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导师制： 一对一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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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制： 一对一授课牛津的学院制来自古老的传统。大学内所有的仪式和传统都回荡着历史的余音，牛津的所有一切都离不开历史。如果从学院制深入剖析，我们知道牛津大学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学院制，还有独特的一对一的授课方式。牛津的学位牛津的学位多样，最有名望和最受欢迎的是三年本科的PPE（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学位。我入校进的是硕士学位的项目，在这里重点介绍研究生的学位。牛津大学的研究生学位种类多样，其中有一年内即能完成的M.St.（Master of Study）硕士学位，有两年的哲学硕士M.Phil.（Master of Philosophy）学位和文学硕士M.Litt.（Master of Literature）学位，还有相当于美国Ph.D.的博士D.Phil. (Doctor of Philosophy)学位。M.St.项目历时一年，学年末通过资格考试即取得学位。而M.Phil.学生第一年攻读的课程和M.St. 的一样，通过第一年的资格考试之后，紧接着的第二年的课程包括两周一次的个人授课、学年末的大考和一篇硕士论文。M.Litt. 是一个带有研究性质的项目。通常录取的学生至少已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入学就可以着手论文研究。两年内完成研究项目，写成硕士论文，通过了即可得硕士学位。按惯例，M.Phil.学生在两年内完成硕士学位之后，可以转为D.Phil.学位，即博士学位的候选人。而M.Litt.的学生除了定期和导师见面之外，并没有修习课程和做一对一的个人授课的要求。通常M.Litt.的学生也可以在完成论文之前进入博士项目，而硕士论文大多会扩充为将来的博士论文，因而M.Litt.和D.Phil.的研究往往一脉相承。对硕士研究生而言，进M.Phil.还是M.Litt.项目，虽然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背景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主要还是取决于导师。通常，导师会根据如下的因素决定某一学生该接受M.Phil.还是M.Litt.的培训： 入学牛津以前是否受过学科的专业训练，申请入学时提交的论文水准，是否具有很快进入学术研究轨道的学术训练背景。对进入D.Phil.项目的学生来讲，如果入学时博士论文的方向已定，而且研究也已思路明晰，学业进展顺利的话，三五年就能完成博士学位的不乏其人。为此，不少北美的学生选择来英国攻读博士学位，自律的学生三年之内就能获得博士学位。和北美的体制相比，尤其是在人文学科，很多人觉得英国的更实际，效率更高。牛津大学实行的是三学期制，每一学期为期8周。但是和美国的三学期（quarters）制完全不同。学年从10月初（以2006年为例，10月8日星期天为学年开始的第一天）开始，6月初结束。第一学期称为 “Michaemes” 学期，一共持续8个星期，直到圣诞节前的两个星期（12月2日，星期六）结束。圣诞节和新年期间当然会放假，假期一共有6周。接着的第二学期为 “Hilary” 学期（1月14日开始到3月10日结束）。Hilary学期结束后就是复活节，期间假期也是6周。随后就是“Trinity” 学期（4月22日到6月16日），结束后就是漫长的暑假，从6月中旬开始一直到10月初。牛津大学的假期漫长，远远超出学期的时间。很多人认为，牛津的这种学制体现的是英国和欧洲大陆松散的放鸭子式的学术体制，其实不然。英国的导师制效率很高，一个学期8周的学习效果并不亚于美国的一个学期的收效（哈佛大学一学期通常有13周）。不过，这种学期短，假期长的学制并不意味着学时的缩减，或是教学质量的降低，而是为学生提供更大的自修空间和课外研究的时间，从而使学生有机会进行广泛的阅读，并对阅读材料做精深的思考。大量的阅读和独立的思考是导师制教学体系的根基，不仅在学期期间阅读至关重要，而且在假期也不例外。这种不受干扰、利用大量时间集中阅读典籍的收效，会在10月份新的学年开学时明显地反映出来。而对人类学专业的学者来讲，由于学科重视田野考察，假期是外出考察的好时机。第一年的暑假，我前往川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和道孚做了短期的考察访问，10月份开学回到牛津，和导师阿伦博士见面时，谈起自己在康区的经历，他感到特别兴奋，马上说这种经历可是人类学学者所谓的“真货色”（real stuff）。漫长的暑期不仅是学生回顾过去一年的学业的好时机，也是深入思考曾经读过的经典著作，设计下一年的学业方向不可或缺的一段时间。秋季再次回到校园时，很多学生对过去一年的一对一授课的体验，对自己将来的学业的进展，都有深入的理解和计划。因此，三个多月的暑期并不是一片空档，而是两个学年之间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对一授课的导师制牛津大学是英国早年培养贵族子弟的院校。可是，近一百年里，牛津的教学理念和制度、生源和教学环境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今天的学生再也享受不到当年贵族子弟的优待。不过，不管过去的百年内牛津的学制如何演变，学生的来源如何变化，在牛津大学内，有一种制度却经久不衰，那就是众所周知的导师制。把这一制度形象地介绍给中国大众的，莫过于钱钟书笔下《围城》中的片断：“兄弟从英国回来。在英国的时候，和有关专家学者讨论过有关导师制的问题。……在导师制讨论会上，部视学先讲了十分钟冠冕堂皇的话，平均每分钟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他讲完看一看手表，就退席了。听众喉咙里忍住的大小咳嗽全放出来，此作彼继。……”1钱钟书著： 《围城》，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页。黄蜀芹根据钱钟书的小说编导而成的电视连续剧《围城》，把三闾大学教员听部视学就牛津、剑桥的导师制对校内的教师进行训话这一片段，表现得惟妙惟肖。导师制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内一种传统的授课方式，其中心内容就是每周一次（频率也许会因年级、专业和课程而异），导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授课，师生之间就学业做一对一的交流和探讨。师生见面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效率和强度都很高。导师每个星期布置的阅读任务和授课时要朗读的短篇论文，学生都得在下一次授课之前按时完成。不仅要消化应该消化的阅读内容，同时还要对所阅读的典籍做深入独到的思考，然后写出一篇短论文。下一次授课时，带着论文去见导师。授课一开始，学生就得向导师大声朗读写的论文，然后，师生就这篇论文的主题、论点和论据展开讨论，相互切磋。一个多小时的授课接近尾声时，导师就布置下一周的阅读任务和论文的主题。每周如此，从专业上的一个主题转到另外一个主题，从一个名家的经典著作读到另一个名家的。通过这种方式，为专业学习打下最为坚实的基础。这种授课形式旨在培养学生对本专业典籍进行自我阅读、消化、理解和思考的能力，而一周一次和导师见面探讨学业则是起着点睛的作用。这种以一对一授课为主的导师制的优点是，学生一周阅读和思考的问题能及时得到导师的指点，并有机会对自己的论点和导师公开进行有效的、具有针对性的深入探讨。在剑桥，一对一授课则被称为“supervision”（字面上有“监督、管理”之意），这从一方面解释了导师被称为“supervisor”的原因。而现在，牛津和剑桥的监管者的身份和美国的导师（advisor）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区分。导师再也不会，也不能介入学生的礼仪、衣着和言行举止等方面的个人生活，师生相互之间只是纯粹的教学关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职业化的教学关系更为突出，而中世纪的那种经院风格已消失殆尽。在这种体制下历练出来的学生，具有独立思考和评判能力，学术涵养深。经过导师制的熏陶，学生往往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并形成较为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这种制度对导师和学生双方的要求都比其他教学形式要高。导师既要对学生精读的经典驾驭自如，又要对每个学生的知识背景、学术水平、学业的进度和研究兴趣都了如指掌；而学生除了要透彻研读指定的经典著作之外，还需对导师出的议题进行深入思考，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便在一对一授课时能和导师切磋。英国本就有深厚的辩论传统，而牛津的这种个别授课的教育制度与这种自由辩难的传统密不可分。导师制的形成、演化和实践与牛津悠久的历史息息相关。导师制大约于15世纪开始实施，对此马勒（C.E.Mallet）1924年著的《牛津大学史》给导师制做了简洁而又颇具权威性的阐述。他写道：“导师制源于牛津大学早期的历史。这一制度来源于这么一种想法，即大学各学院资深的教员应该承担引导年轻教员的职责，使他们的行为合乎规范，而这种制度正是建立在资深学者理应与年轻学者合作共事这么一个理念的基础上。”1Will G. Moore， The Tutorial System and Its Future， Oxford： Pregamon Press， 1968，p. 571， in C. E. Mallet，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Modern Oxford， London： Methuen， 1927，iii.在牛津大学，早年的导师制并不是后来常人理解的那种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授业关系，而是年长的资深学者在行为规范和为人处世方面引导年轻学子的一种合作、引导关系。这一概念与牛津大学脱胎于中世纪经院的历史密切相关。古时候，每一位年轻的学者（junior fellow）都该有一位导师（tutor），而导师的主要的职责并不在于现代意义上的教学，而是向他们灌输和传授经院的教义和教条，训练年轻的学生，使他们的礼仪举止、衣着起居都符合经院常规。所有接受传训的学生都是经院教会的成员，学院内所有的研究员都是经院等级阶层中的一份子，而学业的长进则是次要的。用马勒的话来讲，“导师制已成为牛津大学生活至关重要的一部分”2Will G. Moore， The Tutorial System and Its Future，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68， p.2.。我们不难从这种与中世纪的经院制度息息相关的导师制中看到中国古时书院“传道、授业、解惑”传统的影子。可是在现行的导师制中，这层涵义几乎丧失殆尽，余下的主要是学生与导师定期见面，进行个人授课，然后通过考试而获取学位。说到授课方式，英国牛津、剑桥的注重一对一授课的教学制度与北美和澳洲的迥异。虽然北美、澳洲教学中都采用“tutorial”的形式，但是其涵义却和英国牛津、剑桥的一对一授课大相径庭。北美和澳?的tutorial是大班分散之后的小组讨论会，即15—18个学生成一组，在助教的带领下进行的小组讨论班。其主要目的是用来辅助任课教授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就事先给定的议题进行自由讨论，消化教授大班授课时的讲演内容和一周的阅读材料，把课堂上学习的内容和课程要求的阅读材料做进一步融会贯通的理解。在普林斯顿大学，相当于tutorial的是preceptorials。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于1902—1911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期间，对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为了充分发挥专家在某一领域内培养年轻学者的作用，他根据学科设立系科，而且还要求学生以6人为小组向导师求学、研习。虽然伍德罗·威尔逊建立这一教学方法旨在以小型的类似于英国牛津式的授课制来替代讲座式的授课形式，但是在实际运作中，preceptorials如同上述的小组讨论会，起的同样仅是教学辅助的作用。 这和哈佛大学本科生上的中心课程（core course）的大课或是专业课的小组讨论班（tutorial）的涵义一致，但是在哈佛负责tutorial的不是教授，而是助教，他们往往都是在读的高年级博士项目研究生。我们唯一能找到的共同之处是班上同学间自由讨论、切磋的风格。不过，这种授课方式的风格、目的和深度远远不同于牛津传统的导师制。这种操作形式可以说是面对现代高等教育的要求，由导师制演化而成，虽然规模比教授的讲座小得多，但是和牛津的一对一授课相比，还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近年来，由于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牛津的一对一授课渐渐趋同于美国的小型讨论班，而且根据几年前的一个调查显示，这种新的授课制度深受学生的欢迎。1James Clark，“The Oxford Tutorial from the Students Perspective” in Oxford Tutorial， ed. David Palfreyman， Blackwells， 2001， pp. 105109.我攻读的社会人类学的硕士学位是M.Phil. (Master of Philosophy)。如上所述，这一项目是一种以课程修习为主的硕士学位。在人类学研究所，M.Phil.项目培训的主要形式是导师和学生之间一对一的个人授课，而这种授课形式就是大家熟知的牛津导师制的核心。对我来讲，以前根本没有人类学的专业训练，唯一的基础是自己试着读过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人类学通论》（General Anthropology），从而了解了这门学科最为基本的概况。在我入学注册报到之前，学院就已决定让我进入M. Phil.项目，接受导师制的磨练，从而既有机会跨入人类学的门槛，又能在导师的指点下，做深入研究。早年，牛津的个人授课通常安排在导师的寓所，而导师就住在他所属的学院的四方院内。伯林在牛津大学的新学院（New College）任研究员时，便寓居于学院的四方院内。他有时身穿睡袍或浴袍，甚至坐在床上给学生授课。一次，在个人授课时，一个学生正在起劲地给他读论文，不经意间抬头一看，原来导师正在地毯上起劲地给原来一直放在壁炉台上的电动老鼠闹钟拨上发条，让那老鼠在地上跑。还有一次，伯林给学生布置下次个人授课的任务，刚刚给学生出了一个下周讨论的主题——“自然法权（natural rights）这一说法并不成立”，就忽而转身，指着身后的书架说：“现有的有关自然法权的书全是废物，你什么都不必读，回去好好琢磨就是了。”1Michael Ignatieff， Isaiah Berlin： a Life，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1998，pp.171172.直至60年代以前，在牛津，学生来见导师授课时还得穿好夹克，带好领带，再加套黑长袍。不过，到了90年代，牛津早已不再让导师住在学院的四方院内，导师也不再有穿睡袍授课的方便（当然，伯林确实是个特例），而学生在授课时也不必再穿上黑长袍。我跟阿伦博士上的一对一的讨论课就是属于传统的导师制传授方式。按照第一次见面时约定的，每个星期二下午两点钟，我到阿伦博士的办公室授课。每次授课只有一个小时一刻钟，最多不会超出一个半小时，每周如此。此时此刻，学业是我的中心，个人授课又是我的学业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因此我从未提出更改个人授课时间的要求。从另一方面讲，我也实在没有时间安排任何别的消遣活动，从而也难以出现日程上的冲突。而阿伦博士也是如此，两年之中，记得只有一次，他要去法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而不得不更改了那一周我们授课的时间。那是仅有的一次。我的个人授课当然并不会安排在导师寓居的学院的四方院内，而就在导师的办公室。阿伦博士的办公室位于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二楼。一上楼梯，他办公室的门迎面而立。每星期二下午两点整，我走上楼梯时，都奢望上楼和敲门期间能有更多的空间，好让我重重地缓口气。在阿伦老师办公室前留步敲门时，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我总是先轻轻地敲门，然后就听到他的回应：“请进！”推门进去，我们相互做礼仪般问候、寒暄之后，彼此按惯例面对面在沙发上坐下。他的办公室内，两张单人沙发总是斜对随意摆着，一对一授课时，他总是面门而坐，而我则背门而坐。两点整，开始授课。我们一坐下，阿伦博士先向我讲明今天的上课主题和本周的阅读书目，然后我就开始向他朗读论文，这大约需要15分钟。他一边仔细听着，一边做简短的笔记。他听完后就做一短评，道出问题所在，我们开始就短文的主题和我本周阅读的经典著作发问、切磋和讨论。有时，他会就我读的某一典籍的具体内容发问，以确证我认真读过，并有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如果我写的短文中的引文没有指明出处，阿伦博士会马上让我停住，然后明确给我指出来。一次，我直接引用埃德蒙·利奇（Edmund R. Leach）有关列维·斯特劳斯（Laude Lvistrauss）的一段话而朗读论文时没有指明1Edmund Ronald Leach， Claude LéviStraus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4. ，阿伦博士赶紧打断我，说这段话听上去非常熟悉，如果是一段来自利奇的直接引语，一定得说明出处。阿伦博士还时时提醒我，阅读专著不是为了全盘接受别人的观点，而是在阅读消化的过程中提出疑问，对前辈学者的论点大胆提出挑战。时常，在授课正中，阿伦博士突然会说：“Oh Gosh! I need a cup of tea”（噢，老天，我得来杯茶）。不知是和我的讨论使他犯困，还是英国人喝下午茶的习惯根深蒂固。于是，研究所的秘书就给他送来一杯茶，拌有鲜奶和糖的红茶飘着热气。阿伦博士一边呷着茶，一边继续原来的话题。喝了几口茶之后，他马上来了精神，也放松多了，而我依然挺坐着，浑身紧张，巴望今天的个人授课再次顺利完成。阿伦博士给我开的第一次个人授课的讨论主题是“人类学家从事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What are the ways in which anthropologists undertake their research）？ 他要求我仔细阅读的是人类学的鼻祖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拉狄克拉夫·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的经典著作。1Bronislaw Malinowski， The Ethnography of Malinowski： the Trobriand Island， 191518， ed. Michael W. Young， London and Boston： RKP， 1979. 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Essays and Address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 The Method of Ethnolog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Marshalltown： South Af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923.第一次授课时，阿伦博士倒是事先为我写好了阅读书目和短文的主题，但是，随着课程的继续，我渐渐熟悉了个别授课的要点和规则，于是他往往会脱口而出三五本书的书名和作者，还有下一次的论文主题，时常让我应接不暇。光是准确无误地记下讨论的主题对我都是一种挑战。不过，经过几个星期的适应和训练，我开始习惯了这种全新的授课方式。牛津大学是人类学的发源地。从这一点来讲，我来牛津攻读人类学，可真是来对了地方。埃德蒙·泰勒（Edmund Burnett Tylor）、马林诺夫斯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上的田野考察开创了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即参与观察的田野考察法；而拉狄克拉夫·布朗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则奠定了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基石。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在土著人中生活时写下的日记的出版，给人类学家田野考察的意义和方法取径带来巨大的挑战，而拉狄克拉夫·布朗的功能主义的理论剖析也无法解释社会变迁的来龙去脉，但是他们为这一新颖的学科建立了研究方法和理论构架，使社会人类学超越了民族学仅是散乱的记事而缺乏深入分析的特征，摆脱了社会进化论的禁锢，给这一学科开辟了天地，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2Adam Kuper，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RadcliffeBrown，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77.刚入门，阿伦博士就引导我去啃这些大师的经典著作，可见他为我求得学科切入点的一番良苦用心。随着学期的深入和学习内容的加深，我们开始讨论婚姻，谈论不同文化对婚姻的理解和实践，而这是人类学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阿伦博士是迪克海姆（Emile Durkheim）和毛斯（Marcel Mauss）的忠实的崇拜者和追随者，结构主义在他的理论体系里根深蒂固，所以针对“婚姻”这一看似简单的概念，我需要阅读不同的人类学经典，进而对这一人类社会最为基本的结构和概念提出自己的看法。十几年后的今天，无疑，讨论这一经典的人类学主题又会有全新的向度。在阅读与人类学各类中心议题有关的经典著作的同时，我还通过对同一社会的结构的不同理解来通览社会人类学思潮的发展史，尤其是从马林诺夫斯基到毛斯，即从功能主义到结构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对此，阿伦教授让我在着重阅读这两位大师的经典著作时，思考如下问题： 在哪些方面，马塞尔·毛斯的《论礼物》一文能使我们对马林诺夫斯基研究的西太平洋特洛布莱恩德岛上的社会有更深入的理解？1阿伦博士给我出的题的原文为“In what ways does Mausss essay enable us to understand the Trobriand data better?”。每一次上课都是一次折磨，一番挣扎，都是对自己自信心的极度冲击和挑战。每次个人授课结束时，导师会脱口说出书名和作者，还有下一周的论文主题，我匆忙记下。离开阿伦博士的办公室时，我都长长地松一口气，眼前又有整整一个星期属于自己的光明的日子。和阿伦博士告辞之后就去研究所的图书馆，把下一周的论题和书单整理出来，设法不要把阅读的书目和短文的议题记错。随后，在图书馆查询书籍，如果研究所内没有?话，那么可以到皮特·瑞佛斯博物馆的巴佛尔图书馆去找，或是到东方学研究所（the Oriental Institute）的图书馆、社会科学图书馆（Social Science Library）去找。借到书后，我就默默地扛着书，回到圣安东尼学院的住处，关起门，开始读起来。稍稍轻松之余，心里还夹杂着对下周要读的著作的好奇，并对下次见阿伦博士、接受个人授课还滋生着一点点上进的希望。对一个外国学生，尤其是来自亚洲的学生来说，这种导师制带来的是一股巨大无比的压力，且不说专业基础，仅仅是在英文的听、读、写和表达能力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挑战。在国外求学时，常听说西方的突飞猛进的教学方法和我们东方传统的循序渐进的教学差异。每当谈到西方的教学方法时，人们惯用的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游泳规则”（The Rule of Sink or Swim）： 学生如同一个不知水性的人，老师把他推入大海，让学生自己扑腾。结果自然有两种，要不沉溺，要不就是拼命扑腾而终能熟悉水性。日子竟然也就这么过来了，一日又一日，一个月又一个月。一次次的个人授课排山倒海般冲击着原有的自信，每每觉得自己不行，稍有松动，整个身体似乎马上从悬崖边滑落。我只能在摸索中慢慢行进，在体验中寻回彻底失落的自信。除了睡觉、吃饭和每周一次的购物，其余的时间都花在阅读上，全力准备下一次和导师见面。每星期如此，一年下来，确实精读了不少经典著作。现在写来似乎平淡无奇，但是，当时每周一篇论文和一对一的讨论课的压力之大，足以把我的精神压垮。牛津求学的第一年，像是一段漫无边际的旅程，不管怎么使劲都不着边际。虽然行程漫长，可在我的记忆中却多是空白，似乎没有任何切实的内容，也没有什么闪光点。只是自己把所有的不快都压抑到内心深处，只是希望，通过努力而进入人类学之门。这种磨练的情境似乎和早年留学剑桥的徐志摩、留学牛津的林语堂笔下的求学情境形成太大的反差。这种学制的收益以高效率的教学体制为基础，学生要么突飞猛进，要么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难怪说到牛津大学的教学时，林语堂曾写到： （在牛津）除了看书、吸烟、写文章以外，他们（指牛津大学的教师）对世人是不负任何义务的。学生愿意躲懒的，尽管躲懒，也可毕业，愿意用功的人，也可以用功，有书可看，有学者可朝夕磋磨，有他们所私淑的导师每星期一次向他聊天谈学——这便是牛津的大学教育。1林语堂著： 《话牛津》，载《林语堂文集》第9卷，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括号文字为本书作者注。林语堂笔下20年代牛津的读书场景随意、潇洒，但是我的感受却完全不同。对我来讲，能坚持下来，完成每周应该完成的阅读计划，顺利度过每次一对一的授课，可不是随意、潇洒可以描述的。“牛津的学生被导师的烟枪熏出真学问来” 的说法，最早出自加拿大幽默大师斯蒂文·里亚科可（Stephen Leacock）。他著的有关牛津学制的短文，广为流传。和里亚科可同龄的，而且亲身体会过剑桥的学生生活的徐志摩和上过牛津的林语堂都曾引用里亚科可的这一烟枪熏出学问的说法，近年来出版的有关牛津大学教学制度的书中都屡屡提及。1徐志摩著： 《吸烟与文化》，载《巴黎的鳞爪》，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1页。林语堂： 《话牛津》，载《林语堂文集》第9卷，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347页。最早读到这一说法的是在陈平原的《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斯蒂芬·里亚科可（Stephen Leacock）的短文以幽默而闻名于世，见My Discovery of England，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1961，pp.8990.原文如下：“I understand that the key to this mystery is found in the operations of the person called the tutor. It is from him， or rather with him， that the students learn all that they know： one and all are agreed on that. Yet it is a little odd to know just how he does it. ‘We go over to his rooms，’ said one student， ‘and he just lights a pipe and talks to us.’ ‘We sit round wit him，” said another， ‘and he simply smokes and goes over our exercises with us.’”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提供了徐志摩写的有关牛津大学导师制的原文出处。笔者在此深表谢意。人们津津乐道的烟嘴喷出的浓烟迎面而来的经历我根本没有过，因为阿伦博士从不抽烟。人类学研究所里，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博士担任研究所主任，他是所内唯一一位教授，总是用烟斗抽烟。21990年，在牛津，通常一个系科依然只聘一位教授。现在，和其他体制一样，牛津的教授制度也在往美国式的体制更改。显然，在牛津受熏陶的不一定只有烟枪，那里授课制度、经院的氛围和悠久的传统早已铸成一处“大染缸”，身入其境，必受熏染。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所要求每个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在第一年的第三学期要选定一个特定的区域来集中学习。我们研究所里的导师专攻的区域有非洲、印度、东南亚、中东，不能不说，英国的人类学依然带有深重的殖民时代的遗风。虽然当时对印度和南亚地区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是受?师的影响——通常学生总要选修导师的研究领域——于是思考再三，我选了南亚作为第二年专攻的方向。这就是我后来从事藏学研究的缘起。当时选南亚研究的学生有三位，整整一学期，我们精读路易斯·杜蒙（Louis Dumont）的《阶序人》（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e System and Its Impliation）一书。1Louis Dumont， 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译自法文Homo hierarchicus： Le système des castes et ses implications.每周分章节细细阅读，然后每周一次聚在阿伦博士办公室进行小组讨论，当时刚毕业不久留在研究所任教的马科斯·班克斯（Markus Banks）博士也加入我们的研讨会。这做法很像日本学者一直拥有的会读，而且其阅读和讨论的深度远远超出美国大学的研讨班。阅读量并不贪多，但旨在精深的思考和讨论。一周一个小时区域研究的小组讨论班上，由于充满紧张和胆怯我发言不多，但是由于听力颇有长进，理解和体会大家的讨论并没有什么问题，因此日子过得比前两学期快多了。经过整整一学年的导师制的磨练，整整两天的资格考试，还有回国旅行，我迈过了一个很重要的门槛，眼前的路该会平坦一些。在牛津求学的第二年，觉得自己心理上坚强好多，生活也丰富了不少，渐渐懂得如何去创造和把握机会。社交活动虽然导师制对牛津的培训至关紧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就没有其他机会相互切磋、交流。和导师制相辅相成的是各类讲座和研讨会。英国的研究生院体制内本没有美国式的学分制和成绩单制度，也没有正规的期中或期末考试。除了一对一的讨论课之外，学院和研究所并不设正规意义上的课程（course），但有讲座（lectrure）和学术讨论会（seminar）。学院或研究所并不要求学生参加所有的讲座和研究讨论会，但是好多学生都会主动参加。就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来讲，教师会开设一系列的讲座，如人类学入门，家系制度的研究，田野考察的方法论等等。学生可以来，也可以不来。里亚科可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写道：“对我们（里亚科可是出生于英国的加拿大人）来说，讲座是求学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牛津则不然。它们毫无价值，对学生的心智开发并没有什么作用。”1Stephen Leacock， My Discovery of England，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61，pp.8889.原文如下：“With us the lectures form a real part of the college life. At Oxford it is not so....But they are quite worthless and are not supposed to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 mind. They dont matter： that you can take them if you like; they do you no harm.” 总之，牛津的传统是讲座不关大体，你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学生可以去听，原因是上讲座课并不是坏事。不管某一讲座有多好，一对一授课并不受讲座限制，去不去听讲座对资格考试并没什么影响。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师生除了忙于做每星期一次一对一的讨论课和阅读经典著作之外，也需去每周五下午研究所传统的研讨会，这是牛津非常难得的一种社交机会。在讨论会上发言的学者来自世界各地，发言完以后的讨论通常非常活跃，对演讲者没有丝毫宽容。学者的发言涉及人类学各类主题，系里主要的导师和学者都会来参加，济济一堂，平时并不常见的领域内的学者也都会抽空加入。最具特色的不是这种讨论会本身，而是会后，所有参加的师生客人一起前往附近的小酒吧里喝酒聊天，借此机会可以结识学术圈里的好多人。谈论的话题当然可以和每周讨论会的主题有关，但是也可以聊任何其他话题。我的导师会很客气地请我喝一杯，再聊聊课外的趣事。研究所内另一社交机会是每星期三上午11点的茶会（coffee time），这是来研究所访问的学者和所有的师生放松的时候。大家可以借此机会和老朋友聊天，结识新朋友。对所里的研究生来讲，我们在这一随便的茶会上能见到平时难得见面的同学，互通有无。和导师也能聊上几句，弥补每周一次个人授课的不足，而且还有机会和研究所内其他导师交流（基于个人授课制度，学生通常很难有机会和同一研究所内的其他导师接触、交流）。在牛津的学术环境和导师制下，除了完成分内的学业之外，我得给自己补上好多课，诸如在公共场合演讲的技能，开诚布公地辩难的能力，和老师、同学平等而又自信地交往的心态等等。如果勤奋用功能对付一对一的授课制度繁重的学习任务的话，那么其他的学术技能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多年来惯于全盘接受老师说教的求学心态需要在新的环境下慢慢适应，慢慢变化。我在学院的寓所面对学院的庭院，庭院的另一头就是学院的餐厅。经常有很多学院的同学说看到我平日总是在书桌前用功。其实，与其说用功，还不如说，自己实在是在压力下吃力地完成每一星期的个别授课计划。这种日子非常紧张，非常黯淡，但是为了完成学业，自己必须坚持下来。这和几个月前自己在复旦南区轻松自在的研究生生活相比，几乎是天壤之别。早起吃完早餐之后就开始读书，接近中午时就到学院的传达室去取信，同时看看学院的广告栏上是否有任何学术?动的消息，或是遇到一位同学聊聊天，然后就是午餐时间。下午也是用来看书，到了晚上一天的学习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就开始读报或是给国内的同学和朋友回信，介绍自己在牛津的经历和感受。此时此刻，能深深引起我共鸣的是钱钟书先生在30年代留学牛津时写的一篇题为《谈交友》的散文。钱先生在文章收尾处写道： 到欧洲后，也有一二个常过往的外国少年，这又算得了什么朋友？分手了，回到中国，彼此间隔着“惯于离间的大海”（estranging seas），就极容易地忘怀了。这个种族的门槛，是跨不过的。在国外的友谊，在国外的恋爱，你想带回家去么？也许是路程太远了，不方便携带这许多行李；也许是海关太严了，付不起那许多进出口税。…… 我的朋友个个都好，过两天是星期一，从中国经西伯利亚来的信，又该到牛津了，包你带来朋友的消息。1钱钟书著： 《钱钟书散文》，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3—74页。对国内友情的眷恋溢于言表。可是，在这种崭新的学习环境中，思乡的同时一定得融入新的团体。我在牛津的第二学年从1991年10月开始，时间转得比第一年快多了。和阿伦博士的个人授课变成了两周一次，而且授课的侧重点由第一年的基础理论课转为对与自己论文相关的区域的研究。除了准备个别授课以外，我还得广泛阅读和藏学有关的经典著作和这一领域内最新的研究成果，开始构思硕士论文，并要尽快着手动笔。在第三学期，研究所还安排了所有二年级硕士生召开一个论文研讨会。研讨会由研究所内唯一的教授戴维斯（John Davis）主持，在戴维斯教授所在的万灵学院 （All Souls College，也有被译为众魂学院的） 的一个小会议室内举行，它按学生姓氏的字母顺序安排好十来位硕士生的演讲次序。每周三下午大家聚到一起，由一个学生研读自己的硕士论文的部分章节，然后大家展开讨论。会后，大家一起到附近的小酒馆 (All Bar One) 喝酒聊天，聊论文，也谈论时政和周围发生的趣事。牛津第二年，学业和生活都自主多了。学业有了重心，自己也有了把握，而且大大拓宽了视野。除了完成两周一次的授课之外，还拓宽了自己的社交圈子，认识了不少同学和师长，这为牛津的日子增添了不少光彩。第二学年刚刚开始，我们就按传统进行了学院二年级全体师生合影。在圣安东尼学院的庭院内，大家聚集一堂，学院里所有的研究员在第一排就座，而所有的学生在后面三四排站立。照片的风格极为典雅，洗出来一看，长长的，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宽的集体合影。另外一次聚会就是一年一度的学院师生晚餐，这可是来牛津以来第一次吃到如此精美而又可口的西餐。我们一百多位师生欢聚一堂，穿着正式的服饰就座，十几位服务员把一道道菜送上来。这可是学院社交的一次盛会。当时记忆最深的是院长达伦多夫致欢迎词时说的，“从某一方面来讲，这样的聚会从一方面向你们解释为何牛津的学生得支付如此高昂的学费”。 这引起了哄堂大笑。如果说到建立学术圈内的社会关系网，牛津的这种传统深厚的社交形式是学者建立关系网，如同一对一的授课制度，不可或缺的。想来，研究员的社交活动自然另有一番情趣。据说，伯林在圣灵学院有一个非常难得的学术小圈子，他的寓所就像是一处度假的好去处，不同的学者来到这里，一边进行随意的学术交流，一边给伯林带来各类新闻。求学于牛津，学生不仅被纳入紧张的导师制授课体系之中，而且还被抛入一张偌大的学术社会关系网之中。通向新大陆正是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我才有机会认识藏学家麦克·阿里斯（Michael V. Aris）博士，才有机会得到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求学深造的机会。阿里斯博士是苏格兰人，出生在古巴哈瓦那。早年在英格兰北部的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取得历史学的博士学位之后，远离英国，执教于不丹皇家多年。在不丹，他学通了藏文，由此开始了藏学学术生涯。回到牛津之后，阿里斯博士先担任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的研究员，期间组织了首届国际藏学研讨会（即现在国际藏学学会年会的前身），后来担任了圣安东尼学院的研究员。1990年应邀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担任藏学客座教授两年。1哈佛大学的藏学和喜马拉雅研究专业正式作为一个专业设在梵文和印度研究系之下，但是专攻藏学专业的学生则分散在各个系科，其中主要的系科有中亚和阿尔泰研究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Inner Asian and Altaic Studies），宗教学委员会 （The Committee on the Studies of Religion）以及哈佛神学院（Harvard Divinity School）。1992年初夏，由于在牛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经费没有着落，我决定申请试试北美的学校。根据1991年北京藏学会议与会学者的名单，给他们所属的大学寄去了申请，有史伯岭(Eliot Sperling，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屯分校）、范德康（Leonard W.J.vander Kuijp，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艾尔温·戈斯坦（Melvyn Goldstein，位于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和劳伦斯·爱泼斯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等等。但是，这些大学的经费短缺，即使能录取我入学博士课程，却无法给我提供奖学金。我重点申请了哈佛大学的内亚研究系和印第安纳大学的欧亚内陆研究系。几天后，我请求阿伦?士给我往美国中部的印第安纳大学写推荐信。阿伦博士寄出给我写的推荐信之后，即来电话告知阿里斯博士家的电话，让我直接和他联系。当时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冥冥之中安排的一个机会。我马上跟阿里斯博士通了电话，向他简短地介绍了我自己的求学情况。他说，阿伦博士曾经向他介绍过我的情况，让我近日到他家小坐。于是我们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到时我可以更详细地和他聊自己的学业和将来的研究兴趣。那是夏日的一个傍晚，我在他位于公园镇住宅小区（Park Town）家的客厅坐下。阿里斯博士非常随意，虽然我们一见如故，可我还是有些局促不安。我们谈了藏学研究现状的许许多多值得研究的论题。他从书桌上拿给我一本纪念胡·理查德森（Hugh Richardson）的论文集1Michael. Aris ed.， Aspects of the Tibetan Heritage—Harvard lectures delivered by Hugh Richardson and Samten G. Karmay， Volum 2， No. 3，Department of Sanskrit and Ind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还有他在哈佛编写的藏文课本和他编辑的刚刚出版的有关洛克在中国边疆的照片集。2Michael Ari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Patrick Booz and contributions of S.B. Sutton and Jeffrey Wagner， Joseph Francis Charles Rock (18841962)， Lamas， Princes， and Brigands： Joseph Rocks photographs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of China， New York： China House Galler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92， p.141.他还说自己正计划马上在家中开设藏文课，如果我有兴趣，欢迎我加入。我欣然答应。时候不早，我一边告辞，一边走出阿里斯博士的家。和阿里斯博士交谈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说的，藏学依然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很多领域依然需要学者去开发，大量的藏文文献急需学者们去研读、探讨。如果掌握了藏语文，那么在藏学领域就会有一片广阔的天地在眼前展开。作为中国的学生，从事藏学研究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3阿里斯教授的这一见解得到国际藏学界的共识。阿里斯教授是1991年荣膺诺贝尔和平奖的缅甸昂珊苏姬（Aung San Suu Kyi）女士的先生，他不幸于1999年病逝于英国牛津。为纪念他对藏学界的突出贡献，牛津大学成立了以他命名的藏学和喜马拉雅地区研究中心(The Michael Aris Memorial Trust and Tibetan and Himalayan Studies)。此中心设在牛津大学的沃夫森学院（Wolfson College）。我还跟他讲了过去两年跟阿伦博士求学的经历以及现在不能在牛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苦衷。我又提到，已经向哈佛递交了申请，但是最近接到系里的通知，说是哈佛尚未聘定藏学教授，目前难以接收任何博士生。他听后就说，他会马上为我向哈佛的内亚研究系（the Committee on Inner Asian and Altaic Studies）写信推荐，督促他们马上接收我，前往哈佛求学。第二天，阿里斯博士就给哈佛大学寄出了一封强有力的推荐信，信中强调，哈佛聘任藏学终身教授一直是哈佛文理学院议事日程上的要事，往后的一两年内肯定会有着落。从此，每周二和周四晚上，我和其他一些学生到阿里斯博士家上藏文课。当时来的一共有8个学生，大都在牛津研究佛学，其中3位是东方研究所的印度学专家理查德·干布利奇（Richard Gombrich）教授的学生。阿里斯博士楼下的厨房就是我们上藏文课的教室。厨房的墙上挂着阿里斯博士的太太昂姗素姬女士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美国《时代》（Time）周刊封面刊登的她的照片，漂亮、妩媚的笑容中带着无法抵御的自信、毅力和决心。11990年6月11日和1991年10月28日的《时代》周刊都以昂珊素姬为封面。昂姗素姬是缅甸民主运动的女领袖。1988年，由于她母亲病危，昂姗素姬离开牛津，赶到缅甸。从此便再也没能离开缅甸，也再没有回过牛津的家，而阿里斯也开始了他颠荡的家庭和学术生活。1995年，昂姗素姬女士的《超越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 and Other Writings）一书以多语种出版。阿里斯博士在序言里写道： 今天，苏（昂姗素姬）在她自己的国度成为良心的囚犯。……多年以前我对她作出的承诺（支持她的事业）现在得以兑现。但是，也许苏和我一样，知道终有一天，这一切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本以为这一切会是在将来，等孩子们都长大以后，可是我们并没想到这一切竟然来得如此之快。命运和历史从不会顺理成章地行进。时运无常，根本不会依据人类的方便来运转。更有甚者，人类历史的法则过于无定，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根本无法以历史为据而行事。2In the forward， Aris reflected his disciplined Buddhist detachment in assessing the circumstances of his life. “Fate and history never seem to work in orderly ways，” he wrote， “Timings are unpredictable and do not wait upon conveniences. Moreover， the laws of human history are too uncertain to be used as a basis for action.”Aung San Suu Kyi， Freedom from Fear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from Michael Aris)， Penguin Books， 1995， pp. xixxx. 这段话不禁深刻地展现了他富有佛性的理念，更是透彻地道出了他对人生深刻的理解和感受。而从昂?素姬的精神里，我坚信人类该有信仰，而且确有信仰。她是极少数拥有伟大信仰的人之一。 从阿里斯博士宁静的仪表，看不出他颠簸的精神生活的痕迹。他柔和的话音不时提醒我，人需要正视现实，需要拿出勇气来一步步走下去。藏文课上，我们从字母学起，但是进展很快。课间他烧水，我为大家沏好国内带来的龙井茶。那年秋天，我跟阿里斯博士学藏文，一课都没落。他的课一直上到他动身前往缅甸看望素姬女士。阿里斯博士给哈佛的推荐信寄出已有四个星期了，但是我们尚未收到任何回音。一天，在圣吉尔斯（St. Giles）大街上与阿里斯博士不期而遇，他取下墨镜看着我说：“你还没收到任何回音吗？” 当时他正准备动身到缅甸仰光。我说，依然毫无音信。他说会在启程之前，再给哈佛内亚研究系发一封急信，催问情况。听着，我非常感动。他自己正颠簸不定，可是为了我这个才刚认识的学生，竟然事事记在心上，而且尽心尽力地帮忙！那时，在前往美国或加拿大的计划没有落实之前，我自然想到回国。可是，好不容易取得的留学机会，两年之后即要回国，一切都显得过于仓促。虽然取得了牛津的硕士学位，但是似乎尚未扎实而又全面地掌握社会人类学学科的根基。观望周围学友的心态，对比中外学术环境和条件，便觉回国的时机尚未成熟。日子就在这种忙忙碌碌中度过。阿里斯博士去了缅甸，他走之前曾告诫我：“对前往哈佛的机会，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三周后的一天傍晚，我一边做晚饭，一边想着往后的求学之路该如何继续前行。突然，哈佛大学内亚研究委员会的行政人员玛格丽特·林泽（Margaret Lindsay）女士打来电话，通知我说，内亚研究委员会已经决定录取我为特殊学生，前往哈佛开始春季学期的课程，而且系里将支付我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我的心一下子提到极高点，在渺茫中突然看到了希望。在牛津攻读硕士学位的第二年，日子飞也似地过去。多少时候，想抓都抓不住。好在这两年在牛津求学的历练使我得以大开眼界，也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为走向广阔的天地做好准备。在阿里斯博士的帮助下，我踏上了走向新大陆的旅程。这是因为我挺过导师制授课的磨练的结果，还是牛津大学的学术关系网为我打开了机会的大门？难以说清。可是，在牛津，归根结底，这两者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呢？！这就是纽曼（J.H. Newman）所说的英国重人文精神的精英教育的精髓所在，也正是艾略特（T.S.Eliot）的《四个四重奏——小吉丁》（Little Gidding）的结束一段隐喻道出的高等教育的宗旨： 为学子开拓的一片崭新的世界和一段无垠的地平线： 我们将探索不息 而我们一切探索抵达的终点 将赋予我们启程的新起点 并且这新的起点是生平第一遭到达之处。1原文如下：“We shall not cease from exploration/ and the end of all our exploring/ will be to arrive where we started/ and know the place for the first time/”in Little Gidding in Four Quartets， in A Harvest/HBJ Book， Harcount Brace Jovanovich， 1971， p. 59.于我来说，对新世界的探求，对大西洋彼岸高等学府的了解则落在了查尔斯河畔的哈佛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