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博士生的关口：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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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的关口： 大考大考隆重的毕业典礼是一个人求学的里程碑，用以庆贺荣获博士学位。而通向博士学位的漫长路程中则是由很多小型的仪式构成： 16门课程的修习，外文测试的通过，大考的完成，论文的递交和交付印刷，论文答辩等等。每一个仪式就是一个门槛，要想得到博士学位，要想进入学术领域，人人都得迈过一道又一道的门槛。大小不同的仪式提示着时光的流逝，标志着学生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人从学生到学者历经的艰辛之路，以及一个学者由积累知识到感悟智慧的转变。取得博士学位并不意味着求学之路的终结，恰恰相反，这正是从事学术研究这条永无止境的求索之路的起始。在哈佛大学完成人文学科的博士学位平均需要七年半的时间，很多人闻之惊叹。其实，如果仔细计算一下，也就没有什么神秘莫测之处。首先，哈佛的许多博士学位实际上合并了国内的硕士和博士两个学位。中国的学生进入研究生院，至少要花上6年时间取得博士学位： 通常需要花3年时间取得硕士学位1过去，中国国内的硕士学位得花上整整三年时间，但是现在似乎进行一些改革。北大的某些专业的硕士学位已经缩短到两年，而且偏重的并不是研究，而是实用技能和求职市场上具有竞争性的特长。，再加上3年时间完成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就此可见，中国与哈佛的博士学位的获得所需的时间相差不是太大。两种培养制度的主要差别并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于理念、方法和要求的不同。10年前，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为博士班的学生规定了10年内必须完成学位的时间极限。如果一个研究生10年之内尚未完成博士学位，就得重新申请入学。近几年，出于求学期间生活和求职压力，文理学院尽量为学生提供充分条件，尽早完成博士论文。例如，文理学院设立专项奖学金（dissertation writing fellowship），授予正在写博士论文的学生，为他们尽早完成论文写作提供条件。有了这项奖学金，高年级的博士生不需担任助教或做研究助理来维持生计，而是能全力以赴，专心致志，完成论文。研究生期间，大考是立志成为人文学科的博士的学生进入哈佛大学（其他院校也是大同小异）文理学院的博士项目最为关键、最具挑战性的一步。有的高校称这种考试为综合测试（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s），或是资格考试（Qualifying Examinations）。而中国高校对博士生的培养过程并没有这种考试的要求，这是中美大学博士生的培养制度显然不同的一个方面。在哈佛的人文学科院系，大考通常涉及三个领域，而考试委员会即由这三个领域内的三位教授组成。大考旨在测试学生在三大领域内的知识面和分析能力，其中的两大领域和学生的研究兴趣相关，第三个领域往往是本专业以外的。以亚洲史的学生为例，第三个领域通常是欧洲史。如果把范围定得更狭窄一些，那么研究清史的学生可能会选择日本史作为非专业的第三领域。这种要求的设定，一方面，用来确保学生有广博的知识面和研究兴趣，以达到所谓“博士”在广博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从实用的角度来讲，文科博士毕业以后，很多大学往往需要教师能开大课，它涉及的领域就远远超出了博士论文研究的狭窄范围。比如，研究中国明、清经济史的博士，将来任教时，不仅能开设中国通史课，而且还会教亚洲史，甚至世界文明史一类的课程。在某种程度上，大考甚至比博士论文的写作还要重要。因为尚未通过大考的学生就没有博士候选人（Ph.D. Candidate）的资格，充其量只是一名普通的研究生。大考的功用其实和牛津大学的M. Phil.项目第一年结束时的资格考试有相似之处。如果说教授对学生的学业有不满之处，通常不会发生在课堂上，或是平时求学问路中，往往也不会在上交博士论文之时，而是多半发生在大考之中。同学中不乏大考未过得回炉的人。大考回炉自然会对学生产生很大的精神压力，虽然再花上一学期或一学年认真攻读，都可以补上缺陷，通过考试大多为迟早之事，但是这种压力几乎能把人击垮，也有人从此决定改弦更张。更常见的是通过大考的同学，精神振奋，神采飞扬，此时同甘共苦的学友会前来互相祝贺。除了修满16门课以外，大考之前，人文学科的研究生还需要跨越的一大关口是外文测试。哈佛文理学院要求一个博士研究生要掌握两类语言： 资料语言 （source languages）和工具语言 （tool languages）。对资料语言的掌握是不言而喻的。研究中国史的博士生必须具有相当的中文水平，而研究亚洲内陆边疆史的应该能读通满文、蒙古文或是俄文史料。如果没有阅读原始材料的能力，同行学者对这一博士的研究能力和论文价值会产生很大的疑问。因此，对资料语言的掌握并不需要额外的测试，而是会自然而然地反映在博士论文中。真正需要花额外时间掌握的是工具语言。哈佛要求每个博士项目的研究生得通过两门工具语言的测试。对工具语种的选择取决于学科和研究的领域，通常，工具语言包括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文或意大利文。比如，研究清朝边疆史的学生往往会选择日文、俄文，或者是德文和法文。哈佛对学生掌握工具语言的要求是能够借助词典读懂用不同语种写的学术论文，其宗旨是作为哈佛的文科博士，不仅能用英语教学和研究，而且还应该具有阅读和使用其他语种文献的能力。这一要求虽然并不涉及口语，而且测试时允许学生参考词典，但是要通过考试也足以使学生花上一两年的时间。不同的系科采用不同形式来测试学生掌握工具语言的能力。有的使用哈佛神学院一年一度的统一笔试，有的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借助词典流畅地翻译相关学术领域内的一篇学术论文，也有的以学生修习的语言课的期末成绩为准。不过，对工具语言的要求也因系科而异，比如，人类学系并不要求学生通过欧洲语种的测试，而美国历史专业的学生则只要通过一门外语的考试即可。自从1996年的秋天，我一边准备两门工具语言的测试，一边开始大量阅读专业著作，准备大考。我选了德语和日语为工具语言。在复旦时，我曾在外文系修过两学期的专业德语，已经有了相当扎实的文法基础。在哈佛上了一学期的德语阅读课之后，我即顺利通过了德文测试。于是，1996学年，我就把主要精力花在日语上，下狠心选了日语强化班的课。秋季开学的第一堂日语课上，东亚系二楼的大教室内座无虚席，很多稍稍晚到的学生不得不倚墙站着，细听任课老师织田濑女士介绍课程要求和内容。织田老师已经在哈佛教了25年的日语，经验丰富，要求也相当严格。强化班课程的安排是从每星期周一到周五，每天上课两个小时。第一个课时从9点上到10点，学文法；第二个课时从11点到12点，做文法的句型操练。上课时间虽早，但是织田老师却特意指出，学生不许在上课时间喝咖啡，吃早点；如果迟到三次，成绩就降级，而且9点到10点刚刚学会的文法，11点钟的口语练习课上学生就得脱口而出。她还接着说明，这课通常3天有一小考，5天会有一大考。这对研究生来说，可是不小的折磨。第二天9点，我按时来到教室时，场面大为改观——连我在内共来了8个学生。那一学年，我每天一早就得赶着上织田老师的日语强化课。八点半至九点期间，正值上班高峰，我匆匆穿梭在萨默威尔镇（Somerville）的榆树街和剑桥镇的牛津街上，唯恐上日语课迟到。时至今日，每当经过榆树街和牛津街口，就会想到当年修日文时的紧张心态，想到通过博士班语言考试的不易。不知那一年的日语课是怎么挺过来的，反正到了5月中旬，一年的日语强化结束时，我的日语已很不错了。测试时，导师范德康教授选了日本藏学家山口瑞凤著的一篇论文让我翻译。我借助词典，自如译出。通过两门工具语言的测试之后，我把一切精力都用在了准备资格考试的阅读上。对博士生来讲，资格考试往往是一个人学生时代的最后一次考试。是否能成为博士学位候选人，能否继续在学术的道路上走下去，在此一举。从西藏和北疆回到哈佛后，我一边开始准备大考，一边跟范德康教授修一些专业课。同时，为了适应以后就业之需，我还琢磨着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用心选好博士论文的论题。为了参加资格考试，我先得按要求选定大考的三大领域。经过考虑，我决定范德康教授指导下的西藏近代史，孔菲力教授指导的清史以及狄科士默教授指导的中国明、清边疆史这三大领域。范教授和狄科士默对我的学业进展已很熟悉，我曾跟他们修了不少专业课和语言课。为了拓宽研究视域，我觉得自己应该突破藏学，把对西藏的研究放到清史和中国边疆史的大范围内来看。相比之下，清史是我欠缺的一部分，仅仅跟孔菲力教授修过一门清史档案阅读课。于是，我专为此事求见孔菲力教授。孔菲力是清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早年在费正清和史华兹门下就学，从哈佛取得博士学位以后留校任教。数年后就职于芝加哥大学担任中国史终身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回到哈佛，担任东亚系的弗朗西斯·李·希金森（Francis Lee Higginson Professor）历史学和东亚语言与文明的教授至今。孔教授治学严谨，思维明晰、深刻，论著以其独特的深入浅出风格著称。每每阅读他的文章或专著，行文简洁而表达精确。不管是专攻中国史的学者，还是想了解中国历史的一般读者，他的行文和论述明晰、流畅，读来都毫不枯燥。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孔教授自己要把清史加入我的考试和研究范围的想法，并请他加入我的大考和博士论文评委，孔教授马上答应。因此，1996年初，从西藏游学回来之后，我又拜了孔菲力教授为师。不仅时时在他每周办公时间登门求教，还修了他上的中国移民史和海外华人等课程，正式把清史和清朝后半期的边疆移民史纳入修课和研究的范围。开始全面阅读之前，我自己先准备三大领域的阅读书目，和导师们商讨之后做了增删，之后的任务就是潜心攻读这些选定的书籍了。1997年秋季，每天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燕京图书馆内侧的小阅览室里度过的。这一学期是我在哈佛做研究生期间，读书最为用心、最为集中的一段时光。就大考的形式和传统而言，哈佛的人文系科基本上采用口试的形式，也有少数系科采取笔试。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作为一所综合性的研究型的私立高校，哈佛具有典型的非中心化的管理体制，很多规章制度的实施和落实归根结底取决于所在的系科，而所在的系科又往往取决于博士生的主导师。每个进入博士项目的学生都得有三位导师，其中一位是主导师（primary advisor）。主导师对学生的学业进展、资格考试的时程安排和论文的选题与研究等等承担着关键的作用，其他两位则起着辅助的作用。有时，学生学业陷入危机，或是停滞不前时，这两位辅导导师会征求主导师的意见而达成共识，找到合理的决定方案。主导师具有决定权，责任也最大。比如，学生一旦在资格考试中表现不佳，甚至连基本的学术问题都无法解答时，主导师往往有最后的发言权。即使考试委员会的另外两位教授否决了，但如果主导师对这一学生的学术功底和独立研究的能力有十分把握，那么主导师可以说服那两位同事，签字同意这位学生通过资格考试。不过，更多的情况是主导师不能不顾其他两位同事的意见，大家商议之后，就这位学生学业的下一步进展取得共识。从修课到准备资格考试，从选定博士论文主题到论文写作阶段，同一位导师的指导对学业的进展至关重要，因而大多数学生都不会在中途更换导师。而学生在资格考试选的两位辅导导师不一定是论文委员会的老师，因为资格考试中的一门是关于专业领域外的主题，比如研究清史的学生还得修一门日本史，或是欧洲史。经过一番苦读，终于到了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的那一天。我的考试就安排在神学街二号的会议室内，按规定，我参加的这场资格考试是一个半小时之久的口试。此时，让我又想起上小学和中学时，每次应考，父母总说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俗语。从小到大，不知经过了多少考试，可是现在，虽然自己尽力做了充分准备，但是面对三位哈佛的教授，心里还是七上八下。三位教授的研究方向不同，对我的指导方法自成风格。范教授经常提出出其不意的问题；孔教授往往会以小见大，很可能会考我几个关键的历史细节；而狄科士默教授则尤其注重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不知道他们坐在一起，将会问出怎样的问题。我的考试就安排在神学街二号的会议室内。考试按时进行，我们围着那张极为熟悉的长方形木桌子坐着，林泽女士为我们每人倒好一杯水。水杯放在我们的眼前，杯中的水自在地微微晃悠着。三位教授轮番问了不少问题，有的是意料之中的，有的并没有多少把握。我竭尽所能给予回答，实在说不上的就直言不讳，说不知道。神学街二号会议室的墙上挂着一口陈年老钟，平时滴滴答答的，走得飞快。可此时，那时针就是不动。我觉得自己讲了好久好久，说了好多好多，可是才过去了5分钟。就这样，如老牛推磨，一个半小时的煎熬终于到了尽头。我走出会议室，在门外的过道上站着，等着“判决”。 那天是1月27日，正是中国大年除夕，也正是4年前的这一天，我离开了牛津来到哈佛，那时怎么会想到几年苦读之后，还会经历这么一场考试。我站在一楼的过道上等着。梵文和印度研究系的行政办公室就在边上，办公室的秘书以同情的眼光看着我。想来，她一定曾多次见过如此这般的场景： 考完大考的学生出来后，总是站在这过道上，等着。过了一会儿，范教授打开门，孔教授和狄科士默教授出来和我握手，恭喜我考试成功。孔教授说，这可是最好的新年礼物。我的心情一下子舒展开来，整个身体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眼下只有博士论文了！我现在可以回家好好睡上一觉了。事后想来，博士生的资格考试其实不过是一个形式，能不能通过，在考试之前，三位导师的心里已基本上有底。不过，到了口试的那一天，人人真的都会紧张一番。有志于学术事业的研究生，经过大考的磨练，不仅学业上有收获，而且从师生之间的交流中也能逐渐储聚学术资本，积累经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也有不少学生开始打退堂鼓。据7年以前哈佛文理学院的统计，有44%的哈佛文科博士生中途退学。虽然在资格考试上败下阵来无疑是一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学术象牙塔的梦幻渐渐失去了光彩，有的学生悟出了应该放弃对博士学位的追求，另辟通衢大道的想法。 其实，所有通往博士学位的路上都风雨曲折，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生也曾有过同样经历和承受。根据威斯里安大学前校长切斯（William Chace）先生回忆，60年代初，在加州大学的伯克莱分校，英美文学专业博士生曾遇到同样的困境和现实： 1961至1962年度，只有15名学生取得博士学位。那些半途而废的学生多半未能克服博士路上这样或那样的阻碍： 语言要求，资格考试，生活费的来源，或是似乎永远难以逾越的普通研究生（graduate student）和博士生（Ph.D. candidate）之间的鸿沟（即迈过资格考试这一门槛）。1William M.Chace， 100 semesters： My adventures as student， professor， and university president and what I learned along the wa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60.
1961年，切斯教授和其他119位研究生进入伯克莱的英美文学专业博士项目，若干年之后，只有12位（10%）获取了博士学位。读来似曾相识，美国培养文科博士的制度四十多年来似乎没有多大改变。现在，进入名牌大学研究生院的学生一样充满被常春藤名校录取的激动和期许，一样饱受修课和准备大考的煎熬和担忧，一样得挺过拮据和艰辛的学生生活，一样有进入论文写作阶段的磨练和冲刺。本以为文科博士生的苦恼是我们这个年代独有的，其实所有这一切，我们的父辈也曾经历过。 研究生期间，克服各方面的压力说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实际上，各人自有一段完成学位的奋斗史。来自学生本人、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和其他见效快的学科相比，文科博士学位的取得显得格外艰辛，即使一帆风顺，也需要花上六七年的时间，而毕业以后的工作市场也常常是僧多粥少，竞争激烈。人文学科没有速成的诀窍，一定得承受细水长流般的煎熬和熏陶才能有成果。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界有年纪轻轻就取得划时代成就的天才，在一些实用学科如工商管理、统计、电脑技术等领域，经过两年的培训，成效便显而易见，不久就能进入大公司指点江山。但是教育和社会制度本身对文科的学者就显得非常冷酷，如果纯粹从投入和输出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对人文学科领域是非常不公平的。但是，怎能没有补偿？这种补偿就是从事的学术研究所给学者带来的无言的乐趣，而这乐趣无疑来自学者对自己的研究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喜悦。有时，这是从事法律或工商管理等其他行业的人所无法得到的。这就需要文科学者对所追求的学科饱含发自内心的热爱，否则层层艰辛和磨练是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对已有家室的研究生来说，这种压力就更大，所要考虑的因素、牵扯的头绪也就更多。在目前人文学科被急剧边缘化的国际大趋势中，能承受住这种压力是难能可贵的。当然，改弦更张的学生无可厚非；而锲而不舍的也大有人在，而且以不同的方式努力为自己的学业和职业寻求通衢。许多外国学生，到了哈佛才发现，这和原来想象的那番留学海外的图景天差地别！当然也有人一来美国就进入赚钱和寻职的轨道，避重就轻，改学实用的学科，时间短，见效快。当然，也不乏锲而不舍追求自己的目标而获得成功的事例。不管怎样，这些都无可厚非。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所有留学海外的人就一定能高人一筹，并非所有入学哈佛的都会功成名就。 一所研究型的大学除了学生、学者之外，还有频频开展的各类学术活动和科研项目。而所有这些又都离不开学术资源。对一所大学来讲，除了人才之外，图书馆和实验室可算是最重要的学术资源了。在通往博士学位的漫长道路上，哈佛的博士生们怎么都离不开哈佛的图书馆系统。通过大考的博士生往往不再需要入教室修课，但图书馆却是缺之不可。怀特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如果说教授和学生是一所大学的主人，那么图书馆就是引人登堂入室的课堂。在哈佛，对学生的培养，完成研究项目，开设一门课程，在研究领域内有所突破，吸引学者访学研究等等，每一步都离不开图书馆。对一所高校来讲，和人（教授和学生）、事（研究项目和教学内容）同等重要的是教学和科研的条件和设施。而图书馆（尤其对理论学科）和实验室（理工科）是高校最为重要的设施。积累藏书和档案资料，改善图书馆的条件和设施，为学者提供最好的服务，不仅需要经费，更需要学者至上的理念。现在，中国的不少重点高等院校兴办、扩建图书馆缺的并不是经费，而是全心全意为学者服务的理念和体制。哈佛大学有大大小小九十多家图书馆，各家图书馆都有其无可替代的特色，充分显示了哈佛非中心化的体制。不同的图书馆藏书各不相同，面向不同的学者，侧重不同的研究领域，而且各家图书馆的经费也来自不同的渠道。随着高科技对学术研究的渗透，图书馆越来越多地利用互联网和数码成像技术，方便学者在网上搜寻信息，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多便利。和很多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一样，哈佛图书馆的宗旨和理念非常明确： 全力为学生、学者的教学、研究服务，尽量满足学生、学者的求学、研究之需。在图书馆工作的朋友说，工作人员最怕的是教授或学生对管理藏书和服务的抱怨。图书馆除了为哈佛本校的师生提供一流的研究设施之外，还接待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学者。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入学哈佛时，曾对怀特纳（林语堂译作“卫德诺”）图书馆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 我一向认为大学应当像一个丛林，猴子应当在里头自由活动，在各种树上随便找各种坚果，由枝干间自由摆动跳跃。凭他的本性，他就知道哪种坚果好吃，那（应是哪，原文有误——作者注）些坚果能够吃。我当时就是享受各式各样的果子的盛宴。对我而言，卫德诺图书馆就是哈佛，而哈佛就是卫德诺图书馆。我的房东太太告诉我，卫德诺图书馆的书，若是一本书顶一本书那么排起来，可以排好多英里长。1林语堂著： 《哈佛大学》，载《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0卷第6章，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怀特纳图书馆的照片
而现在的藏书，如果一本本排起来，何止好多英里！其实，对读者来说，具体的数量倒在其次，最重要的和最让人引以为傲的是“在怀特纳，没有我们借不到的书”。借书时，首先离不开互联网。进入哈佛网上图书信息系统（HOLIS： Harvard Online Library Information System），我们可以找到某一本书在图书馆的库存和出借情况。读者往往会在好几家图书馆找到?一本书，那么我们自然会到最为便利的一家图书馆（我往往会到燕京图书馆，或是神学街对面的以人类学专业的书籍为主的妥泽图书馆）借阅，或是到自己所需的书尚未出借的图书馆。如果书已经被其他读者借走，那么可以在网上索取，图书馆会很快通过电子邮件和正在使用此书的读者联系，请求尽快归还，以便其他读者使用。如果需要的书在架子上无法寻得，出纳组会帮助寻找。经过几天的查找，如实在无处寻得，图书馆会宣布此书遗失，并设法重新订购。如果哈佛当下缺读者急需的一本书，那么读者可以通过图书馆系统使用馆际互借的业务，从其他高校图书馆借得。馆际互借的业务不仅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高校的藏书，而且为学者提供最大的研究便利。如果需要的仅是某一本专著的某一章节的几页而已，那么出借的图书馆还可以复印相关的几页之后给读者寄来。所有这些设施和服务都是免费的。不仅如此，图书馆尊重学者的隐私权。借阅书籍是个人隐私之一，因而图书馆工作人员不能以任何形式把读者借书的信息透露给第三者。借书的期限不等，而且都可在网上续借。考虑到四年级以上的研究生和教员需要使用书籍的时间长，于是规定可以借满一学期，但是一旦其他读者需要使用，那么往往在一周内需要归还，保证所有读者有使用资料均的等机会。本科生和低年级的研究生借书的期限要短得多。和任何其他图书馆一样，书必须在规定的日期前还到图书馆。如果逾期不还，那么就得罚款。罚款是无法逃脱的，因为图书馆拥有所有读者的个人信息，如果没有及时付上罚金，那么就会在学生的期末账单上出现。那可是不交不行，因为欠款的学生等开学了是无法继续注册的。图书馆本着为所有学生、学者服务的意愿，所以还向读者征求采购书籍的建议。图书馆的过道上有接纳读者建议的信箱，可以递交各类建议。另外，读者还可以把图书馆该有却没有的重要书籍名称投入建议箱里，采购部门会及时订购。如果图书馆缺学生、学者需要的书，那么便可以直接和征订部联系。研究和教学急需的书籍，图书馆还可以加急订购。一般图书馆开放的时间通常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主要的图书馆开放到晚上10点，而以本科生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图书馆，如拉蒙特（Lamont）和卡波特（Cabot）图书馆开放时间就更长，复习应考期间甚至为学生通宵开放。馆内的设施齐全，图书馆系统的发达对研究的极大推进是毫无疑问的。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图书馆给学者提供的便利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在教学研究中起到的作用。随着电脑技术的飞速发展，图书馆正在不断地将大批书籍、图片、音乐、书稿、档案和特别的藏书数码化。有的是在某一领域的教授帮助下，将哈佛各处的专题材料数码化，形成一个数码收藏库。这对研究这一领域的学生、学者而言，真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管研究者身在何处，对自己所需的一手资料触手可及。这些经数码化的资料与传统图书馆的收藏不一样，而且这些资料只有哈佛大学的成员才能使用。这些资料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为学术研究开拓了一片崭新的领域。馆内不仅有复印机和扫描仪，还能在电脑上直接给自己的电子邮箱寄发所需的信息和引文。图书馆对很多人文学的课程来说至关重要。中心课程经常备有阅读汇集，但是一般课程都有很大的阅读量，而学生不可能购买所有要求的阅读书目。为了保证每一位学生都能完成阅读任务，图书馆配合任课老师，提供保留书籍的服务。每一学期开始前两周，任课教师会把阅读书目交给指定的图书馆，图书馆就把某一课程所需的书籍集中在出纳处，以便学生随时在馆内阅读。图书馆还有专人提供索取某一专题资料的咨询服务，可以安排一对一的咨询和辅导，从而得到传统的和网上资料的有效引导。图书馆的空间有限，但还是见缝插针，为读者提供设有书架的阅览桌。这些小小的阅览桌安放在书架之间的空隙，或是拐角，供正从事某一领域课题研究的学者使用，便于他们就地研读，不需外借、搬运大量的专题书籍。随着哈佛藏书量的日益增加，近年来，很多图书馆都感到使用空间越来越紧张，于是学校在郊外另设了面积相当大的藏书库，库中气温、湿度均受严格控制。多家图书馆把一些相对来说不大常用的书籍存放在那里。学校有一项服务，即每天派专车前往70英里之外的书库为读者提取所需的书籍。读者可以在网上递交索取要求，24小时之后就能在指定的图书馆领取。据介绍，图书馆到这一郊外的书库里索取一本书的费用是80美元。即使某一天只需从书库内提取一本书，图书馆也得特意派人，驱车前往提取。这种读者至上的服务，就是在美国别的常春藤名校也是极为难得的。哈佛的图书馆藏有大量的档案资料、手稿和书信，其中很多资料是学者未曾使用过的。比如，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善本部，藏有珍藏书。其中的善本书不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绝本，参阅自然另有一番手续。但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学者不仅能饱眼福，而且还能用于研究。如果和牛津的博德莱图书馆或是那时我常去的东方研究所的图书馆做一对比，哈佛的藏书和使用的方便方面远远胜过牛津。我工作所在的哈佛燕京学社，每年从东亚和东南亚的五十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提名的年轻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中选拔一批优秀的学者，来哈佛做访问学者，为期一年。每年结束时，大家都会交流在哈佛一年参加学术活动，以及进行学术研究的感受。多少年来，大家共有的感受之一就是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实在是好得无与伦比，丰富的资料、一流的服务设施、便利的使用制度、优雅的研究环境等等，都是难以在其他地方找到的。每一位读者从哈佛图书馆借书并没有限量，所有的读者都有使用校内藏书的特权，开架书库更是使许多国内来访的学者大饱眼福，如饥似渴般利用。有的学者认为，国内的图书馆系统再过五十年都难以赶上哈佛的水准，而有的学者深深为在图书馆做研究的经历而感慨：“哈佛确实是把学者顶到头上！”每年入冬，为避免雪天读者上台阶时滑倒，图书馆会在入门台阶的中间段搭上坚固的木板台阶，木板台阶上还铺着防滑的材料。这种用心为读者着想，努力为师生提供便利的做法，年年不误，岁岁如此。每年寒冬的日子里，走上搭好的木板台阶，步入怀特纳图书馆时，我心中总是油然而生一股做学者的自豪。就此而言，谁能否认哈佛是一个尊重学者、尊重智慧的象牙塔呢？特别要提及的是怀特纳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图书馆。怀特纳图书馆是校内最大的图书馆，其藏书量有400万册之多，在美国仅次于国会图书馆。她的创建和闻名世界的泰坦尼克号海船失事有关。哈佛校友哈里·怀特纳（Harry Elkins Widener）于1907年毕业于哈佛，是一位藏书家。1912年春天，他前往英国购书，和父母坐上泰坦尼克号海船回纽约，于4月15日不幸丧生于泰坦尼克海难。后来，他的母亲爱莉诺·怀特纳（Eleanor Elkins Widener）向哈佛大学捐赠家产，于1915年6月20日建立怀特纳图书馆，以此来纪念死去的儿子。怀特纳生前收藏的3300册藏书一直是图书馆的一批珍藏品，主要是有关英国文学方面（如莎士比亚的著作）的专著。出于哈里·怀特纳丧生海难的一段历史，校内还一直流传，哈佛入学的新生必熟水性。我常用的图书馆是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和怀特纳图书馆。燕京图书馆以收藏地方志著称，有关东亚的藏书在北美居首，有关东亚研究的参考书也是应有尽有。如果不是纯粹去找书，我就会去拉蒙特图书馆，寻得宁静的一个角落，看书、想问题或写东西，效率极高。在哈佛大学的任何一家图书馆，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静心看书，想问题，确实是人间的一种莫大享受。怀特纳图书馆内新建的飞利浦阅览室（The Philips Reading Room）有通天的采光，便利的设施和雅静的读书环境。夸张点说，面对怀特纳图书馆以及其他各类研究设施，实在没有理由做不出学问。卡伯特和拉蒙特图书馆还为读者提供了24小时开放的便利；卡伯特图书馆时常有静谧而又隐蔽的一角，给学者提供最值珍惜的一方净土，远离人间所有的繁杂事务。图书馆为博士生提供了一段宁静的时光，还有一方净土，但这毕竟是短暂的。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前，很多学生必需一边琢磨着论文，一边得走上讲台，从而为将来的教职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