急速扩展，以及急速城镇化过程中的空间增长、空间区隔和空间治理现象，引起了政治学者的关注，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学术界仅从国际学术界引进空间理论的局面，空间政治学作为空间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的交叉学科，开始发生从仅引进国际理论到对中国现实实践的关注和研究的转型。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飞速提升，学术界开始借助从国际引进的空间理论，日益注重研究中国的城镇化空间实践及其他空间实践，并且逐渐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建构具有理论解释力和一般化适用性的中国本土化的空间政治学。中国的空间政治学领域发生了从“被动空间转向化”到以我为主的“主动空间转向化”的重要转型。[165]从此，空间政治学在中国开始萌芽并逐步发展壮大。
（二）空间政治学的发展历程
从空间政治学被引介到中国至今，它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也不过20年左右的时间。一般来讲，空间政治学最初被引介到中国是在21世纪初，其发展历程远远短于政治学领域其他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空间政治学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和逐步壮大，是国际空间转向思潮影响和中国城镇化实践双重作用的共同结果。概而言之，空间政治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与其他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类似，即经历了一个从译介引入到理论研究再逐步到实证研究的渐进过程。
中国大陆对于国外空间政治学理论和著作的译介工作起步于21世纪初。直到2001年，包亚明编译了《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166]前者辟出专题译介福柯的空间与权力，翻译了福氏的《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和雷比诺的《权力的空间化》《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与中国台湾学者夏铸九做的工作相同，只不过其对福柯的权力空间化及其研究作品的译介，比夏氏晚了十几年之久。包氏辟出专题译介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对列氏的《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空间政治学的反思》《论都市形式》等进行了翻译。这是大陆学界较早地对于空间政治学理论和学者的译介之作。
大陆学界对空间政治学译介和研究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取得了较显著的成就。在包氏之后，陆续有学者对涉及空间政治学的理论和著作进行了译介工作。李春于2008年对列斐伏尔的《空间与政治》进行了完整译介并出版，后于2015年再版。大卫·哈维的《资本的空间》《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希望的空间》《环宇主义与自由地理》，苏贾（Edward W.Soja）的空间研究“四部曲”:《第三空间》《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大都市》《寻求空间正义》，多琳马西的《保卫空间》，戈特迪纳的《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以及《消费空间》《工作空间》等都被陆续译介到华文学术界，使广大学者能够较容易地了解和研究空间政治学的重要理论。
在对国外空间政治学的理论和著作进行译介的稍后时期，也就是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中国学界展开了对空间政治学理论和著作的再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政治学的理论理解、阐释和研究方面，尤其注重对列斐伏尔、大卫·哈维、苏贾等的空间政治学理论的研究。例如付清松的《空间生产、空间批判、空间权利：析列斐弗尔空间政治学的基本架构》，吴宁的《列斐伏尔对空间的政治学反思》，张笑夷的《列菲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研究》，孙全胜的《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研究》，刘丽的《大卫·哈维的思想原像：空间批判与地理学想象》，以及中国台湾学者邹崇铭的《流动、掠夺与抗争：大卫·哈维对资本主义的蒂利批判》等。
空间政治学在不断推进译介工作和规范性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以质性研究为主的基于本土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兴起并逐步壮大。陈映芳的《都市大开发：空间生产的政治社会学》、郭奇正的《泡沫化了的新国族召唤：大上海计划与1927—1937年间上海的都市政治》、魏枢的《“大上海计划”启示录：近代上海市中心区域的规划变迁与空间演进》、杨宇振的《资本空间化：资本积累、城镇化与空间生产》等，都是该领域研究成果的重要代表。
二 空间政治学的研究议题
空间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近20年来，它关注的研究议题大概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空间与权力研究
空间与权力，是空间政治学的最直接的研究议题。空间政治学认为空间与权力相互交织，空间不仅充满权力，而且也是权力关系的产物，这决定了空间天然就是政治的。一方面，空间的政治性是因为它是权力的容器；空间不仅是身体的延伸与自我认同的象征，同时，空间充满了权力和利益关系，并且空间生产涉及复杂的权力关系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讲，空间就是权力，具备了天然的政治性。[167]另一方面，权力反过来作用于空间，使其具有政治性；权力可以根据自身的意志，对空间进行改造、隔离和规划，这使空间从一般的物质空间变成特定的有边界的空间。[168]
从福柯的角度，空间与权力的关系是空间政治学比较重要的关注点。研究者一般认为福柯较早地涉及对空间问题的政治学研究，并提出空间思维先于时间思维的论点，认为空间的纪元已经来临。对空间进行分割的“高墙”及其形成的禁闭性空间，已经成为权力要素渗透空间的重要性形式。在现代社会，空间在任何权力运作中都极其重要，权力以各种形式对空间进行隔离、划分和分配，我们以日常经验所能触及的规训机构便是最为典型的体现，圆形监狱是空间与权力的极致范例，权力是影响空间型构的“幕后主使”。[169]
进而言之，空间内嵌于政治过程。空间是利益相关者围绕权力开展斗争的场域，而且这些利益相关者及其构成的权力关系决定了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反过来，这种特定空间，不仅承载、见证而且进一步对政治安排发挥作用。利益相关者在一定空间中，采取权力斗争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形成既定制度安排，同时，这种嵌入了制度安排的具有政治性的空间，维系了利益相关者及其权力关系的稳定性和统治性。最终无论是作为秩序的空间还是作为主体的空间，都深陷于复杂的政治过程，从而空间必然会进入政治领域具备权力性。
（二）空间与参与研究
空间政治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仅认为空间的政治性是其重要研究议题，同时也对空间中的社会参与进行了比较大的关注，例如市民社会的空间结构化、社会生活的空间性、[170]空间中的劳动分工等。[171]有学者通过研究多琳·马西的理论提出，苏贾和大卫·哈维的空间政治学理论主要是围绕资本和权力展开的，看似具有批判性，但是，空间是一个包含多种要素的复杂体系，在很多情况下它体现为区域和地方。[172]空间政治学仅关注权力空间和统治空间，而不对作为参与力量的社会（尤其是劳工和女性）在空间中是如何行动的，[173]尤其是如何抵抗的，或者说是参与空间，做出较强关注和深刻研究，空间政治学理论体系便是不完善的。[174]
空间不仅是政治嵌入制度安排的手段，也是社会表达参与诉求、抗议行动和发表意见的机会和平台，空间的社会属性和公平属性也不容忽视。[175]空间正义是空间与参与议题研究的重要面向，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实现空间正义是社会革命的基本内容和关键要素。[176]空间政治学认为参与主体同样可以在空间中建构空间和自身，它是通过开辟新的开放性辩论话语空间，将作为统治的空间转变为参与的空间，创造异于统治性的可以寻求性别平等[177]和表达正义诉求的空间，[178]它集中表现为以减少空间贫困、空间异化、空间同质化和空间隔离为主题的空间正义。[179]社会利益冲突在空间中展开，空间成为治理和抗争的场域，[180]邻避运动就是社会主体以空间参与和抗争的方式，以空间过程正义表达空间正义诉求，并试图达成空间分配正义的重要参与行动。[181]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资本空间化，以及21世纪以来的空间资本化实践和现象，虽然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但是，也对社会参与、人与自然、空间多样性产生压制，空间正义成为重要关注点，[182]社区赋权成为关键路径，[183]空间正义制度体系的建构成为空间政治学的重要研究议题。[184]对于邻避现象产生的城市空间的模糊地带而言，“对抗式”互动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惯常形式，但基于多元主体互动的包容性治理才是真正的治理之道。[185]由此，空间政治学以空间的权力关系和空间正义为分析进路，在关注空间与权力议题的同时，展开对空间与参与议题的研究，在空间生产的基础上关注空间分配和再分配，它才能对现实的中国空间实践产生强有力的理论解释力。[186]
（三）空间与治理研究
空间政治学对空间与治理议题的规范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空间正义视角下的空间治理的关注。空间一旦与治理相结合，那么，它就不仅是空间重组的过程，而且还叠加了社会转型和政治重构的过程，[187]并且空间造型在符号层面展示着意识形态，[188]空间资本化、空间政治化、空间技术化等会使现实实践中的空间治理面临着三类空间正义风险，即政治建构的科层制逻辑下的空间正义性风险、市场建构的资本逻辑下的空间正义性风险，以及社会建构的日常生活逻辑下的空间正义性风险，[189]要实现空间正义主导的空间治理的价值追求，必须在治理、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将空间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摆在突出位置，考虑空间治理决策、空间利益资源和空间分配机制的合理性和公正性，[190]使空间与正义、权利相结合，致力于重建社会空间和区域性正义供给，[191]以期在空间价值正义、空间生产正义和空间分配正义三个层面实现空间治理的价值追求。[192]
空间政治学不仅关注空间治理的价值层面，而且关注空间治理的实践层面，这集中表现在空间治理的尺度上。政治学视野便加入了空间要素。空间政治学在政治学关注的最传统的议题——国家治理领域，提出国家既是一种政治形式和政治共同体，从空间尺度上来讲国家又是一个政治地理空间单位。[193]空间规划是国家尺度的空间治理的重要基础，空间规划体系是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效率的重要政策工具。[194]对高于民族国家空间尺度的区域空间治理来讲，流动社会为其带来巨大治理挑战，流动性与地域性成为地域空间理论的重要关注点，流动性治理成为崭新的地域空间治理范式。[195]中国的空间治理结构包括地方空间治理的多个层次，各层次的行为能力和权力空间有所不同，[196]这类空间尺度的亚空间治理，例如地方空间治理、都市群空间治理等也是空间政治学关注的议题。[197]地方自治空间中的纵向府际关系及其分权变革，[198]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省级空间的治理，[199]这是仅次于民族国家空间尺度的较大尺度的空间治理形式；中层尺度的“省管县”实践中的空间治理、政府层级和权力监督，[200]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空间治理，[201]是位于中层尺度的空间治理形式。
（四）城市空间研究
空间政治学对于城市空间的关注，并非与中国的迅速城镇化实践同步。有学者早已从空间政治学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初期的重要的空间性工程进行了独具空间特色与政治特色的双重研究，洪长泰对北京重要建筑空间的政治学分析指出空间政治并非地理变革，或单纯探讨建筑物的坐向，而是对政治的地域布局，及广义的政治与地理之间的互动、冲突和影响的研究。[202]中国共产党对于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整个北京城的空间塑造，虽然使其远离了传统城市空间与传统政治的关联，[203]发生了从传统到社会主义的彻底转型，其目标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204]，但却离不开空间政治学的核心——空间与政治，最终是为了利用城市空间和建筑物的设计来树立其政治威信，赢得大众对新政权的认同。[205]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7%，城市空间自然而然成为空间政治学的重要研究议题。[206]城市空间的研究呈现多种形态，根据对国外空间政治学家理论的分析，有学者认为城市空间分为全球地理连接的空间、本土博弈的混合空间和表征身份认同的第三空间。[207]对于超大城市来讲，城市空间结构是影响其治理的重要机制。[208]在城镇化过程中居住空间分异、职住空间分离、商业空间高端化、交通空间通达性差和公共空间私有化等现象，[209]导致的城市空间治理风险主要指向“普惠型城市空间权益体系尚未构建成熟所引发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此时的城市空间治理不仅仅是治理城市，[210]而是旨在建构包含权力、市场、社会和市民在内的多元主体，在空间生产和空间分配层面的“空间利益共同体”的城市治理。[211]
城市空间中围绕“灰色空间”的界定、抗争和治理，也是空间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非正式性”是城市空间中灰色地带的典型特征，多元主体赋予此类空间除物质之外的政治、社会和价值规范等属性，[212]它的出现是地权分割和基层治理能力弱化带来的制度空间和行为空间相结合的产物。[213]拆迁安置社区是此类城市空间的重要代表，这种空间兼具政治性、社会性和经济性，其具体表现为“差序空间”“离散空间”和“差异空间”,[214]在这其中由于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共同作用，产生了公共空间违法侵占现象，为空间治理带来难题；[215]城中村空间是城市空间治理的特殊样态，这种类型的空间生产是制度变迁和社会行动者互动博弈的产物，[216]不论对于本土居民，还是对于那些进入城市的移民来讲，空间政治更能够分析他们在空间上处于的不利地位，以及他们的空间化生存策略，[217]产权界定、规划优化、利益调整和市民身份转换，是实现空间正义的重要治理手段。[218]然而现实却向我们展示，面对这种城市贫困空间转换，改造过程的市民，[219]往往只能以城市权利和城市革命为诉求，以道德主义消解意识形态规训和法律至上主义，为自身的抗议行为寻找合法性。[220]
（五）网络空间研究
根据对中国期刊数据总库的检索，我们发现从2012年开始，学术界对网络空间的研究发生了比较大的跃升，学者发表的学术成果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概而言之，空间政治学对网络空间的研究，比较集中在三个方面，即网络空间主权、网络空间治理和网络空间政治研究。
网络空间主权自从被提出以来，很快就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221]网络空间主权作为“互联网+”时代比较新颖的范畴和重要学术研究议题，是“中国参与和推动网络空间治理进程的核心理念之一”[222]，它涉及的网络安全、互联网自由与治理被世界政治化，成为全球公共议题。[223]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交互融合的特征，使国家主权既要适应其空间特性，又要保证自身不被消解。[224]概而言之，“主权国家正面临由网络空间的无界性特征而导致的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危机，与主权国家因主权国别性的特征而决定的主权国家治理有界性的危机”[225]，这集中表现为网络空间的虚拟主权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地理国家的现实主权之间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主权可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有限主权”,[226]在这种情形之下，建基于基础责任、有限责任和领导责任之上的大国责任更需重视。[227]由此，学者将研究目光转向中美在网络空间中的竞争、冲突和合作，他们认为“网络事务管理的主权性与网络空间运行的开放性之间的矛盾构成中美关系网络冲突的根源”，中美在网络空间关键资源、关键技术和规则制定三方面，[228]对网络空间监管和网络空间主权的认同、建立中美网络空间的战略互信是实践的重要方面。[229]
网络空间的无政府状态、主权超越性和技术影响不确定性，及其中犯罪和侵权现象的频发等，将网络治理议题推上学者的研究日程。[230]对这方面的研究不仅有学者的参与，而且有组织化的研究机构参与，比如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231]作为第五空间的网络空间，同时是国内私域和全球公域的全球混合场域，这更增加了网络空间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232]有学者认为这亟须国家主权介入网络空间进行干预，[233]由此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制定方面，便出现了“多利益相关方”和“多边主义”之争。[234]为解决这种争议，有学者认为，除在国际上推进以第三方责任为核心的网络空间威慑外，[235]还需转向国家内部，在网络基础设施、网民群体、数字经济企业、政府数字治理方面提升网络空间权利，实现网络空间善治。[236]就中国来讲，其在互联网产业基础等方面虽存在有利条件，但是与美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237]中国需要继续在科研规划、产业发展和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升网络空间治理的话语权的同时，[238]注重信任、规模和网民心理等影响网络空间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因素，[239]发挥政府、社会、市场和个人等多元主体间的合作治理作用。[240]
无论是网络空间主权还是网络空间治理，都是较为宏观的大尺度空间类型，学者对于网络空间政治的研究则更多集中于小尺度的中观和微观空间范畴。网络空间政治是一种新的政治形式，网络空间的扩张对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秩序和国家能力带来极大挑战。[241]网络空间的“去中心化”属性对政策问题建构产生影响，与传统相比，它使社会诉求可以以较低成本进入政策问题建构过程，并不断产生扩散效应。[242]社会成员往往通过“在线信任”机制，[243]利用网络空间的集聚和分散功能发挥政治动员作用，[244]取得他们现实社会中依靠传统动员方式所不具有的抗争力量。与之相比，政府利用网络空间所发挥的动员能力远远弱于他们。[245]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是其典型体现形式，[246]有时候这也会演化为非理性的网络空间政治亚文化，[247]这在给既有国家治理带来优化的同时，也为政治秩序带来挑战。针对这种挑战，政府针对网络空间政治动员，应用了被动、互动和联动三种治理机制，[248]以期达到善治的目的。网络空间政治在大数据时代体现为大数据政治学形态，其在数据采集、分析和定量定性结合等方面具有优势，能够在利用大数据计算方面为网络空间中的政府行为、政治传播等议题做出研究。[249]
（六）公共空间研究
国内空间政治学对公共空间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以下三大方面：第一，对公共空间及其理论的研究。第二，乡村公共空间研究。第三，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公共空间的界定及其理论研究，是一项老生常谈式课题。理论意义上的空间转向和实践意义上的城镇化，为公共空间的研究带来了更大的关注。[250]学者对公共空间的界定更加明晰，[251]虽然公共空间“具有人之行动之‘空间’的指意，但此‘空间’并不代表疆域、领土的意涵。作为一份判断的准矩来说，公共领域意指人的行动出现、彰显（disclosure）与表现（presentation）的场域，行动因这样的性质而具有‘公共的’意涵。彰显与表现的反面即是‘遮掩’与‘隐藏’，换言之，即‘私领域’。相对于这些本质上应该被‘隐藏的’而‘无公共性’或‘世界性’的行为、情感或人际关系，则是人的‘公共之生活与行动’的方式，也就是公共空间”[252]。从理论上讲，空间政治学的理论视角一旦与公共空间相连接，其理论形态便呈现多元复杂的状况。当多民族国家围绕公共空间进行政策设计时，便会通过文化民族主义路径或整合主义路径产生公共空间政治。[253]有学者认为作为国家政治权力领域与市民私人领域中间地带的公共空间为国家政治认同提供合法性的功能日渐衰落，[254]随着网络日益成为社会表达诉求的重要场域，它已经形成事实上的网络公共空间，比现实社会的公共空间更具表达性。[255]从实践上讲，公共空间向来是政府与社会民众的重要角力场，公园、茶楼既是民众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是政府意识形态和公权力渗透的空间，[256]以下层民众在“街头”这一公共空间中的活动为例，他们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例如自由、束缚和反抗，[257]政府对这些公共空间的控制和干预并非易事。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在欧洲穆斯林与本土社群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对公共空间归属的一场争夺战。[258]
从空间政治学角度来讲，乡村公共空间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乡村政治、乡村治理与乡村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的研究。[259]乡村公共空间对乡村秩序的重构、乡村政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60]它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261]这已经被学者的研究个案所证明。[262]但是，市场化以及政府缺位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以公共场所、公共权威、公共活动与事件和公共资源为组成要素的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落。[263]在重振乡村公共空间方面，学者发现以大学生村官为代表的乡村社会工作者的介入，[264]社会组织对于乡村治理的参与，[265]以及农村合作社的发展，[266]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有利于乡村良性公共空间的建构，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新型公共空间，对乡村公共生活的发展和乡村治理发挥了重大作用。
相比于乡村公共空间研究，空间政治学对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对城市公共空间重要性和兴衰的关注，而是研究城市公共空间的中国特性、影响要素和空间生产等微观和中观层面更加细致的领域。德国学者哈森普鲁格认为公共空间的产生与中产阶级紧密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的城市中并不存在公共空间与私域空间的分别，相反，中国人将其更多地视为开放空间与封闭空间之分。[267]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受到多方面要素的影响，居民结构、建筑结构和组织结构是后单位时代城市公共空间形成的重要因素，[268]权力、资本和社会也对城市公共空间产生重要影响。[269]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生产来讲，公众参与，尤其是社区自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参与，较有利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270]日渐为各级政府所强调的社区社会组织的参与、[271]联席会议和听证会制度等，[272]也在城市公共空间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要想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实现城市公共空间的善治，还需要建构明确规则，规定权利和义务，实施有效监督。[273]
三 空间政治学的未来议程
（一）空间政治学的研究现状
概而言之，空间政治学的研究现状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空间政治学领域的研究尚停留在对西方理论译介方面，这是任何新兴学科所无法避免的。第二，空间政治学直接脱胎于西方批判理论家对空间的强调和重视，由此，批判性是其立身之本，也是其需要发生转型的重要基点。第三，空间政治学对规范性研究情有独钟，理论性和哲学性思辨在其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第四，空间政治学与对空间的哲学关注存在重要区别，这种区别在中国更加明显，后者重视的是理论性哲学思辨，前者重视的是对实践现象的理论透视，尤其是对中国迅速城镇化过程中的空间现象的阐释，在这方面中国港台地区的空间政治学研究比中国大陆更具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优势。即使我们说空间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在于空间是政治的，但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它的研究进展并没有一以贯之地围绕中心点进行，其较多地借鉴空间批判、人文地理和城市政治领域的理论，反而与地缘政治相对疏远，研究领域和范畴相对比较繁杂。从一定意义上讲，空间政治学对批判理论的热衷，与其对空间理论的执着相比，前者占据了学者更多的经历和时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甚至是极为不平衡，这才是空间政治学在中国的最为普遍的研究现状。
（二）空间政治学的研究展望
随着中国城镇化程度的日益深化，未来的空间政治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空间政治学者没必要因为当下城市空间政治学的弱小现状而感到沮丧，同理，也没有必要对此交叉领域的独特优势而过度夸大，相反，应该为该领域所能提供的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研究点奋发努力。空间政治学相比传统政治学对政府、制度和政策过程的关注，更具有容易进入和资料可获得性的优势，由此，我们对空间政治学的研究展望会更加乐观。我们相信，在未来的研究议程中，空间政治学会实现以下几点：第一，不断在对西方理论的译介过程中，加强本土原创性研究，尽力实现空间政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相结合；第二，不断实现在理论批判中达成理论建设的目标，提升理论建构能力；第三，不断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结合；第四，在加强对空间理论关注的同时，也对空间治理提出实践思考。总而言之，空间政治学的未来发展，及其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结合，必须依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和应用性实证研究的综合、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