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学和学院：学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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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学院： 学院制前面已经写到，牛津大学没有校门，也无处可找牛津大学的校名。大学坐落在牛津城，而牛津城就在大学内。城中有大学，大学之中有城市。牛津大学是一个极为松散的结构，其中心组成部分是分散在城市各处的39个学院，最早创立的是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1249）和默尔登学院（Merton College，1264），最年轻的是２０世纪90年代创办的科罗格学院（Kellogg College， 1990）和坦普尔顿学院（Templeton College， 1997）。这种学院制的结构类似于“联邦制”，后来成为美国一些常春藤大学内大学和学院结构的模型。初来乍到，对这一大学结构完全陌生，必须从头开始了解，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明白大学和学院，学生和导师的身份和归属。抵达牛津之后的第一个月，我参加了大学的英语强化班。在提高英文听、说、读、写能力的同时，开始对牛津大学的学制有了切身的了解和体会。英文培训课在圣安东尼学院安顿下来之后，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参加大学语言中心举办的开学之前的英语强化班。在英国的学生生活就这么开始了。我入住圣安学院的第一件事就是急着要打开自己的行李包。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东西后，歇了歇。已到晚餐时分，我随即下楼用餐。离牛津大学正式开学还有一个多月，圣安学院的餐厅里还是冷冷清清，我们这些语言中心的学生是餐厅的主要顾客。英文班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虽然大家语言、文化迥异，英语表达也并不流畅，但大家都非常友好，相互交流自己初到的感受，谈着对语言中心课程的期望。语言中心位于惠灵顿广场（Wellington Square），和牛津大学的行政大楼紧挨着。正式开学之前，部分外国学生在此接受一个月的语言培训，这是牛津大学历史颇为悠久的一个项目。语言培训课后，学生并不全入学牛津，也有将到剑桥大学上学的。所有的英文课都在中心的地下室上，四位老师对我们的听、说、读、写技能进行全面培训。对一种语言的学习能力的掌握如同对一种异域文化的理解，非得花时间，全身心投入不可。因此，我上得非常用心，拼命地接受和消化。四个星期下来，我的心里踏实多了，感到自己确实进入了正规的英语环境。其实，我们从小开始学习英文，文法经过多方训练，非常扎实，只是多年来没有练习口语和培养写作能力的机会，缺乏交流的环境，听说能力有限，加上强烈的自我意识，实在不愿开口，从而形成能力和开口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一个月的英语培训为我提供了一个适应牛津生活和学习环境的很好的过渡机会。在圣安学院的餐厅里吃了一个月的西餐，胃里油腻得实在无法排遣。一天，我到圣约翰学院看望一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他正在准备泡饭，桌上摆好了刚从伦敦的中国城买的榨菜和红烧辣土豆块，这可真是正宗的美味佳肴，我们一起美美地吃了一顿。只是中国寄到这里的邮件常常需要走上整整两个星期，等待家信把时间拖得漫长难忍。钱钟书写他当年在牛津求学的感受时，提到当年来自中国的信要取道西伯利亚，不知为何，交通发达的今天，信的传递依然如此漫长。一个月的英语课很快就结束了。和刚来时相比，开口说英语时自然多了一份自信。这个月里，课后、周末，时常在牛津城散步、转悠，渐渐熟悉了牛津城的环境和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9月底，我的英语培训正式结束。参加英语强化班时，对牛津，作为一个城市，有了一些初步而感性的了解。而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了解牛津大学这一高等学府，是在进入圣安东尼学院之后才开始。圣安东尼学院正门学院和学术机构我搬入了圣安东尼学院（St. Anthonys College），准备正式入学。我的住处位于伍德斯托克路（Woodstock Road），和刚住过的圣安学院仅有一街之隔。这是学院内的一座维多利亚式楼房，加上地下室一共四层。我和另外几位学生合住，他们分别来自印度、日本、俄罗斯、墨西哥、美国、厄瓜多尔、加拿大。我和另外一位太古奖学金的学生来自中国，另外还有两位英国学生。即便身边有不少国际学生，都说着带着不同口音的英语，可我依然非常胆怯，言语很少，几乎处处都担心自己说错什么，做错什么。我住在一楼对着楼梯的一间。房间大约只有12平米，陈设简单，一个单人床，床头柜，一个大书桌，还有一个大壁橱。房间虽然小，但是对着圣安东尼学院的庭院，幽静且环境宜人。虽然学院60年代才创建，但是依然颇具中世纪牛津的经院氛围。我在牛津的学术生活也由此正式开始了。在中国整整度过了１６年学生生涯的自己依然期待着开学，可眼前另一种教育体制给我带来更多的却是担忧和挑战。有关牛津大学的结构和学院制度，即使对已经在牛津学习、生活数年的师生来说，都很难能讲清楚，更不用说初来乍到的新生了。牛津大学脱胎于中世纪的经院体制，先有学院，后有大学。从大学的整体结构来看，大学下面有两种并行不悖的体系，一是各自独立的学院（college），再就是从属于大学的各种学术机构（division/faculty/department）。系、研究所虽然是大学内的重要机构，但是具有独立于学院的功能，和学院并存于大学的“联邦制”之内。这种制度使每一个学生既是这所世界知名学府的一员，又能融入国际化的跨学科和跨年级的学院。牛津大学有39所各自为政、各具特色和拥有独自历史的学院。学院制是牛津大学体制的中心组成部分，这一体制脱胎于中世纪的神学院，是每一位牛津学生身份的真正归属之处。学生一旦入学，就是某一学院的一名成员。绝大多数学院（圣灵学院只有学者，不招学生）直接介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关照学生的日常起居、住宿、注册、升学以及报名参加毕业典礼等等事宜。每个学生实实在在的学生身份来自学院，如同加入一个俱乐部，有了学院的身份，也就相当于成为某一俱乐部的一名正式成员。就此而言，哈佛大学本科生的“舍院”（House） 制度沿习的就是牛津以学院为单位的传统。1李欧梵教授对哈佛的本科生宿舍楼制度作过简明扼要的描述，他写到：“哈佛的学生宿舍叫作 ‘舍院’（House），指的并非一间房屋，而是一个住宿单位和团体，往往有数幢房子组成： 除宿舍外还有餐厅、交谊厅 (Junior Common Room和Senior Common Room两种，前者供学生用，后者供学者和客人用）。”他对哈佛舍院的描述几乎能用来介绍牛津大学学院内部的构成。见李欧梵： 《我的哈佛岁月》，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121页。学院也是真正接纳新生之处。每一个学院入口处都有“porters lodge”，传达室可能是其最好的翻译。“Porter”就是门房，即在牛津的每个学院入口处的传达室内，关照人员通行出入的值班人员。学院内的信箱一律称为“pigeon hole”，而不叫“mailbox”。大学内设有诸多系科和研究所。如果要作一简单的区分，那么学院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以及和学业有关的行政事务，而直属大学的系科和研究所则为学生的学业提供各类培训，从导师的设定、课程的安排以及到参加的各类学术活动。同一学院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既跨年级，又求学于不同的研究所和院系。比如，在我入学的圣·安东尼学院，既有刚本科毕业的学生，又有工作了多年的大学教师；既有攻读国际关系的学生，又有经济学学者；既有来自中国的刚刚跨出国门的留学生，又有英国本地的学生。在学院里，学生组织称为JCR（Junior Common Room），其功能相当于国内大学的学生会，而学院内的教授、研究员和各类学者的组织叫SCR（Senior Common Room）。学院和学术系科是大学下属的两类并行机构，因此学生兼具双重身份： 他们在学院是学院ＪＣＲ的一名成员；而一旦步入研究所进行一对一的授课时，则为一名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而教员在研究所和学院也具双重身份： 在研究所，教员为导师，他可能是一位高级讲师（reader），也可能是系里唯一的一名教授1Reader是英国和英联邦的国家和地区使用的一种学术头衔，相当于高级讲师，或是副教授。其级别因地区而异，有的地方Reader的级别很可能相当于北美的教授。近年来，英国的学术制度逐渐受北美影响，一些大学开始用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来代替传统意义上的Reader的称谓。；而同时这些教员也会在某一学院担任研究员（fellow）。不管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一对一的个人授课制度跨越了上述的两种体制。导师制使学生和导师暂时离开了他们所属的学院，来到系里或是研究所内上课。虽然有时学生和导师来自同一学院，但那纯属巧合，因为学院和授课的系科本来就是互不干涉、各自为政的行政团体。学生和教授的社交活动有两个层面，一是学院（以哈佛的本科生来讲就是舍院）内的，二是专业上的。两者的界限非常清楚，但是现在的学生社交频繁，两者不免有相当程度上的重叠，但是却互不牵制。比如，圣安东尼学院拥有各类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心有教授和学者，那么对一位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生来说，很有可能他的行政归属（学院）和求学之处（一对一授课所在的系或研究所）会是一个地方。这种结构和国内大学的系科和专业的设置大相径庭，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亲身接触才能悟出其道。一直传为笑话的就是无法指出牛津大学到底在哪儿，从来也没有看到牛津大学的校名刻在什么地方。说来这倒是和哈佛大学有相似之处。哈佛大学就在剑桥的哈佛庭院（Harvard Yard）内吗？也许是的，因为创办人约翰·哈佛的塑像就坐落在那里，或者可以说哈佛塑像正对面的约翰逊门（Johnson Gate）是哈佛的大门。不过，塑像也好，约翰逊门也好，都无法替代整个哈佛大学。其象征意义囊括不了坐落在剑桥和波士顿多处的哈佛大学的十所院校。约·翰哈佛像我入学的圣安东尼学院和林纳卡学院、纳菲尔德学院及沃夫森学院（Wolfson College）一样，是一家只招研究生的学院，一概没有本科生。学院建于1963年，距牛津市中心有相当一段距离。与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建于1249年）1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曾以罗兹学者（Rhodes Scholar）的身份在大学学院学习并取得硕士学位。、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建于13世纪60年代）等历史悠久的学院相比，这所学院几乎如同刚出世的婴儿。圣安东尼学院最具特色的学术项目是区域研究，并以多所区域研究中心闻名，其中包括欧洲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中东研究中心，还有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尼桑（Nissan）日本研究中心以及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由此，这一学院的另一特点，就是国际学生比例相当高。每年，圣安东尼学院都招有不少北美和亚洲的学生。学院的国际化使学生在求学之余，大开眼界。太古公司和圣安东尼学院具有密切合作关系，入学牛津的太古奖学金学生大多进入这家学院（少数几位攻读社会学的学生进入以社会学研究见长的纳菲尔德学院），但是专业各不相同，导师往往会分散在各个系，属于不同学院。学院还设有太古研究员一职，当时由研究朝鲜战争的罗斯·玛丽·伏特（Rose Mary Foot）担任。每年来自东亚的太古奖学金的学生都进入这一学院，结成一股不小的太古“黑帮”（Mafia）。每年开学时，来了新生，我们以太古奖学金为纽带，不时小聚，偶尔有来自太古公司的官员来访，我们就会应邀参加餐会。一旦正式开学，大家课程紧张，都忙于功课，相互交往也就颇为稀疏了。在学院正式报到之后，我就成为圣安东尼学院的一员： 入住学院的宿舍，在传达室内设有自己的信箱，成为JCR的一员。不过，这些仅仅是我的牛津大学学生身份的其中一半，另一半会落在我真正求学之处，那就是牛津大学的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以后见导师，安排每周的个人授课（tutorial），参加学术活动都会在这里。初见导师在圣安东尼学院的起居收拾停当之后，离新生到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报到还有一周的时间。我持着探路的心境，找到了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研究所。这家研究所位于邦巴力路（Banbury Road）上，和圣安东尼学院只有一街之隔。这是一座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小楼，精巧、紧凑。如果没有挂在门旁的牌子，人们根本不会想到这里保存着英国人类学丰富且悠久的历史记忆。刚到牛津不久，上一年通过资格考试的同学向我介绍说，硕士（M.Phil.）课程非常恐怖，不少外国学生经历的个别授课令人心惊。据说，牛津的这种个人授课使学生深受折磨，甚至平时忙得连上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还有的同学说得更为形象： 和导师上一次个人授课，求学的自信心就缩回半截。种种说法和传闻，在亲身经历之前听了让人忐忑不安。不过，百闻不如一见，我决定在正式开学之前参观一下自己的研究所。我悄悄推开研究所的大门，小心谨慎地步入，怯生生而又充满好奇。研究所的行政办公室内走出一位女士，她似乎看出我是新来的学生，马上主动迎上来和我打招呼。我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还没来得及说明来意，她即带我去见研究东南亚地区、专攻印尼社会的罗伯特·巴恩斯（Robert Barnes）博士，他也是圣安东尼学院的研究员。巴恩斯博士看着我，稍稍顿了一下，然后说，“我想，她该是阿伦博士的学生。” 我还没来得及完全反应过来，那位女士已带我进了阿伦博士的办公室。于是，我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首次拜见了导师1“导师”（tutor）最早指的是英国大学中的学监。英国大学里有好几种管理人员，各自负责学生的学业、日常起居和礼仪举止，而学监的职责是直接负责本科生的学习情况，专业进展等等。尼克·阿伦（Nicklos J. Allen）博士。阿伦博士中等个子，清瘦，但精神矍铄。他灰黄的头发往两边卷曲着，由于一段时间没有修理，那卷曲的程度被延长，并且有一点夸张。他说话时习惯把眼镜的一只脚夹在嘴边，那带着浓重的牛津口音（林语堂讲的“oxford drawl”）的英语1林语堂还讲到剑桥、耶鲁、哈佛各所大学的不同风气。 在题为《哈佛味》的短文里，他写道：“文章有味，大学亦有味。 味各不同，皆由历史沿袭风气之所造成，浸润熏陶其中者，遂染其中气味。 然大学之味，应系书香而已。 此外如牛津之口腔，剑桥之蓝衣，耶鲁之拍肩，哈佛之白眼，皆风气既成以后之皮毛形态而已。” 摘自刘志学主编： 《林语堂散文》（三），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听上去像是字字都经过深思熟虑。他一边示意让我在一只单人沙发上就座，一边顺着对面的另一沙发也悠然坐下。阿伦博士专攻南亚研究，尤其是印度和尼泊尔。他20世纪60年代就学于牛津的林纳卡学院时，热衷于藏区文化，一心向往到中国藏区做田野考察。但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无奈中国的大门紧闭，他只好选定印度北部和尼泊尔一带做田野考察。取得博士学位之后，阿伦博士就留在社会人类学研究所任教至今。他是沃夫森学院的成员，但是通常都在研究所上课。一般凡招有来自东亚的学生，研究所总是把他们安排在阿伦博士门下，我也不例外。他稍稍了解了一下我的专业背景后，就向我简单地介绍了硕士课程的内容和要求，还提到研究所里就读的其他几位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学生，我可以和他们联系，相互交流。最后，他还定了以后每周二下午两点钟来办公室见他，进行个人授课（weekly tutorial）。我起身告辞，走出阿伦博士的办公室，心却悬在了半空，飘忽在脑际的只有阿伦博士浓重的牛津口音。那口音，抑扬顿挫，发音轻重缓急恰到好处，调子总是有意拉得很长。不见则罢，这一见使我忐忑不安。离开阿伦博士的办公室，走出研究所，拉开大门时，一下子觉得那扇原来根本不起眼的门变得尤其沉重，我的身体几乎被这门的反弹力推倒。想来，往后见导师、上课、参加学术研讨会等等和学业有关的活动都该在这里。已是傍晚，冷风中刮来落叶，我加快步子，赶紧回到学院的住处。就这样，我往后两年的学生生活基调就定了下来。在圣安东尼学院注册之后，就是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新生的始业教育（orientation）。研究所的会议室里师生满座，我在后排坐着，环顾四周，几乎看不到黑头发。由于坐得离主持会议的巴恩斯博士较远，加上听力还是有问题，于是只能听了个大概。他大致介绍了研究所的历史，所内每周举办的讲座和学术活动。接着，先由教员做自我介绍，然后学生们挨个介绍自己。还没轮到我，可我的心已开始打鼓，前面同学讲的在我脑子里只是空白。等自己讲完，从中恢复过来时，所有在座的人的介绍几乎已近尾声。随后，大家起身离开研究所，三五成群，步行十分钟左右，到了公园南路（South Parks）上的皮特·瑞佛斯（Pitt Rivers）博物馆参观。这是牛津最古老的一家博物馆，20世纪初，人类学开山鼻祖开创这一学科的同时，也创建了这家博物馆，里面还有一家小型的巴佛尔图书馆（Balfour Library）。人类学研究所和这家博物馆的关系犹如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燕京图书馆，两者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密不可分。由于紧张和不安，我不知该如何搁置兴致和好奇，只是随着人类学研究所的教员和学生，在博物馆内心不在焉地绕了一圈。随后，大家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博物馆，我也沿着博物馆前的公园南路往回走。从基宝学院（Keble College）走过，心中的失落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随行的有一位来自新加坡的男生，我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一位能说话的同学。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说中文，就用英文小心翼翼地问：“他们说的英文你都能懂吗？”“我们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上课用的全是英文，根本没问题！”原来这位新加坡同学并不会说中文，但他能听懂一些简单的对话，而在家和父母说的是漳州一带的方言。我们一行人走在基宝路上，迎面吹来的毛毛细雨静静地撩拂在脸上，留下一阵阵滋润和惆怅。大学公园内的青草碧绿透亮，可满目的秋意却裹挟着全身。牛津的各种图景蒙太奇般在我的脑子里翻腾着： 圣安东尼学院庭院内有我的住处、信箱和餐厅；有JCR，每个学生都是其中一员；有人类学研究所和阿伦博士的办公室（此后，我每周定点定时光顾）；还有惠灵顿广场的大学行政大楼、谢尔多尼亚剧院和位于高街的考试大楼。牛津的学生生活就在这些不同的场景中交叠、延伸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