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族政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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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政治学是政治学与民族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在学科属性上归属于政治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是政治学者“将学科的基点建立在政治学中”[100]，用政治学研究的视角、思维和方法等审视民族的政治属性，反思民族问题，探寻国家治理中民族问题的解决之道以及民族事务治理问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民族学界和政治学界一些最早关注民族政治现象的学者开始将目光聚焦到民族政治研究领域，发表了一系列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最终推动了民族政治学的创立。
一 民族政治学的形成
（一）民族学者的探索
中国的民族政治学最初是作为“政治民族学”被提出来的。[101]1987年5月，周星应邀参加了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会召开的第二次青年民族理论工作者座谈会，并做了题为“民族理论的‘危机’与‘政治民族学’的对策”的发言。周星在发言中提出：“我国民族学在‘民族理论’的标题下所从事的大部分研究，都可以规范到政治民族学之中，就学科发展而言，建立政治民族学已是民族学领域面临的当务之急。”[102]1989年4月27日，周星的博士学位论文《政治民族学要论》顺利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的论文答辩并获得了较高的评价。[103]在长达45万字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订正后，周星将其中约1/2篇幅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并于1993年9月出版了《民族政治学》一书。周星的《民族政治学》一书，“填补了我国民族科学界与政治科学界的一大空白，使民族政治学学科的体系建设第一次在中国学术研究中得到了拓展”[104]。
中国早期的民族政治学实际上是政治民族学，它是民族学界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民族学发展进行反思和探索的结果。在学科属性上，政治民族学被定位为“政治科学与民族科学之间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105]。换言之，“既是民族学的一部分，又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但它又既不能绝对和无条件地归属于民族学，因为它的一些命题是由政治学所包含或赋予的，同样，它也不能绝对地归属于政治学”[106]。实际上，从周星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论证到《民族政治学》的出版，其导师杨堃教授都是将政治民族学作为民族学的分支学科来看待的。[107]
周星的《民族政治学》，可谓“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全面论及民族政治学的概论性著作”，正如杨堃所言“其开创之功是应予充分肯定的”[108]。然而，作为民族学与政治学的新兴交叉学科，民族政治学的发展还需多学科的学者来共同关注和共同推动。管彦波就指出：“我们在肯定作者对民族政治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丰富内涵、具体的运用性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尝试和探索的同时，还必须顺便提及的是，一些有关民族政治学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和法则的科学性和普遍性尚有待进一步的论证和检验，尚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作深入细致的探讨。”[109]
（二）政治学者的推动
在民族学者关注民族政治问题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学者也几乎同时开始从政治学的视角关注民族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生活中的民族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治学界有影响的民族政治学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这些成果，直接“推动了民族政治学的构建过程”[110]。如宁骚的《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一书“有效地拓展了民族政治学的视野，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民族政治学的形成”[111]。周平则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政治文化的研究范式，系统研究了云南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和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这一研究无疑是中国政治学者对少数民族政治研究所进行的一次有益探索。[112]
21世纪伊始，随着中国民族政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学者意识到“研究民族政治是政治学的任务”，但“政治学对民族形态的政治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113]。云南大学的政治学者先后出版了一批民族政治学研究成果。如马啸原主编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114]，吴松主编的“民族政治研究丛书”等。该丛书的出版，“对民族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和学科影响的扩大，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15]。周平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分析》，聚焦中国少数民族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可谓开创了认识和分析民族政治的基本框架。
（三）教学教材与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
在中国民族政治学的形成发展进程中，周平的民族政治学研究直接推动了民族政治学的发展。2001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周平的《民族政治学导论》一书。该书虽为民族政治学“导论”，但实属“民族政治学研究的一部创新性力作。它是我国第一部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民族政治生活和民族问题，全面阐述民族政治学基本理论，构建完善的民族政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著作”[116]。
2003年10月，周平的《民族政治学》一书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被教育部高教司定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并被许多高校采用。2005年，《民族政治学》被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评定为“研究生教学用书”。2007年2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了《民族政治学》（第二版）。
随着民族政治学学科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加入民族政治学研究中来。“在民族政治学的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南开大学以高永久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团队的贡献是明显的。”[117]高永久等从政治学的视角，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及其对策”[118]，并于2008年9月出版了《民族政治学概论》一书。[119]该著作的出版，“不仅为高校教育提供了一部重要的教科书，而且对推进我国民族政治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台阶”[120]。
随着教材体系的完善，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相继在本科生、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教学中开设了民族政治学课程，[121]有代表性的高水平课程建设和教学成果不断显现。如云南大学的“民族政治学”获批2007年度国家精品课程，“民族政治学学科与人才培养体系的创建及实践”获2009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1世纪初，民族政治学专业的学位点建设也开始起步。2001年，云南大学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设立民族政治学方向，开始招收民族政治学博士研究生。2003年，中央民族大学获民族政治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122]同年，云南大学自主设立“民族政治与公共行政”博士点。2011年，云南大学获批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民族政治学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再次迈上新台阶。
二 民族政治学的研究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民族政治学聚焦民族的政治属性，着眼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致力于探寻民族问题的政治解决之道，凝聚了民族政治学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特色，形成了稳定的研究团队。
（一）民族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民族政治学的研究，就是要从民族的政治属性出发，运用政治学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遵循政治学的学科规范，“对民族政治现象的生成、特征、演变规律及应对的理论与方式等做出的解释”[123]。通过研究去认识纷繁复杂的民族政治现象，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复杂政治关系，揭示其中的本质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民族政治学自身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一方面为认识和分析人类社会的民族政治现象提供理论工具，另一方面则为丰富拓展政治学的研究寻求新的理论和知识增长点。具体来说，就是要对民族政治主体、民族政治行为、民族政治关系、民族政治体系、民族政治文化以及民族政治发展等进行系统研究。民族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现实的民族政治问题而构建的……民族政治学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学科。而民族政治学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通过具体的政治设计实现的。通过解决现实民族政治问题方案的设计而达致对现实的改良，构成了民族政治学的一项基本功能”[124]。
（二）近年来民族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议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民族政治实践的发展变迁，民族政治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备受学界关注且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议题。
1.民族与国家
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既涉及国家如何看待民族，又涉及民族如何看待国家的问题，以及如何实现民族—国家的良性互动问题。“当今世界，约有3000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由多民族组成。”[125]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及其走向，事关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民族政治学研究中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究竟是取向于民族还是取向于国家，分别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种是以国家及国族为价值取向，另一种是以国内的各个民族或族群为价值取向。”[126]
在民族政治学研究中，我们应充分估计两种取向的差异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其一，是价值取向偏移。民族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其研究乃“基于政治学的学科立场，秉持政治学学科的价值取向”[127]。若偏移甚至偏离了这一取向，则势必不利于民族政治学的长足发展。其二，是对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民族理论政策是党和国家为调节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主张和政策举措。民族政治学的研究，究竟是站在何种立场来看待民族关系和处理民族问题，将会对我国的民族理论政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将直接决定着民族政治学的学科地位和价值。
2.族际（群）政治
20世纪90年代，随着族际政治理论在国外的日渐凸显，西方的族际政治理论如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等纷纷被引入和推介到国内，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了族际政治的观点或主张，如王建娥提出的“族际政治民主化”[128]、朱伦提出的“民族共治”[129]等。在中国的族际关系及其治理上，学界亦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如马戎主张“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130]，胡鞍钢、胡联合提出“第二代民族政策”说，[131]周平则指出“中国应做出理性而审慎的选择”，改进和完善我国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132]
3.比较民族政治
在民族政治学的研究中，比较民族政治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张“在研究过程中，可以将不同的民族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加以比较，通过比较来发现各种民族政治结构的优点和不足，发现其共同的本质和规律”[133]。比较民族政治还是一个研究领域，其比较和研究的对象几乎涵盖了民族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代表性论著有：一是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如宁骚的《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134]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外学者的民族政策比较论著亦开始被译介到国内来。如特伦斯·E.库克主编的《分离、同化或融合：少数民族政策比较》。[135]二是民族问题及其治理的国别比较。如朱伦、刘泓主编的民族政治学（国别）族裔问题及其治理研究丛书，[136]王剑峰的《族群冲突与治理：基于冷战后国际政治的视角》。[137]
4.中国的民族问题及其治理
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点：一是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如王希恩就把20世纪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背景中进行考察，进而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预测。[138]二是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和边疆地区的特点，使得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始终紧密关联。学界对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则直接推动了民族政治研究向边疆政治、边疆治理研究的拓展。[139]如“边疆治理”这一概念，就是周平率先提出来的。[140]三是民族问题的解决之道。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探寻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有效治理之道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有学者就提出，“所有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民族群体的利益争夺”，主张“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待民族问题”，运用国家权力来调整控制族际矛盾和冲突。[141]有学者则指出，协商与共治是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治理路径，[142]而有学者则指出要运用“治理”的思维和工具改善应对民族问题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民族问题治理能力。[143]
5.中华民族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华民族的研究一直都存在着较大分歧，其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华民族究竟是多元还是一体，进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顾颉刚就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著名论断，主张“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144]。20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又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然而，在认识和对待“多元”与“一体”问题上却存在较大分歧。如“复合体论”就认为，中华民族乃民族复合体，主张强化“少数人”的权利，且称中华民族为“中华各民族”。而“实体建构论”则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是凝聚和建构的产物，并主张中华民族乃政治学意义上的国族，呼吁通过建设中华民族推动中华民族的一体化。有学者则主张应将“中华民族”概念写入《宪法》，在《宪法》中明确中华民族的政治和法律地位。[145]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46]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次厘清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和“一”的辩证统一关系。总的来说，中共十八大后，中华民族的研究再次受到关注，中华民族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概念史研究[147]等都不断增多，以往中华民族研究中“分”的取向开始朝着“合”的取向转变。
（三）民族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
民族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就是民族政治学研究中所秉持或体现出来的价值准则和基本立场。以国家或国族为价值取向，归根结底是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来看待民族，审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看待民族与国家二者间的关系。在看待民族时，这一取向主张既要看到民族的文化属性，又要看到民族的政治属性，因此把民族划分为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两种基本类型，民族政策涉及的是文化民族，而中华民族则属于典型的政治民族。[148]在少数民族被政治化的倾向下，要警惕中华民族被虚置或虚拟化。[149]在看待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上，主张“要从有利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加强中华民族建设进而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150]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上，以国家或国族的价值取向鲜明地指出，“民族国家是组成国家的各个民族的政治屋顶”[151],“中华民族就是中国的国族”[152],“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153]，因此“中华民族建设即中国的国族建设”。
以国内各民族（族群）为价值同以国家或国族为价值取向截然不同。这类取向，多强调民族的文化属性而忽视民族的政治属性，因此往往在强调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权利的同时忽视了民族对国家的政治义务。在民族问题上，这一取向则极力反对将少数族群问题“去政治化”。关于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和应不应“去政治化”的争论，可谓继20世纪30年代末“中华民族是一个”以来最具争议的学术辩论。论辩双方在理论观点上的分野，无疑折射了学界在民族及民族问题上的认知分歧，也体现了民族问题本身的复杂性。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后，中华民族被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
事实上，民族政治研究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民族政治的研究往往还会对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中国的民族政治学研究需秉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具体来说就是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从国家治理和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来看待民族和民族问题，着眼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展开研究。这既是民族政治学得以健康长足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民族政治学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中需处理好的重要问题。
三 着力构建民族政治学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
中国的民族政治学学科自创立以来，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民族政治学的发展任务仍然突出而艰巨”[154]。有学者也指出，中国的民族政治学“在新兴学科建设、中国学派理论建设、研究方法规范和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仍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155]。总体来说，民族政治学仍面临着建设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的问题。
（一）现有的民族政治学理论需要发展完善
在民族政策理论研究中，我们应充分评估盲目推崇西方民族政策理论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发展和完善民族政治学理论是应对西方民族政策理论挑战的需要。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理论再度受到学界关注。我国一些从事民族政策理论及相关研究的学者，开始将这些理论引入中国并大力推介，这无疑对我们进行民族政策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对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理论，看不清其理论本质，不顾其产生的时代历史背景和中国国情的盲目推崇，从另一侧面说明中国的民族政治理论在理论自信、理论话语等方面仍需加强。
不可否认，西方国家的一些民族政策理论的确不乏可取之处。但也应当看到，解决民族问题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不少西方国家来说，其民族理论政策都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体现着相应的价值准则，且一些经过实践证明的理论政策，其暴露的弊端也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西方国家的一些被盲目大力推介的民族理论政策，已经对我国的民族政策理论及其实践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挑战，如加剧了我国民族政策理论研究领域的混乱，可能威胁我国民族政策理论领域的理论安全。甚至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民族政策道貌岸然的无端指责和粗暴干涉，在国际舆论场中极有可能挤压我国民族政策理论的道义空间。
民族政策理论研究是直接服务于国家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治理的学术活动，在研究中毫无疑问需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学术价值取向。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理论是人民和国家处理民族关系、治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政策和主张。在民族政策理论研究中，我们应充分评估盲目推崇西方民族政策理论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走自己的路，增强理论自信，牢牢把握理论话语权，抢占理论制高点以避免陷于被动。同时要看到，近20多年来，世界的民族问题出现了许多变化和新的动向，一些国家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民族问题，这些问题及其背后的经验和教训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研究。从这一意义上说，民族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可谓任重道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民族关系发生了深刻变迁，民族政治理论中一些原有的理论认知，如民族国家理论、族际政治理论、国族理论等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民族政治学的研究中，尽管在不少问题上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观点或理论分歧，甚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理论认识误区仍需进一步厘清，但共识亦在不断增多，这就需要民族政治理论在发展中完善、在完善中发展。
（二）中国的民族政治实践需要民族政治学做出科学阐释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需要中国的民族政治学提供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不论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和团结各民族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然而，民族在发展，民族问题也在变化，只有持续推进理论探索和创新，才能不断推动解决民族问题的新实践，从而更好地坚持和拓宽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不断发展的实践需要发展的理论。不论是民族理论，还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而且也会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70年间，中国的民族政策、民族理论乃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时代背景、理论（制度）环境实际上都在发生了变迁或变化。其中的诸多变迁或变化，都需要适时反映并吸收到民族政治学的研究中来。而对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治理来说，民族问题的治理也给民族政治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时代课题，回应民族工作和民族问题治理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推动民族理论政策的发展，更好地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度功能等重大现实问题，都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做出科学阐释。
（三）加强民族政治学“三大体系”建设
首先，要加强中国民族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中国民族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建设，在本质上是一个建构知识体系并不断产生新知识、形成新理论，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推动民族政治学自身发展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民族政治学学科的形成是一个质的飞跃，也是作为知识生产过程的民族政治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民族政治学取得了学科地位，它也就超越了民族政治研究的范畴，不仅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而且必须依据学科规范来梳理既有的知识，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还必须按照学科规范和发展规律来构建知识生产机制，并通过持续的知识生产而实现自我发展。”[156]
就中国民族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历程和当前面临的发展问题来看，民族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设仍面临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民族政治学知识体系对学科发展的支撑性问题。完备的知识体系是构成学科的基本要素之一，体现着学科自身的价值，对学科的存续发展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二是民族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知识阐释力问题。即中国的民族政治学知识的创造和生产，应置于人类民族政治生活的宏大视野中来展开，打破学术视野的局限，立足中国但不局限于中国的民族政治实践来揭示民族政治的基本规律，科学阐释民族政治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现问题。三是民族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概念供给问题。概念是知识的基础性载体和基本传播媒介，概念的供给直接关系到民族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设。在中国民族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设中，一方面是需要让概念供给跟上知识增长的步伐，对一些传统的概念（如民族融合）则需要在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的基础上进行时代性的重释，而民族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新实践、新现象和新问题，则需要新的“标识性”概念进行科学有力的原创性阐释。四是概念的传播力问题。单有概念的创造和供给，还不足以对民族政治学知识体系形成有力支撑。西方一些不切合中国民族政治实际的理论或概念之所以在国内大行之道，除我们的概念供给不足外，概念的传播力即“说了传不开”[157]的问题同样值得深思。正如青觉提出的那样，我们“不要只做西方理论的‘消费者’，要成为理论的‘生产者’”[158]。
其次，要加强民族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的民族政治学自创立20多年来，民族政治实践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的一些实践和变化，除需在理论上予以回应并及时吸纳进民族政治知识体系外，还需反映到民族政治学话语体系中来，并进一步增强对这些实践和变化的阐释力。如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上，仍需进一步阐释好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智慧”“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
民族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设不是闭门造车，而应加强国际学术交流。青觉指出，国际学术交流的欠缺是中国民族政治学发展存在的问题之一，“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的崛起，中国民族问题越来越受国际社会关注。国际性主流媒体和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民族问题关注较多，但目前民族政治学者与国际的学术交流较少”。因此青觉呼吁“要立足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构建本土化的民族政治学话语体系”[159]。
最后，是要加强民族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从目前的研究方法来看，民族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主要移植自政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周平指出，民族政治学要在发展中实现自我完善，在方法上就需要“引进和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促进学科认知方式的革新”，从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中引入新方法，并主张“在民族政治学的知识生产中恰当而有效地运用这样的新方法”[160]。就民族政治学的发展需要来看，除开放性的母体学科或相邻学科的新方法外，民族政治学还应致力于解决民族政治研究中的若干现实问题，面向学科建设的现实需要来创新研究方法，为民族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方法论的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161]。作为政治学的新兴交叉学科，民族政治学的兴起和发展拓展了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增长点和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就政治学学科乃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来看，其支撑作用仍值得进一步挖掘。要提升对政治学乃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作用，一方面需加强民族政治学教材体系建设，特别是应更新一些原有但已经发展变化并经实践检验的理论观点，以及将当前民族政治学研究中的新知识、新理论及时吸纳到现行教材中来。另一方面，要挖掘中国民族政治实践的丰富历史，同时立足中国自身的实际，借鉴国外主要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治理的成功经验，构建有国际影响力的民族政治理论。
学科建设不能也无法脱离生动而具体的社会实践。“民族政治学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学科。”[162]民族政治学的学科建设既要紧扣当前中国的实际，更要面向未来中国的民族政治实践，“把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设计作为自己的职责和使命”[163]。这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对民族政治学学科提出的时代课题，也是民族政治学适应时代发展和国家治理需要，并同其他新兴交叉学科共同推动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
通过面向中国未来的民族政治实践来加强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具体来说，就是要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和时代课题，为维护巩固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任何一个新兴交叉学科来说，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也是一个庞杂的学术系统工程，需要形成一个稳定而壮大的学术共同体，通过一代又一代学人长期不懈和艰苦卓绝的努力，薪火相传，为推动民族政治学学科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