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博士的出路：山外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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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聘完成博士学位之后，学者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求职。人文学者通常都是要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目前，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高等院校一样，文科博士也大幅度增加。但是，从常春藤名校毕业的博士寻求教职并不会成大问题。美国选拔学者担任教职的常规是先在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学科网页和报刊上刊登广告，其中最为重要的报纸就是众所周知的《高等教育记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由于网络的广泛使用，网页上登载征聘信息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渠道。征聘信息通常在每年的秋季开学之时登出，9月底到11月上旬是高峰期。收到应征的申请之后，评审委员会经过筛选，邀请初选入围的学者来面试。通常，为填满一个教职，评审委员会会选出15到20名候选人来面试。由于邀请这么多的学者来面试，旅行、住宿以及相关的事务安排起来会比较繁琐，工作量大，于是招聘的大学往往会把面试统一安排在大型的学术年会期间进行。这么一来，面试安排起来省事，而操作起来也很有效率。以亚洲学和历史学为例，美国有亚洲学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简称为AAS）和美国历史学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简称为AHA）两大网页可以充分利用。这两个庞大的学术机构，除了网页之外，还有每年一度的大型学术年会，吸引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学者参加。通常主持这两大年会的城市有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费城、芝加哥、西雅图、洛杉矶、旧金山和圣地亚哥，甚至火奴鲁鲁等城市（不要忘了，学者同样喜欢在好地方与会）。亚洲学年会通常在3月底、4月初美国高校放春假期间举行，这是高校招聘教员的高峰。而美国历史学年会则在圣诞和元旦节刚过的几天内举行，差不多也在这几座大城市轮流召开。这两次大型的学术年会除了学者济济一堂进行学术探讨之外，各方高校也纷纷借此机会招兵买马。1需要附带说明的是，近年来另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东亚研究领域内东亚学生、学者的剧增。哈佛的人文学科，比如东亚系，招收了很多外国学生，尤其是来自东亚国家的学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和起因有待研究，属于本文的题外话，但是这一现象越来越明显。随着东亚研究领域内东亚学生和学者影响的增大，不难预计： 将来的15到20年，东亚研究的中心重回东亚是大势所趋。这批来自东亚的学生，接受美国正规的学术训练，熟识西方治学的方法，学成回国之后，利用本国的各方研究之便利，包括传统和史料，其成果将是任何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的。中国台湾、香港和韩国的学者之中，这种倾向已经非常明显。现在最主要的是中国年轻一辈的学者是否能在将来的10年内，充分利用逐渐开放的学术条件来开发优势。这种重回亚洲的现象并不意味东亚只能在亚洲才能处在前沿，而是研究重心的迁移。随着整个国际形势的全球化，在将来的15年内，中国的中国学研究被北美边缘化的现象会逐渐被扭转过来。这和日本、美国的日本学研究相比较，差别就非常明显。日本的日本学研究从未像中国的中国学这样在国际学术界（包括自己的国家在内）被边缘化。——和杜维明教授的交谈（2006年12月5日）各类学会年会上应征面试的规模空前，毕业不久的博士风趣地称之为“肉市”（meat market)，是“上市”（meet market）的谐音。通过初选的每位候选人有半个小时和评审委员会的成员进行面谈，往往是先做自我介绍，然后谈自己的研究方向，博士论文的要点和教学经验等等。评审委员会通常还会向候选人了解诸如如何处理教学和研究在时间和兴趣上的冲突，如何利用高科技来提高教学质量、为何对这一教职感兴趣等等问题。对新科博士来讲，刚刚接受“盘问”之时还真觉得有些紧张，但是面谈的次数多了，那感觉竟如当年的高考那么乏味。不过，评审委员会却在和候选人一次次的交谈中挑出了适合这一教职的学者。虽然很多面谈都有走过场的感觉，有些征聘的程序甚至仅仅是形式上的（有时，招聘委员会对已在系里任教的访问教授情有独钟），但是一所大学正式雇人时，总还得通过这一整套职业化很强的程序，用以求得合适的人选。与其说面试是考候选人是否称职，还不如说在这半小时的对话中，能否找到和你共事的感觉。幸运者在大型的学术年会期间会得到很多面试的机会。面试之后，评审委员会会邀请两三位幸运的候选人来做正式校访（campus visit）。这种校访的职业性很强。通常，访问长达两天之久，邀请的系事先会为候选人的旅程和住宿做好所有的安排。一到校访的大学，候选人会有机会和系里所有任教的同事见面，进行深入交谈。此外，还会和系里的学生和职工见面，一起吃午餐聊天。整个校访的过程最为重要的环节是学术演讲，通称为“应聘演讲”（job talk），期间还有两次较为正式的晚餐和招待会等等。饮食自在其次，而更重要的是通过招待会、聚餐和聊天等形式，评审委员会（即将来的同事）对候选人进行全面了解，从性情爱好到为人处世的能力，从与同事合作的意识到和学生交流的感觉等等。其中的“应聘演讲”更是一次对候选人授课技能、知识背景和研究能力的最具挑战性的测试，很多一路过来的候选人往往栽在上课或是演讲之时。两天的校访可能是博士就职应征最为重要的经历，它决定一个人是否从此从事这一职业，是否将在今后的几年在这学术之路上继续走下去。对这一系列的面试和校访等等，人们通常以被动的心态去对付，其实大可不必。面试是双方相互了解的过程。在候选人被考验的同时，候选人也在掂量这个职位是否真的是自己所求： 眼前坐的两三位同事虽然现在以各类问题考我，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将来和他们共事，易于相处吗？他们的水准是对这一系科学术状况的一个很好的反映。因而在候选人被测试的同时，招聘方也在受着候选人的评估，只是结果和心态不一样而已。试想： 如果某一大学想要的一位学者拒绝聘任的邀请，而接受另一高校的位置，招聘方的失落感可想而知。就职文科毕业后的学者的求职一般先从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开始。当然，也有一些毕业生先做几年的博士后研究，但是直接担任对口学科的助理教授一职对一个学者不久将来教职的晋升很有利。比如，获得某一高校东亚系（或是历史系）的中国现代史的博士学位可以申请任何与东亚研究相关的位置。随着东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在美国社会重要性的普遍升高，近几年，很多高校对东亚，尤其对中国的兴趣大幅度增加。连一些二三流的院校和小型的人文学院都设立了东亚历史、研究东亚人类学和文学方面的教职。刚刚上任的助理教授的职责尤其繁重。首先，要准备每学期开两三门课，近年来有的高校甚至还要求刚刚上任的助理教授承担四门课的教学重任。此外，助理教授还得挤出时间来把博士论文修改成书稿。从系里的行政角度来讲，新上任的教员往往得担任很多行政职务。初来乍到，助理教授难以推卸这一义不容辞的职责。于是，新科博士上任助理教授面临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出书的压力，还有繁杂的行政事务的干扰。在担任助理教授的几年内，不仅得用心教好所有的课程，博得学生的喜欢和尊敬、同事（尤其是掌握生杀大权的系主任，或领域内的掌门人）的首肯，还得通宵达旦，赶出几篇像样的文章，好在领域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很多人还会争取时间，修改博士论文，从而得以专著出版。助理教授的教学和研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他们过正常的个人生活其难度其实比一般人想象得还要高。试想： 取得博士学位时已经三十好几，而成家与立业同样需要时间和精力。当然，取得助理教授的职位并不是学者的真正目标，熟悉高教系统的学者都明白，5年、7年之后，助理教授的最大考验就是升等，先是争取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最后则是晋升终身教授（或是Full Professor）。现在，哈佛的副教授一职并不是终身聘职，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副教授却是一个终身教职。80年代以来，助理教授任职3—5年之后通常能顺利晋升为副教授，然后再面临晋升教授这一终身教职的考验。晋升说到“铁饭碗”，可以说美国真正的铁饭碗是在高校。一旦拿到了终身教授的教职，学者将一辈子受用，而且终身教授没有法定的退休年限。晋升终身教授的操作程序在地方大学或是小学院不同于大牌的研究型大学。在地方性大学，任教5—7年以后，如果不出什么差错，升等只是一个时间先后问题，而且一般会从内部选拔。不过，在大牌的研究型大学，情况迥异。助理教授和副教授历来很难直接晋升为终身教授。在哈佛，通常人文社科领域里本校的副教授往往难以直接晋升为终身教授。学术界盛传，哈佛等常春藤名校惯于给业已在校忠心耿耿服务了5—8年的助理教授下逐客令。近年来，虽然这一状况似乎有所改变，校方尽量吸纳自己的助理教授，但是副教授取得哈佛终身教职的竞争仍是非常激烈，他们在任期满后离开哈佛的可能性依然很大，从而随时得准备合同期满后，何去何从。其主要的原因是哈佛招聘终身教授时，并不局限于现任的助理教授，而是旨在聘任国际上这一学术界最优秀的学者担任终身教职。人文学科的发展需要日积月累，短期内很难有突破，但是从助理教授进入哈佛到评级升等期间，领域内同时会有很多崭露头角的学者。另外，还有一些已经在其他院校担任终身教授的学者也想得到哈佛的终身教授职位，其中竞争之激烈往往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所难想象的。近年，有的大学设法给助理教授更长的时间，来准备晋升终身教授，比如刚刚担任助理教授的二三年并不计入通向终身教授的时间表内，因而在任教刚开始的两年内，不必过于担心自己的专业研究和专著的出版。这稍适宽松的新制度使助理教授在任职的前二三年里，可以一心一意完成教学任务。1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uly 21， 2006.聘任一位终身教授是一所大学教学和研究上最为中心的议题，可以说是文理学院院长的头等大事。从理论上来说，像哈佛这样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要聘任的终身教授应该在学术上是某一领域内最优秀的学者，在课堂上是出色的教师?在院系内是一位具有合作精神的同事。当某一院系决定要聘任某一领域的终身教授之时，通常有两种方式来吸引学者申请： 一是哈佛时常会邀请某一领域内已有建树的学者来申请；另一方法和其他高校招聘教师一样，在学术期刊和网页上登广告而广泛接收申请材料。聘任决定的得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经过层层筛选和比较，经过全系资深教授的集体讨论和评审委员会的最后裁决。对入选的两三位候选人，评审委员会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候选人的研究专长和这一领域目前在学术界的重要性以及这位学者能给这一领域带来怎样的突破性贡献。在这基础上，系主任、评审委员会主席和两位来自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组成聘任委员会，把候选人和同一研究领域内的两组学者进行对比。评审委员会成员审阅大量的材料（包括候选人的第二本专著、若干论文和编著的书籍等）后，向文理学院院长提交各自的评估意见。同时，委员会邀请相关领域内的学者就这位候选人提供匿名评估信（通称为“blind letter”，即匿名信）。在这基础上，评审委员会正式总结、讨论系里所有的教员对两三位候选人的评估意见，并请系里的资深教授投票决定首选的候选人。这一会议通常由系主任主持，并决定会议程序的进展。系主任往往先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一相关领域的现状和入选的几位学者相比之下的优势，然后评审委员会里的三位学者仔细介绍这一学者学术研究的成就和贡献，同时征求在座教授的反对意见。之后，把所有的匿名信传发给在座的学者，评审委员会中的一位成员会简单对其做一总结和分析。如果需要，大家可以继续讨论这位候选人的学术成就。最后，系主任让大家投票选定。会议后，评审委员会主任写好某一学者入选的缘由和系里的最后决定，并正式上交文理学院。之后，学术院长将仔细审阅来自系里的案例。如果院长没有反对意见，就组织特定委员会讨论。入选的学者也可能有两位，以防首选学者谢绝聘任。此前，所有的信息都是保密的。一旦文理学院决定接受系里的提名，那么系里将和入选的学者取得联系。最后入选的学者将安排来访哈佛，和院长及系里的同事见面。3、4月份通常是邀请入选学者来做校访的时间，系里资深的教授还会受邀和入选的学者共进晚餐。最后的聘任决定达成之后，诸如薪水过低，夫妻分居无法解决，学术假长短和时间的安排等问题，通过协商一般都会达成共识。哈佛难以直接聘任本校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担任终身教授一职的另一原因是为了防止“近亲繁殖”，打破门户之见。像国内经常出现的在同一所大学得到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留校聘任为讲师，然后晋升为副教授直至教授的做法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内很少见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教师的评估是晋升终身教授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哈佛规定，学生超过五位的每一门课程都需要经过学生做教学评估。评估涉及到课程的方方面面，从阅读量到考试的难易程度，从任课教师讲座的明晰度到助教对学生提问解答的快慢等等。这一教学评估对下一年修课的学生起着极大的引导作用。对任课教师教学内容的评估和助教的有差别。对任课教师及其课程的评估内容包括阅读材料（材料的选择、阅读量是否适中、阅读和讲座的关联等等）、网页的使用、分量、难易程度、竞争性、进度、是否能调动学生求学的积极性、布置的作业是否和平时讨论的主题和期末考试内容相关等等。对助教的评估包括某助教的优点和弱点；是否向其他同学推荐这门课等。这种评估既实际又牵涉到有关教学效果的具体反馈。1CUE Guide， Harvard University Committee o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2004.其他大学也采用多种形式对本科教学进行评估。比如波士顿大学对教授的教学评估表上就列有如下问题： 任课教师的教学热情、解释各类概念的明晰度、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学生的求学热情、课外是否能花足够的时间给学生辅导和解答问题、是否公平打分等。如果琢磨评估的每个方面，我们对美国大学的教师不由产生同情。学生愿不愿学，学习成效如何，期末成绩好坏责任不全在老师，难怪有那么几位年长的教授从来不把学生评估表上的议论当一回事儿。但是，无疑，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这一制度对教师的监督和维持较高的教学水准的作用。而对助理教授来讲，优异的教学记录、友好的师生关系以及有效的教学方式自然会在5年以后晋升终身教授的决定中起到不小作用，学生们可以向评审委员会直接提出自己的看法。虽然资深教授开的课也同样受到学生的评估，但实际上，评估结果对资深教授的影响并不大。作为手持“铁饭碗”多年的老教授来讲，上课的效果好坏是其次的，他所建立的学术成就和声望倒是更为人们所注目。曲高和寡也许能解释一些资深教授的课程难以被刚入校门的本科生接受的现象。由于人文学科具有难以量化的特点，如何评估人文学者及其学术成就就自然而然成为一个问题。 哈佛大学有学生评介教师的制度，同时也实行同行之间互评的办法，它被认为是评估人文学科和人文学者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一个最为生动的例子就是哈佛哲学系的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教授，《正义论》的作者。他十年内虽然有很多演讲稿，但是发表的著作极少。通常在一所大学任教，如果10年没有成果，那么教员不仅不能加薪，而且还不能晋升为终身教授。但是他的同事说，虽然自己出了10本书，但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一出，他的10本书顿时黯然无光。 学术界、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评介标准不能量化，其形成比较难，但是依靠同行评估会慢慢形成。这种同行评估依靠的是公信度，虽然它不可能完全客观。显而易见，这是一套非常繁琐、严格的评估和决定的过程，花上三四年的时间聘定一位教授是司空见惯的。由于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有的终身教职得等上10年才能聘到合适的人选。比如，和我的学业密切相关的藏学教授花了五六年的时间才最终选定。约瑟夫·弗莱泽教授过世后，中亚和中国关系史一职先后经过将近20年才最终聘定了终身教授。职业的选择2001年，我一完成博士论文，就在哈佛燕京学社工作，担任杜维明教授的研究助理。这开始了我和哈佛燕京学社的不解之缘。虽然事务繁琐，但是我确实需要一段时间，踏踏实实地做些实事。在哈佛燕京学社工作已有一段时间，依然未了却做教授、当学者的愿望。2002年，有机会到威尔斯里学院担任中国通史一课的兼职老师。除了在哈佛燕京学社上班之外，每周两次，我搭乘麻省理工学院——威尔斯里的校车去上课。积累了上课经验的同时，行色匆匆中倒也领略了不少威尔斯里美丽别致的校园风光。2003年我在波士顿大学历史系兼职，同样上的是中国通史，亲身体验了在美国大学单枪匹马教大学生的感受。转眼到了2004年，虽然已是初春时节，但是波士顿地区依然裹挟在冬日的冷风酷寒之中。3月初从中南部阳光遍地的阿肯色州小石城结束校访，回到波士顿，心里翻腾着淡淡的期待，而又夹杂着难言的失落。阿肯色州坐落在美国中南部，本来并不起眼的首府小石城由于克林顿而闻名。完成校访之后，这一学院的院长送我到小石城机场。车上，他问，如果我们希望进一步考虑你的候选资格，你觉得如何？通过一次次的面谈和校访，我开始学会如何以专业化的求职语言交谈。我回答，我当然很感兴趣，不过有几个因素，不得不做慎重考虑。这毕竟不是一个人的决定，关系到一家人。一小时之后，我们到了机场。当院长帮我把行李从车上卸下来时，又具体问到可能会有哪些因素，我照样如实告知。他非常友好地说，希望我回去以后，能够好好考虑来这里的机会，并且说明这里的评审委员会很快就会对几位候选人进行比较、讨论，一周内肯定会给我答复。第二天，收到了阿肯色中部大学优等生学院（Honors College）院长的电话，他给了我正式的终身教职的工作聘任。在接着的两周内，我面临了根本意想不到的选择： 是接收院长的聘任全家迁居南方的阿肯色州开始教职，还是继续留在哈佛大学工作。自从毕业以后，半推半就申请各类教职，这一次是最认真的。可是事到临头，心里还是犹豫不定。思前想后整整有两周。晚上在家想到担任教职的种种优越之处，甚至都在网上查找跨州搬家公司的信息，但是清晨穿过哈佛广场和哈佛校园时，如此熟悉的场景立即勾起十多年积累的对剑桥和波士顿新英格兰地区的留恋。四季分明的校园，浓郁的人文气息和悠久的历史沉淀而成的深厚底蕴，使人驻足流连。我想了很多，在英、美学习和生活的15年中，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多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随着这一选择而浮到表层。自己的职业方向的选择，孩子的教育，丈夫的职业，东北与南方迥然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环境，将来发展的机会和生活风格等等，再次面临教书和从事学术行政的选择时，我还是看到了山外之山。求学路漫长，多少次遇到岔路口时，要么能明智地做出选择，要么能绕将过去。这次再次面对岔路口，看来真的得由自己选择，决定该走哪条路了。波士顿是美国历史、文化和教育中心，在这儿生活了12年之后离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这里有很多就职的机会，但是像波士顿大学，或是较好的本科学院一旦有空缺，许多较为资深的学者都来申请，人才济济，竞争很激烈。况且即使得到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五至七年之后马上又担心晋升的问题。一旦没有得到终身教职就得重新寻求，以求东山再起。高不成，低不就是人文学科的博士毕业之后面临的一大就业问题，我就处于这一困境之中。近年来，人文学科的博士从事非纯学术工作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非学术部门寻求职业、发挥多方潜能的哈佛博士越来越多。15或20年以前，一位常春藤大学毕业的文科博士彻底离开学术界而改弦易辙是领域内的学者们难以想象的事。本来一位研究生经过常年的训练和研究，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毫无疑问应该从事专业的教职和研究工作，而这一选择并非易事。美国人文学科的博士的获得是很艰难的，对国际学生尤其如此，而对女性的挑战更有所加。通常，常春藤高校毕业的博士求职进入二、三流的学校比较容易，但是晋升到一流高校就难了。职业的移动性和生活的变更是美国社会常人，尤其是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的事实，但是已有家室的学者，其实并不能承受经常过大的变更和迁移。这样一来，为了协调生活的方方面面，转向非纯学术部门的职业吸引了越来越多人文学博士，甚至理工科的博士也不乏改行的。博士进入非学术领域纯属失败者（“a failed Ph.D.”）是学术界固有的一种观念。现在这种观念尽管尚存，但是，?近10年以来，这一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普遍得连原来对这一现象持严重偏见的教授都改变了看法。如今，教授对学生寻求非纯学术事业的行为要宽容得多，并给予应有的支持和理解。面对这种趋势，哈佛的职业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Career Service）为此专门组织研讨会，为一部分希望在这方面发展的学生提供指导、咨询，并且邀请离开纯学术领域而从事其他行业的校友介绍他们的经验。每学期，这一办公室专门为文理学院的研究生举办求职交流会。哈佛文理学院的校友受邀前来和大家交流当年求职的经验和职业发展的路径，其中不乏进入金融界的物理学博士，从事法律咨询的梵文学博士，也有高级行政管理界的文学博士，以及曾经取得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博士的博物馆馆员等等，当然还有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一路顺风，始终不渝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大学教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理学院毕业的博士改弦易辙，谋求与博士狭窄的专业并不对口的职业。毕业后，转眼已在哈佛工作了6年有余。身在哈佛，年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四，我都不误毕业盛典。2007年6月7日，又是哈佛一年一度的毕业庆典。人潮涌动在哈佛园内的绿茵上，满耳的欢声笑语。和同事一起站在牛津街上的草坪上，参加文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午餐聚会。午餐后，我离开聚会的帐篷，顺着牛津街走向哈佛园。身着黑红相间的袍子的人流正从桑德拉剧院流向聚餐的帐篷内，而我却逆流而行。慢慢走着，像是从桑德拉剧院涌来的人流中遗漏的一份子。可是，观望眼前的人流，我的内心升上一股从未有过的自由和从容。走在这渗透着神圣气息的哈佛园内，我不禁想到自己最喜欢的美国职业橄榄球队教练比尔·帕赛尔（Bill Parcells）。不管帕塞尔教练带的是纽约的巨人队（the Giants），新英格兰的爱国者队（the Patriots），或纽约的喷气机队（the Jets），还是达拉斯的牛仔队（the Cowboys），他都不惜采用第四次进攻（fourth down）的机会来扭转赛场的局面。1美式橄榄球中，进攻的一方有4次机会往对方底线达阵处推进10码。如果达到10码，那么再有4次机会继续推进。如果4次进攻机会中无法推进10码就会失去持球权以及进攻的机会，对方则在你停止进攻之处拥有持球权，也就在那一线发起反攻。因此，球队往往会在第4次进攻时将球深深踢到对方的区域。教育不就是为许许多多普通的学子创造赛场上这种意想不到的契机吗？教育使人突破过去的岁月铸成的框架，开拓新的视阈，迈入新的境界，从而尝试各种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不管选择如何，教育为我们提供了选择的平台和选择的自由。复旦、牛津和哈佛为了我构筑一座坚实的平台，从此，我不仅有了选择，而且有了选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