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一流的研究型高校： 教授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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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大学萨默斯辞职2006年2月21日，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向全校师生发了一份电子邮件，宣布自己将于7月1日辞职。顿时，这一消息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界的头条新闻。当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发表文章评论萨默斯辞职一事，其中提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的一桩轶事。艾森豪威尔二战以后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一次，他和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44年）以色多·艾萨克·拉比（Isidor Isaac Rabi）见面，祝贺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 在科研领域里取得的重大成就，而拉比博士为校长的这一说法深感不快，他回话说：“校长先生，这里，教授并不是大学的雇员；教授就是大学本身（原文为 “Mr. President， the faculty is the university”）。文章还紧接着评论道，虽然这一小插曲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但是同样的观念和态度一直
在资深教授中延续。1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3， 2006. “Faculty clout helps oust Summers： Harvards president will resign this year， ending an era marked by struggle with faculty”by Sara Miller Llana.虽然高等教育体系内发生了很多变更和重组，但是这种理念依然根深蒂固。同一文章认为，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辞职一事再次证明，教授在高等学府中举足轻重，扮演着裁决校方重大决策的角色。2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八年之后当选美国第34届总统。不管行政系统多么强大无比，如果缺乏教授的默认和支持，任何政策都难以兑现。即使是萨默斯，虽具有强大的政治履历和学术背景，但在文理学院教授的谴责和反对声中，只得以辞职来平息风波。萨默斯辞职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2001年，他上任哈佛校长不久，就和美国非裔研究中心教授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发生冲突。萨默斯在和韦斯特教授的一次私下会面中，明确指出韦斯特给学生成绩过高，同时认为他更多的是个政治活动家，由于参加校外的政治活动而耽搁了自己的课时和学术研究。更有甚者，萨默斯说，韦斯特既然冠有“大学教授”的头衔，他得不时向校长报告自己学术研究的进展。此后，连连发生萨默斯和哈佛文理总院资深教授意见不和的事件。各方的报道诸多，在此不需重复，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教授和校方行政人员的关系问题。当然作为一校之长，他和教授的直接关系是行政体系和教学、科研人员之间关系的浓缩。如果一所大学的校长和教学、科研人员的关系处不好，很难想象他（她）能有效地领导一所高等院校。从另一方面来讲，像哈佛这样的高等院校，校长本身就是一位资深学者。行政职位可以授予和卸任，但是只有学术职位是永久的。萨默斯不再是美国财政部长，也不再是哈佛校长，但他依然是堂堂正正的哈佛教授，而且一离校，校方即授予他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的荣誉。对大学校长的角色，中国早年的教育家，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前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都做过论述。蔡元培教授治校的理念可以在如下描述中管窥一二：“1917年，蔡元培曾在北京大学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若干人组成。校长和各科学长为评议员、教授代表，这时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分别推荐两人”，而且“评议会主要由教授组成，实际上是一个教授会，因此它也是教授治校的重要体现。”1梁柱著：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4页。这和哈佛教授在直属校长管理的文理总院内的功能类似。更为形象地描述教授在一所大学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莫过于梅贻琦。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走马上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 从19世纪中叶纽曼笔下的塑造人格的传统大学到21世纪多功能的现代高等学府，大学历经了几次巨大的变迁。“教授的大学”这一理念的形成来自教授在美国研究型的重点院校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教授是大学决策的实体，教学的骨干，经费的来源，吸引优秀学生的重要因素。教授的这一系列重要角色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发展到今天的结果。从精英大学到综合大学的发展本书第一部分已经提到纽曼对大学的人文理念的理解和阐述。纽曼认为，从根本上来讲，大学教育不同于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的目的意在拓宽受教育者的视域，转变他们的心态，铸成独特的思维方式，使其能掌握基本的社交能力。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自然科学突破了中世纪的禁锢，科学深入社会各个领域，传统大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德国率先出现了科研和教学相结合的新型高等院校。德国的大学理念来源于洪堡。产业部门、大学和国家紧紧连在一起，教学与研究的互动关系带来产业价值，而且受控于政府。洪堡认为，大学教育是为了铸造社会所需的人格。大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给牛津、剑桥的传统贵族式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美国集英国和德国的大成，既有重视人文教育的小型人文学院，又有重科研的研究性大学；既有在财政上完全受控于国家的公立大学，又有私立大学。美国当然并不完全陷入这种框架，也并不拒斥英国牛津、剑桥的模式。两者的结合使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和其文化多元特征一样，适应不同层次的不同需求，管理上也是各种特色共存，沿循不同的发展之道。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是多种传统的融合。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相当于德国传统强调的研究和教学齐头并进的风格，而小型的人文学院则更多地接纳了英国牛津、剑桥大学贵族式的精英教育，少而精。哈佛前校长艾略特（Charles Eliot）早就意识到外国教育传统在本土扎根的重要性。他曾写道： 一所大学不是依赖多在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大量发布广告，或多拍几封电报就能建立起来的。它不是数目的简单积累，也不是靠金钱就可以催熟的东西。……美国的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决不是外国体制的翻版，也不会是一株温室的幼苗。它是自然而然逐渐成长于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并体现着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各阶层所共享的目标和志向。美国的大学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美国的大学具有本身的原创性。1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 eds.Richard Hofstadter and Wilson Smith，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1，Volume Ⅱ， pp. 636637.原文为：“Neither can it be created by an energetic use of the inspired editorial， the advertising circular， and the frequent telegram. Numbers do not constitute it， and no money can make it before its time. ...When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appears， it will not be a copy of foreign institutions， or a hotbed plant， but the slow and natural outgrowth of American social and political habits， and an expression of the average aims and ambitions of the better educated classes. The American college is an institution without a parallel;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ill be equally original. 本文出处和译文为北大历史系牛可教授提供，作者对译文稍作修改。如有误，责任均在作者。对以人文精神为主的通识教育的冲击，早在19世纪初叶就已经显而易见。耶鲁大学的1828年报告旨在强调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把纽曼的人文精神在耶鲁加深加固，使19世纪的耶鲁依然保持浓重的人文学风。2The Yale Report of 1828，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1961，Vol.Ⅰ，pp.275291.1945年，哈佛大学出版了《红册子》（The Redbook），这本书曾经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通识教育的基调。许多高校纷纷仿效《红册子》中的理念来设计、规划和实施大学的通识教育。《红册子》虽然没有在哈佛得到切实的践行，但后来哈佛在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初屡屡沿用《红册子》论述的事实表明，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项最为顽固的磐石，谁都无法彻底推翻。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高教制度确实在本土扎下了根。20世纪60年代，加州伯克莱分校校长克尔的名著曾纷纷被人引用，也引起不少异议。不少人认为，他过于强调大学的社会功用，而忽略了人格培养的角色。其实，如果把他的论述放到历史的场景中，我们不难认识到，克尔其实并没有全力赞赏这种“巨型大学或综合大学”（Multiversity）的角色，而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明，出自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学的演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由此，他认为大学应该和周围的社会保持一致。同时，他并没有忽略大学对永恒真理的探究、传播和保存，对新知识的求索，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追求，而且他认为，这些角色都是现代社会中其他部门所无法比拟的。1Clark Kerr，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5th edition），pp.3334.原文为：“What is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modern American University? History is one answer. Consistency with the surrounding society is another. Beyond that， it has few peers in the preser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and examination of the eternal truths; no living peers in the search for new knowledge; and no peers in all history among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n serving so many of the segments of an advancing civilization.”谈到大学教育理念，对于从纽曼和洪堡的经验的融合到克尔的“综合大学”和“社会服务站”概念的形成，金耀基在《大学之理念》一书中曾做过很好的概述。2金耀基著： 《大学之理念》，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3—25页。到了21世纪，我们无可否认，大学的功能已经远远超出纽曼阐述的人格的塑造功能。大学多方面的功能，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从克尔的“综合大学”到当今中国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考上大学就如同“鲤鱼跳过龙门”一说，人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学的功能作出多种多样的解释。大学的功能笔者在《人文学和高等教育》一文中，曾对高等学府的一些主要功能做了阐述。1载《当代》第193期，2003年9月。通识教育、基础研究、社会批判和文化传承的职责等等构成了大学独有的功能，使大学不同于其他任何社会机构。可是，在现在的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面临挑战，文化传承面临危机，学生的基本道德和人格教育很难反映在课程设置之中。相比之下，作为一股社会批判力量，高校发挥着其他社会机构无法比拟的巨大作用。这不能不和“教授的大学”无关，教授在高等院校内的重要角色注定了大学很多突出的功能。社会批判力量2006年夏天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举办的中美学生夏令营上，我给高中生介绍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时，提到大学承担着社会批判的功能，很多高中生对此感到非常好奇，也觉得颇为迷惑。对大学功能的这种阐述改变了他们原有对大学的看法。把大学喻为“象牙塔”是由来已久的说法，但是对其内涵我们需要做一新的理解。如果说19世纪纽曼笔下牛津的贵族式精英大学是曲高和寡、游离于社会世俗现实的场所，那么今天的“象牙塔”则是独立于社会的一股批判力量和精神指南，诚然这种独立的特性是由于大学本身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大学所具有的社会批判力量可以从学术自由、社会前沿、学生角色和储聚社会资本等四个方面来阐述。学术自由大学还具有批判社会的功能，这种功能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其他部门难能多得的。在国内，学术界总是为学术自由付出诸多努力，而且学术研究深受政治干扰之苦，从而易于敬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自由、活跃的学术环境，并过于牵强地把学术自由和民主政治紧紧联上。当然，我们无法否认美国高校内的学术自由的氛围和民主的政治体制不可分离，但是学术自由并不是随着民主政治而现成得到的。美国实行的终身教授制度出于诸多考虑，其中之一就是保护教授行使教职的自由和进行学术研究的自由，使其不受任何外来政治势力和制度变迁的影响。除了显而易见的承担基础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功能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大学还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批判中心。大学具备的这种齐全的察视和批判社会的力量是政府、企业或是社会的其他部门及其运作机制所没有的。高校内社会批判力量的形成及其作用的发挥，不分学科，但是人文学科具有发挥这一社会功能的最大潜力。值得注意的是大学作为社会的批判中心，并不意味着大学应该完全从负面来暴露一个社会或一个政体或某一政策的缺点，而是通过长期察视政府、社会而得知其策略上的弊病，从而引起政界的关注而谋取改进。大学所具有的社会批判力量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种批判功能的形成和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大学教育能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是脱离政治和其他外界因素施加的影响。美国的私立大学通常相对独立于政府或任何其他政治机构和党派的干涉。 美国政府通常并不干预教育政策。它对教育采取下放政策，尤其是对私立学校的教育而言更是如此。因而真正具有社会影响，教育质量高的是私立大学。 教育的生机一定得来自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独立是具体的，能落实到师资的选择、学生的录取、课程的设置、研究项目的规划和制定、学术课题的设置、教职人员的教学质量和研究水准的评估等。在美国，总统没有权力干预大学聘任教授的决定，也不能干涉教授的教学理念和内容。不过，在一些州立大学，政府以某种形式干涉和介入大学的办学方向，于是政治化的需要和议题自然而然随之介入，这正是目前美国许多州立大学面临困境的直接原因。最突出的一例是目前麻州州立大学所面临的资金、裁员和教学质量的困境。政治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导致教育体制陷入困境，政府对公立学校教育制度的介入，资金的短缺，师资力量的削弱和城市居民的（“inner city”，市内，相对于称为“suburban area” 的郊区而言）人口结构都极大地影响到教育质量。在很多情况下，政治制度甚至会导致教育制度步入死角。英国的牛津和剑桥是传统的贵族高校，但是近年来接受不少来自政府的经费，其办学理念和运转的机制不得不受之影响而失去原有的独立性。哈佛是一所私立大学，由此得到许多公立大学得不到的优势。英国的大学，包括牛津和剑桥，由于得到政府的过于资助而受到牵制。当80年代撒切尔夫人裁减教育经费之后，牛津和剑桥大学深受影响，高教的好多方面直接受到影响。这一点也许在国内办报纸、期刊和学术出版物的人们最有感受。一方面，没有来自政府或官方的经济资助，作为一种纯学术的出版物，很难维持下去；另一方面，如果为了保持其学术中立，那么寻求资助就成了一个挑战性很大的难题。高校办学同样面临这种两难境地。好在美国的常春藤名校和小型的历史悠久的人文学院，由于传统和历史的积淀，偌大的校友会强大，其中培养出来的不少卓有成就的校友为母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财经来源。1劳伦斯·萨默斯在北京大学的演讲，2002年5月14日。近来英国政府注意到牛津、剑桥的财政来源和美国的常春藤高校的差别悬殊，最近决定采取有效措施，增加牛津、剑桥等精英大学的经费。2The Harvard Crimson，February 13， 2007. “British Universities Try to Enlarge Coffers”。消息报道：“In a move aimed at bolstering British higher educatio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nounced plans this week to increase the endowments of elite schools like Oxford and Cambridge Universities to rival the savings of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前哈佛大学校长鲁汀斯坦（Neil Rudenstine）在北大百年校庆庆典的演讲中就谈到一所大学确实需要学术自由之风。他说，不管一所综合性大学的科技研究有多么先进，成果有多大，归根结底，其真正伟大之处还是在于大学的成员能就政治、社会、学术等问题进行自由辩难、讨论。这和美国大学的办学精神相呼应： 大学的核心价值就是对各方思潮的自由探讨，对知识和文化的多元性的尊重。这一点还可从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于2002年5月14日在北大的演讲中看出。他说：“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你可以把一部分资金捐献给哈佛大学，用来聘任一位数学讲座教授，或是政治学教授，或是法学教授，但是你却不能指使哈佛该聘任谁，而且被聘的这位教授该持有怎样的信仰等等。假如你非得让我们按你的意图行事，那么我们就会非常坦率地说（我们确实也这么做过）：“你还是把钱用在其他大学吧！最好你还是把钱挪到别处去。” 萨默斯认为，为了保证高校一流的教学和研究水准，独立支配资金的权力是根本因素之一。显而易见，大学的独立性也在于独立于任何财团的控制和摆布。1Harvard Magazine， JulyAugust 2006，p.60.教授治校离不开大学行政和经营的独立性，离不开学术自由。这自然让我们想到蔡元培早年一直强调的教育的独立性，坚决反对教育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按蔡元培的话说，就是“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2蔡元培著： 《教育独立论》，选自《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页。现今中国的教育尚未独立，教育尚且当“器具”，这和大学校长大多来自理工背景的现象一脉相承。针对海归派的作用，陈丹青说的与此相关：“这类海归在今天基本上是工具作用与工具人格。在人文艺术领域只是摆设。……即便是人文艺术类的海归派，一旦进入体制也沦为工具。”3陈丹青著： 《海归的羞辱与责任》，引自http： //nanfangdaily.cn/rwzk/20061101/fmrw/200611220025.asp从行政上来讲，美国的常春藤私立高校具有“非中心化”的特点。每一学院，甚至下至每一个系，都有相对的独立性。担任系主任与其说是一位教授掌握行政权力的机会，还不如说是给学者增加了一份学术研究之外的行政负担。于是，一些系科采取轮流制。虽然担任系主任有一定的决定权，但是其行政职责和学术研究受干扰的程度很大，很多教授宁愿舍弃有限的行政权力而取得更多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学术自由不仅反映在师生教学、辩难和研究的自由氛围和环境中，而且还体现在教师在教学、研究之余对学校事务承担的举足轻重的作用。1A Turning Point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Inaugural Address of Charles William Eliot as President of Harvard College， October 19， 1869，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Nathan Puse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p.19.原文如下： “The governing bodies of the University are the Faculties， the Board of Overseers， and the Corporation. The University as a place of study and instruction is， at any moment， what the Faculties make it. The professors， lecturers， and tutors of the University are the living sources of learning and enthusiasm.”。大学自始至终是求学和指导学业的场所，而指导学业由教员来完成，教授、讲师和助教是求学不息的源泉。另外，与人的权利意识相关的是公民应该具有的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是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一个国家不仅要保证其公民能得到最基本的义务教育，而且公民还应该具有选择如何接受教育的权利。就前者而言，中国做得很不错；但是从后者来看，现在选择的空间依然非常欠缺。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个美国家庭可以为子女选择受教育的方式： 公立学校或是私立学校。甚至近年来在美国兴起一种家庭教育（home schooling）的运动，即家长承担为子女提供教育的职责，尤其是对低年级的学生而言。 选择的机会本就难得，而选择的自由又能给年轻的学子赋予进一步的个人自由。美国高中生对上大学的选择也是非常慎重的，不仅从家庭的经济负担，还涉及自己的兴趣爱好。曾有一位朋友的孩子高中毕业在即，忙于申请大学之际，他对父母说，自己其实并不想上大学，而真正想做的是到国外担任专业的英语教师，而作为英语是母语的高中毕业生，担任英语?业教师并不需要大学文凭，其实只要得到专业的执教英语的证书即可。父母非常尊重孩子本人的选择，但是对孩子有言在先，这是你自己的选择，父母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将来的发展一定要自己好好把握。这种孩子拥有的选择的自由是非常珍贵的，注定了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志向，不同的职业追求。虽然这个孩子最后经过三思还是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但是赋予孩子选择的自由还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重要性远远不亚于在中国高考达到重点院校的分数线。有了这种选择的自由空间，公众不再为北大毕业生开肉铺而惊恐万状，也不会为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失业而抱不平。一个能通过重重考试、过五关斩六将而进入中国拔尖高校的年轻人，经过大学四年培训，却遭受待业的命运。这一事实告诉人们： 不是中国的考试制度有问题，就是高等教育体制和社会严重脱节，至少得彻底改变一方，否则民众依然会为大学生失业而寝食不安。政治制度和教育体系的关系还会具体折射在选课的自由度上。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中心课程中人文学科占有较大的比例，而每类课都有相当的选择性。比如，仅就外国文化一类的课程而言，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程安排，选择从中国历史到欧洲文艺复兴，从日本的武士道历史到二次大战史等几乎无所不包的课程。一所大学应该尽量避免的是有关某一学科开的只有一门课，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得去上。不管从培养哪方面的素质来看，这种单一的强迫式的教育方式最终会出现教育政治化和政治驾驭教育的问题。美国大学生一年级一般是不会定专业的，专业一般在二年级以后才定，而且4年中换系的可能性很大。而按照中国国内的高考制度，学生报考时就得定系科。15年以前美国有一个大辩论就是学生进大学以后，应不应该有任意选课的自由。 当时辩论的结果，布朗大学决定取消学生选课的限制，学校给学生多种选择机会。在大学第四学期即大二结束时，学生可以选定自己的专业，也可以选择独立专业（independent concentration），自己设计而后得到学校的许可。1见如下布朗大学有关系科专业选择要求的网址： http： //brown.edu/Administration/Admission/thebrowneducation/departments.html他们认为学生所修课程的专业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出色的学生和优秀的师资力量的结合而产生的积极的教学效果： 学生四年中所受的教育熏陶和所修的课程最终会引导他们达到自己所希望追求的目标。 而哈佛做得恰恰相反，采取了 “中心科目”来拓宽学生受教育的知识面，进行通识教育。柯伟林教授于2002年7月上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后，着手对本科科目作全面的评审，以求改进。1美国的学术传统是以通识教育为导向，其核心是人文学。以哈佛大学为例，通识教育是以所谓的中心课程（core course）为主。 中心课程包括六个范围： 外国文化（Foreign Culture），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文学艺术（Literature and Arts），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用中国的语境来说就是伦理学，即教授做人的基本道理），社会分析（Social Analysis）和自然科学（Sciences）（见2002—2003 Courses of Instruction， Official Registrar of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这六个范围内的五种科目都与人文学有关。 不管将来从事何种职业，任何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都应该接受基本的人文教育，具有基本的人文素养。 现在美国有些大学的优秀学生同属于两个系科，选择双重专业（joint major），比如哈佛大学的本科学生中，同时选经济和东亚研究两个专业的学生就比较多，兼顾学成之后就业机会和学生的文化背景和学习兴趣。 双重专业比较合理地满足学生的多种兴趣，挖掘多方潜力，开阔视野，提高毕业后步入社会的适应能力。 其目的似乎有些像19世纪80年代国内一些大学曾经盛行过的双学位制。 现在哈佛大学校访谈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是否要让本科学生4年都在一个校园内度过，是否该让他们到国外去留学一年，用以增加见识，培养多方面的兴趣，挖掘更大的潜力。社会前沿大学始终是社会的一个前沿阵地。“当社会出现动乱，或对某一议题莫衷一是的时候，毫无疑问，大学肯定会是介入其中的一份子。”2Henry Rosovsky， The 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 W.W.Norton and Company， 1990， p.94.原文为：“If a great controversy agotates the public， someone at the university is likely to take part; different sides in the dispute are more often than not openly and vigorously represented.”就社会批判力量而言，在所有的民间力量中，大学内涌动的想法和思潮大约会超出一般社会5年或更久。美国反越战的情绪和思潮首先出现在大学内，而政府对此一直持否认态度，但是五年后却在美国社会形成主流。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反战高潮无一不在高校风起云涌。现今对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一事，2002年哈佛教授和学生已经联名写信反对这一决定。3the top story: Faculty Sign Petition against Invasion of Iraq: Campus debates broaden， question Bushs foreign policy， the lfarvard Crimson， September 27， 2002.反战思?在大学非常强大，但是并未在社会上产生多大影响，而五年后的今天，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及其后果的否定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的出现是由于美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移民社会，除了强大的科学能力之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形成的动力（cultural competence）。 这反映在学科设置上，也反映在历任校长的学术背景上。两年以前，哈佛大学主持了一次中国的十位大学校长和美国的十位大学校长的对谈活动。 中国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称之为“工程师专属”（dictatorship of engineers）1《论二十一世纪中国和美国高校（Chinese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柯伟林所做的《中国现状研讨会》的演讲，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办，2007年2月23日。，而参加会谈的美国的十位校长除了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Caltech）以外，都是研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学者。 当时哈佛的校长鲁汀斯坦是研究英国文学的，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噶斯普尔（Gerhard Gasper）是研究法学的，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Richard Levin）是研究经济的，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瑞普（George Rupp）却是一位神学家。 瑞普早年从哈佛神学院毕业，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之前，曾担任哈佛神学院院长多年。 最近任职十年后刚刚离任，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被评为最杰出的校长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学具有的这种社会批判的功能来自高校教育和人文科学的紧密关系，因为人文学的精髓之一也在于其独具的批判精神。校长背景的多样性是高校行政制度的独立性和多样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学的社会批判力量来之不易。大学独立于政府和政党的牵扯、干预和支配以外，还得具有内部治理的民主制度。在这种高校的民主制度下，在研究型的大学，资深教授起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说是哈佛文理学院的资深教授把萨默斯拉下台，并不过分。学生角色大学是教授教学生学的场所，也是学生和教授相互学习的环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和学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对研究性的大学来说，教和学之间具有轻重缓急的关系，教这一方的分量准定是比学要重。这就注定了大学是教授的大学，学生并不参与校方高层机构的决策。但是，学生拥有作为学生的基本权益和求学的自由空间。他们有给教授做评估的权力和机会，有向学校高级决策层提出不满的权力，也有罢课、示威的权力，当然，学生还会有选课的自由。同时，教授和学生两者相辅相成。没有好的教授，难以培养出色的学生；没有好的学生，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好教授能带出好学生，而优秀的学生又能不断推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孔菲力教授在任教的最后一堂结束时，我们几位老生和他的同事一起来祝贺，孔教授情真意切地对我们说：“哈佛之所以能成为哈佛全在于学生。你们这些出类拔萃的学生聚集于此，才成就了哈佛。”前面提到，大学具有一种社会批判的能力和机制。这种功能从根本上说并不直接来自学生，而是来自知识结成的师生关系和师生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学生有各种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愿的自由，但是真正统治校园、行使决策权的还是资深教授。我们对六十年代中国的“文革”和美国的大学生加入反越战和民权运动都有过深切的体会，但是目前的美国高校，主角依然是教授，而不是学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校方的决定，然后无可奈何地做出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学生有强大的发言权，他们的意见至少不能忽略。唯一一次感受到学生力量的是在1994年的秋天FAS选拔喜马拉雅和西藏研究教授时，我们几位研究生聚集前往见当时文理研究生院的院长克里斯朵夫·沃福（Christoph Woff）教授。1沃福是一位音乐学教授，专攻莫扎特和巴赫的音乐。他最近的专著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具有才学的音乐家》（Johann Sebastian Bach： The Learned Musician)，2000。在应征的候选人中，哈佛的评选委员会邀请了五位候选人前来进行讲课、见师生等等常规性的征人程序。当时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东亚文学系来的范德康教授正在哈佛做一学期访问，他也是五位候选人之一。此外还有凯斯维斯顿瑞色夫大学人类学系的默尔温·戈斯坦教授，还有来自丹麦的索伦森教授、芝加哥大学的迈休·开普斯坦教授和印第安纳大学的史伯岭教授，这几位学者都是当今藏学界颇具特色的学者，他们当时的即兴演讲每次都是座无虚席，领域内外的学生、学者都饶有兴致地参加。五位通过初选的学者的演讲都完了，所有的校访也都结束了，可是，迟迟没有教授被录用的消息。学生开始变得不耐烦，于是我们几位研究生决定去找文理学院的沃福院长。我们在文理学院的行政主楼内沃福教授的办公室内坐下，一一做了非常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各自表达了需要导师的愿望。我们对沃福院长强调，我们来哈佛攻读这一专业的博士学位的前提是文理学院能尽早选定藏学教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安下心来求学，攻读学位。而今，一切都没有着落，我们这批学生被悬在半空，不知何去何从。后来我们还去见了鲁汀斯坦校长。每个学期哈佛的校长会提早公布和师生员工见面的时间。大家都事先按顺序签名。由于校长的办公时间有限，后来的自然就不会有机会和校长见面。在美国，总统没有过问大学录用教授的权力，但是，作为学生，我们却能堂堂正正地进入院长的办公楼，公开表达自己的心声。诸如此类的事情不仅在哈佛，而且在美国一般的高校都是常见的。我们未免对此想当然，但是回过头来想想，这在我学生生涯中可是头一回。作为学生，我们的要求以及和文理研究生院院长的见面对加速决策进程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是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在美国的学术制度下，学生有权力向校方提出自己的请求，表达自己的心声。和任何一种录用制度一样，没有完全的公平竞争，但是美国高校的录用制度至少有起码的透明度。不过从总体上说，在像哈佛这样的研究性综合大学内，学生对学校的行政管理、重要决策的影响，尤其是和教授相比，其作用相对就比较小。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有关萨默斯辞职之时本科学生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当时学校对在校的本科生做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三分之一的学生希望萨默斯继续担任校长一职，这和文理学院教授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1The Harvard Crimson，March 2， 2006.即使很多本科生全力支持萨默斯对本科教育的重视，支持他关注本科生教学质量，但是学生在研究型大学的声音毕竟微弱。学术自由的获得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即使在美国，学者也得经过一番奋力争取才得到学术自由。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生在加州大学的宣誓一案（the Loyalty Oath Controversy）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949年，加州大学要求大学的教职员工立誓与某党派无关，否则即被解雇。当时很多教授认为，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精神，教职员工不该受政治的完全控制，于是拒绝签字。这一案子持续多年，1952年，官司上达美国高级法院，终于以学术自由为前提，授予大学教授拒签的自由。学术自由的威力胜过了政治势力的干扰。1有关加州大学这一事件的详情，可参考如下的网址：
Http: //sunsite. berkeley. edu/~ucalhist/archives_exhibits/loyaltyoath/进一步而言，当学术自由威胁到社会对大学的需求，那么政府就会干预。2Higher Educatio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Lord Robbins， 196163， London： H.M.S.O.， 1963， p.228.从学生的权力来讲，尤其如此。罗若夫斯基认为，在高校，学生不应该被赋予过多的决策权力。他在他的书中列出有效治理大学的七项原则，其中的第一项就是事事采用民主制度并不有益于改善大学的管理（Not everything is improved by making it more democratic）。他指出，大学具有一种等级制度，教授、学生和职员。其中学生入学的目的是从教授那里求知，所以学生需要受到教授的评判。显而易见，这种等级制度是存在的，适当的时候对学生采取一定程度的管制是维持大学不同于社会其他机体独有的角色所必需的。3Henry Rosovsky， The 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 W.W.Norton and Company， 1990， pp.261263.学生在大学扮演的角色毕竟有限，显而易见，大学毕竟是“教授的大学”！和中国儒学传统影响下的师生关系相比，美国的师生关系有强烈的商业性。师生原则上是平等的，但如上面所述，教授，特别是资深的终身教授是像哈佛这样的研究型高等院校的真正主人。萨默斯走马上任之时，希望能改变教授一贯只重研究而轻视教学的现象，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本科生教案评审的活动。但是，这一教案的评审工作进展维艰，两三年过去了，大纲才刚刚进入文理学院教授讨论的阶段，而到底下一步本科生选课教案应该如何改变，随着萨默斯辞职而前途未卜。大学的社会批判作用还在于多样办学。美国的高等院校多种多样，其教育理念、教育目的、教育对象等等也是各具特色的，没有优劣、好坏和高低之分。这种多种类学校的设立是为了满足不同学生以及学生家庭的需要，为了满足不同的志趣和需求。如小型的重人文的学院注重教学和师生相互间的交往和熏陶，往往更适合于希望得到更多个人关注的学生。如同杨福家教授所说的“什么时候我们有一半优秀高中毕业生不想进北大、清华了，就说明我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突破，对我国经济发展会大有好处”。可是，大批中国学生一心一意追求名校，声称“就算考上，我也没想好以后从事什么职业。我只是觉得，一定要圆这个梦！”储聚社会资本大学教育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即为学者和受教育者提供创造和储聚社会资本的重要场所。 这一点似乎人人都能意识到，但是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在一个复杂的文明社会中，除了积累经济资本以外，我们更需累积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不能量化，但是对于社会的凝聚力和适应性的形成非常重要。 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除了科技能力以外，还必须有文化能力，而且文化能力与人文学，即现在高校大力推行的通识教育（包括语言、历史、文学、宗教等各个学科领域的课程）都有密切的关系。哈佛大学现任校长也深深意识到，全球化注定了大学内的知识传统和社会资本的储聚将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所起的作用将超越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大学教育和学术活动凝结而成的社会资本形成高校?在的资源而独立于其他社会势力的干扰，尤其可以避免政治势力的介入和干扰。对一所大学而言，如果缺乏悠久的讲学传统，教授间没有良性的跨系科的对话、切磋、研习之风，学者之间没有辩难，那么步入这种大学，人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即使有雄厚的资金，它也很难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很多州立大学有雄厚的资金，立志成立新的系科，具有发展领衔学科的强烈愿望，但是缺乏坚实的社会资本和长期积累的学者之间的相互探讨之风，因而这种发展的愿望很难实现。 以历史系为例，哈佛大学的历史系几年来在美国大学排名第五或第六位，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历史系虽然运转的资金不及哈佛的三分之一，但是排名总是居于首位。 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伯克莱分校的历史系具有资深的老教授带年轻教授、合作共进的传统和学风。比如，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的著作得由研究其他领域的（如古希腊历史或研究文艺复兴历史）教授来评阅，然后一起讨论、辩难，这已成为伯克莱分校非常强盛和悠久的学术风气。 相比之下，哈佛大学的教授则往往倾向于惟我独尊，失去了很多共创大学社会资本的机会。 原伯克莱分校的一位研究欧洲文艺复兴的知名学者威廉·鲍史玛（William J. Bouwsma）教授，虽然受哈佛重金聘请，前来任教，但是三年后他还是决定回到伯克莱。问他为何，他解释到，在哈佛大学两位教授见面说是一起吃午餐，就共同感兴趣的议题随便聊一聊，结果他们竟然得拿出各自的日程本商量半天，才能定下安排一个月以后见面，而在伯克莱分校，教授之间随时都可以讨论，由此储聚了很多社会资本。 哈佛大学自然也有很强的系科，如经济系和政府系，排名始终居于首位。 这些居首位的系科的共同点就是社会资本非常雄厚，辩论之风强盛，教授之间的切磋和辩难可以跨文化、系科、年龄。文化传承美国式的大学体制非常切实，但是人文学，不仅从学科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高等教育包含的人格培养（纽曼认为的大学教育的初衷）方面也受到史无前例的挑战。目前全世界由于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普遍存在人文学被边缘化 (marginalization) 和实用化的现象，人文学在大学教育中陷入困境。1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Next Millennium：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eds.， Julia A. Kushingian and Penny Parsekian， West， Connecticut & London： Praeger，1998. 其中的开篇文章是杜维明教授写的，题为《积累理念传统，理解变动的世界》（Mustering the Conceptual Resources to Grasp a World in Flux）。这一现象在文化中国存在2“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是杜维明教授近年来致力于的四大研究项目之一，区域上主要是指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及海外华人聚居区甚至其他国家的置身于中国学的学者。见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al as the Center” in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第1—34页。，在美国也是如此。 在市场经济和权威政治的夹击下，人文学发展的空间非常狭窄： 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文学者，特别是有意于人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和致力于前沿创新的学术精英，颇有艰苦的迫切感。何谓人文学？中国大陆的学术界通常把学术领域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人文学则属社会科学之列。这是20世纪50年代着手学科建设时，中国沿循苏联的学科分类制度所致。这种分类法与别的国家并不一致。1近年来，这种说法引起学者的异议。曾有人提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应该改名。 显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的范围远远超出美国所谓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范畴。 这种学科的不同在越南也存在。以哈佛大学为例，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仅仅包括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而历史学、文学、语言学和哲学等等属于人文学（the humanities）之列。在美国，学科通常分为自然科学 （sciences）、人文学 （the humanities） 和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三部分。显而易见，美国学术界的这种分类认为科学并不涵盖人文学。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德国的情况，这种学科分类更会引起一些歧义和混淆。根据德国的传统，“科学”（Wissenschaft） 则包括所有的学科。在哈佛大学，就学科的分类而言，文理研究生院主要分为三大类：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中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有一些交叉的领域，比如非洲和美国非裔研究系、建筑、地貌设计和城市规划系、东亚项目、历史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自然科学。但是其分类还是疑团重重，比如艺术和建筑史属于人文科学，而美国文明史却属于社会科学；东亚研究项目同属两个学科，而俄国、东欧和中亚区域研究系却仅仅属于社会科学类；近东文明和语言系属于人文科学，而中东研究系却又属于社会科学类。2见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网站： http： //gsas.harvard.edu/admissions/books.html不管对人文学的内涵作怎样的理解，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人文学具有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方向。顾名思义，人文学是有关人的学科。通常我们把人文学理解为一门对人的自我了解、自我认识、自我定义最贴切、最直接的一种学问。当然从广义上理解，所有的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都是人在不同程度上对自我所作的了解和研究，但是不管是在方法取径、课题范围或知识特性方面，人文学（包括文化学、人类学、人格心理学、政治文化学等人文因素突出的社会科学）确有独特的思维模式、研究对象和诠释方法，具有难以量化的共性。文学的真情实感、历史学的集体记忆、哲学的睿智和宗教学的终极关怀都是紧扣人的存在和意义等议题而展开的学术领域。任何一个民族、文化或地域的历史都使我们能更为明智地了解自己的过去和眼前的处境。如果个人、民族和国家对自己的历史不了解、不重视，那么就会对自己的文化认同、自身处境的理解产生偏差。正是鉴于人文学的这些特征，高等教育不能偏废对学生在人文素质方面的启迪和培养。美国在1965年成立了一个国家人文基金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n the Humanities）的机构，其宗旨就在于对人文学进行重点考察和研究。从实际操作和作用发挥的角度而言，人文学具有细水长流的特征。 自然科学界，如物理学和数学界不乏二十多岁就取得巨大成就的杰出人才，但是人文学者出成果的时间就比较晚。二三十岁就能崭露头角，硕果累累的人文学家非常罕见。自然科学的发展虽然也是建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但是更重突破；而人文科学则是离不开积累，长年累月的积累。在人文学界取得研究成果，除了需要对经典文本和前人的成就作深入和独到的研究之外，还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根据日本人文学者的经验，人文学界的很多重要的成果是学者在退休后才取得的。中国的古话“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道出了培养人才的艰辛和漫长，同时也说明了除了长期努力之外，教书育人还需要传统，即一种教育制度和文化传承的熏陶。自然科学需要学科承前启后的进步和传递，社会科学如此，人文科学尤甚。我们并不希望用大量的资金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发人文学，而恰恰相反，我们可以利用相对少量的资金，通过长期的积累来发展人文学。人文学的培养和发展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需要在文史哲学科的基本功方面做长期扎实的磨炼才能取得。对人文学科来讲，至少一定要有十年甚至更长的计划，长远之计有利于学术积累和传统承接。 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一定得有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其制定的策略和计划才见成效。由此可见，人文学经过“文化大革命”该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缓过元气从而得到正常的发展。人文学被边缘化的现象来自诸多原因。除了整个社会急剧商业化和实用化之外，还由于人文学独具的学科特征，即人文学能直接产生实用价值的领域太少。相对而言，人文学中只有与政治学和经济学有关的领域才具有较为突出的实际价值，而其他的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和音乐等领域一般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科事实上为现代社会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无穷的文化资源。如果大学忽略人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不能承担创造文化资源、传承文化的职责，不能引导社会从历史的积淀中得到对现今问题的启示，那么难以想象一个社会中还会有其他的部门能承担这些重任。人文学在高教面临的困境并不是今天才出现。道义与人格教育和知识的传播之间、科学和人文学之间、职业培训和人文素养的熏陶之间、人文教育及其实用价值之间的矛盾不断给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带来挑战。1Liberal Arts in Higher Education： Challenging Assumptions， Exploring Possibilities， eds. By Diana Glyer and David L.Week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8.人文传统的传承者并不一定仅仅是从事人文学的学者，人文传统和人文关怀在各类职业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能力是为人的基本功，不管以后走哪一条谋生之路，文史哲都是不可或缺的普通常识。 1977年以来，新加坡进行全面教育改革，提出“创造型学校和学习型国家” (Creative School and Learning Country)的口号，并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大学改制的典范。 其中最关键的项目就是加强学生的文化能力，并以此作为提高科技水平的基础。对高等院校加强文化教育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阐述得最为深刻的可数哈佛中国同学会于1936年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所立的纪念碑的碑文： 文化为国家之命脉。国家之所以兴也，由于文化；而文化之所以盛也，实由于学，深识远见之士，知立国之本，必亟以兴学为先。 创始也艰，自是光大而扩充之，而其文化之宏，往往收效于数百年间而勿替。 是说也，征之于美国哈佛大学，滋益信矣！…… 我国为东方文化古国，然世运推移，日新月异，志学之士负笈海外，以求深造。 近三十年来，就学于哈佛，学成归国，服务于国家社会者，先后几达千人，可云极盛。 今届母校成立三百年纪念之期，同人等感念沾溉启迪之功，不能无所表献。自兹以往，当见两国文化愈益沟通，必更光大扩充之，使国家之兴盛，得随学问之进境以增隆，斯则同人等之所磬香以祝，而永永纪念不忘者尔！这里所谓的“文化”， 即指传统，尤其是指蕴含在人文学科中的传统，这种传统往往超越人文学科领域，而扩散到其他各个学科，成为一所大学内在的、任何其他社会力量都无法抗拒的力量。根据同辈学者回忆，美国蒙古史研究专家弗朗西斯·克里夫（Francis W.Cleaves）教授早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的古典文学专业，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哈佛研究院。他就是在伯尔斯汀教学楼前面读到这一段话而决意变更专业，转入汉学领域。1The 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January 22， 1998.克里夫教授早年就具语言天才，他入学哈佛时，主攻比较语文文献学，但是不久就转到远东语言系。见Memorial Minutes： Francis W. Cleaves， 由哈佛教授里查德·佛莱（Richard Frye）， 尼古拉·迪·科斯摩（Nicola Di Cosmo）， 詹姆斯·海陶尔（James Hightower）， 永富正敏（Masatoshi Nagatomi）， 赵如兰（Rulan Pian）和埃德华·瓦格纳（Edward Wagner）等学者执笔。石碑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几乎没有人能否认文化传统熏陶的重要性。 人们不禁发问： 难道只有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需要修习这类学科？这一石碑依然静静地矗立在哈佛主校园的怀特纳图书馆和伯尔斯汀教学楼之间，其传输的信息似乎难能抵挡商业化和工具理性浪潮的冲击。对一所大学的影响力而言，其悠久的传统非常重要。校长任期长可以规划长远的策略，这种传统不仅反映在学校的教学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教育风格时时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就哈佛大学来说，自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结束至今，只有八任校长，现任的佛斯特校长是第八任。1校长任期长的达30至40年。本以为鲁汀斯坦校长的任期可以算是最短的，在职只有10年，可是想不到第27任校长萨默斯担任校长仅5年，在多方压力下宣布辞职。哈佛大学萨默斯校长于2002年5月和哈佛大学的一批研究中国学的教授一道访问中国。 他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提到：“我坚信，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的原因之一就是校长长期任期制。 自从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结束以来，任职的校长总共只有七位。 我非常荣幸地担任内战以来的第七位校长。 由颇具魄力的领导长期任职能使学校为适应变化的新时代的需要而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和改进。 这是哈佛办学的悠久传统（I am convinced that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at strength is that I am the seventh person to become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since the end of the Civil War in the 1860s. A tradition of strong leaders who serve a long time has enabled， and indeed has forced， the university to continually renew itself for changing times）。”可是难以料想的是萨默斯校长在职五年，迫于压力而于2006年2月辞职。2007年2月哈佛校事会决定聘任拉狄克拉夫研究所的Drew Gilpin Faust为第一任女校长。素质教育注重的是悠久的文化传统以及由这一传统带来的使受教育者得到人格的全面发展的目的。 例如，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校，如朱熹所创的白鹿洞书院基本上立足于如何做人的素质教育和伦理教育，它成为所有东亚学校的模范。 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人们易于狂妄地认为，越往前行进的时代越不必回顾古人经历的一切，因为古人所知的信息和我们现在的实在相差太远了，现代社会一个小学生掌握的信息和知识远远超过古时大智大德所具有的。但是信息不是知识，而是知识的基础，信息爆炸的时代不一定有充足的知识力量，而知识不管多么全面都不能等同于智慧。在这种前提下，可见人文学是和智慧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历史的集体记忆，用最精致的语言来表现最精致感情的文学，以及对人的最基础的原则的反思和再反思的哲学等都是个人和群体对自我最直接、最亲密的了解的学问，即古希腊所谓的作为人文学的精髓的自知之学（selfknowledge）。从人文学的专业学术研究本身来看，人文传统就显得更为重要。 研究人文学的学者没有不注重文本的： 他们以虔敬的心情对经典文本进行理解、诠释、研究。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早已过时，但是在大学的研究院部开《理想国》的课时，无论是资深教授还是研究生，对此书总是战战兢兢地带着虔敬的心来拜读，唯恐有误。 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著作是这样，对中国的四书五经也是如此。我们并不是站在现代人的高度，带着现代人的傲慢之态来解读经典著作，而是希望通过对这些蕴藏着丰富文化资源的原著的诠释，得到智慧性的启迪。研究希腊历史或是圣经，都是对经典作一字一句的解读。这种读书法在日本被称为“会读”，很多学生一进研究生院就开始这种会读的训练，从较为浅显的文本开始，然后渐渐攻读生疏又深奥的文本。 这种会读活动从做研究生开始一直延续到教授任职期满退休，从不间断。 比如，京都杜诗的会读活动40年没有中断，学者们把所有的杜诗和白居易的文本一字一句进行解读。他们的《六祖坛经》的会读也是世界闻名的。日本把这种研究技能的培养看作是对学者基本功的训练，而美国也有很多关于古希腊哲学或是爱默生著作的会读活动。这些基本功的训练初看似乎非常笨拙，进展缓慢，但是天长日久，会读能储聚人文学的资本，挖掘很多传统文化的内在智慧。与此相通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精读典籍的通识教育传统，也就是美国的高等教育界熟知的20世纪20年代由约翰·俄斯凯恩倡导的“经典导读”（Great Books）的课程。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一直和高等教育具有密切的联系。克林顿在总统任职期间曾经成立了一个总统委员会（Presidential Commission），定期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心召开会议，商谈美国人文学研究和教育的未来。与会者形成的共识就是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不一定仅仅是研究人文学的学者所应掌握的，研究生物学的教授对生态环保的关注也能显示他有足够的人文关怀，而这种关怀远远超出人文学者所能企及的范围。虽然人文教育的传统不停地受到挑战，但是美国的一些重点综合院校，还有一系列小型的本科人文学院历来从不放弃通过人文学来发展通才式的教育。和中国的高等院校相比，美国的大学较为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文学科方面的施教，不管是小型的以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为主的本科学院还是大规模的研究型高校，学生在四年中必须修满一系列通识教育的中心课程（Core Curriculum Courses）。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中心课程设置委员以院长罗若夫斯基为首，于1978年为本科生教学设置了一个中心课程的草案。这一课程建立在如下的宗旨： 用以确保本科学生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具有广博的知识背景并获取不同类的知识，掌握获得知识的不同方法以及明了这些知识的作用和价值。1原文如下：“The core seeks to introduce students to the major approaches to knowledge in areas that the faculty considers indispensable to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t aims to show what kinds of knowledge and what forms of inquiry exists in these areas， how different means of analysis are acquired， how they are used， and what their value is”。这一方案实施至今，在本科生教学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本科生四年在校，必修的课程包括五个方面，中心课程相当于国内的公共必修课。在哈佛大学，中心课程包括六科： 外国文化（Foreign Culture）、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文学艺术（Literature and Arts）、道德伦理（Moral Reasoning）、社会分析（Social Analysis）和（自然）科学（Science）。目前哈佛正在进行本科生教学内容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讨论和研究，在2005年11月提出一份有关现行中心课程的评述报告，把原来的六门分类归纳为三类，即艺术和人文学（the Arts and Humanities）、社会研究（the Studies of Societies）以及科学和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2Harvard College Curricular Review，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General Education by Faculty of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Harvard University， November 2005.中心课程的设置和1945年开始就在美国全国展开全面讨论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议题相关。有关通识教育，最具影响力的是1945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红册子》（The Redbook），其正式的书名是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3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 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Office， 1945.这一报告俗称《红册子》，只因成书后，其封皮用的是鲜亮的红色。这一报告的缘起是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聘任了一个来自文理学院和教育学院的12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对通识教育进行全面的审阅，并提出可行性的建议。科南特校长在聘任这个委员会时明确指出，“今天美国教育首要关注的并不是追求出身显贵的年轻学子的优越生活，而是努力把人文传统融入我们的整个教育机制，为的是培养尽量多的学子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以及由此带来的优越意识。而这些责任感和优越意识则是作为生长于自由社会的美国人不可或缺的认同感。”1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 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Office， 1945，pp. viiix. 原文如下：“The primary concern of American education today is not the development of appreciation of the ‘good life’ in young gentlemen born to the purple. It is the infusion of the liberal and humane tradition into our entire education system. Our purpose is to cultivate in the larger possible number of our future citizens an appreciation of both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benefits which comes to them because they are Americans and are free”.虽然《红册子》传递和倡导的信息和理念被美国其他常春藤高校广为引用，成为各校开展通识教育的蓝本，但是值得讽刺的是在哈佛本身并没有得到切实运用。报告公布之后，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教授们纷纷提出改进的建议。接着数年，通识教育教学方案一改再改，并没有按《红册子》提议的实施。在充分阐述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及其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之后，《红册子》为将来的中心课程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在具体操作方面，还留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教学和行政人员来填补。20世纪70年代在哈佛文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罗若夫斯基的带领下所设置的中心课程就是对《红册子》出版之后尚未实践的一些理念的具体化。中心课程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设计成型，但是直到1990年才全面进入哈佛本科生的选课要求之中。而且经过12年的操作运行，弊病日益显露。2003年，在萨默斯校长和柯伟林院长走马上任不久，就组织教授委员会，对本科生的教案，尤其是中心课程设置的合理性进行全面评审。这一评审过程进行得非常艰苦和缓慢。其中缘由除了本身教案评审的困难度之外，还有校长领导本身的问题。评审还曾一度搁浅，进退维谷。经过两年多的艰苦运作，文理学院教案评审委员会终于于2005年11月公开了评审的初步结果和建议，用来给全校的教员参考，以便做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随着2006年年初院长和校长相继辞职，这一教案评审进展的前景并不看好。除了行政上的困难之外，本科生教案的设置和运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程。这项工程的艰难也反映在20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为此做出的努力及其影响甚微的报告。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一直得到美国的小型人文学院的重视。虽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颇大，但是美国却不乏经过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科班训练的研究人员和精英分子，也有不少杰出的人才立志进入人文学、社会科学领域。相比之下，现在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最优秀的人才通常志在企业管理或科技领域。即使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他们多半是立志于经济学；要是进入人文学领域，则是专攻外文专业，真正把专攻文史哲作为第一志愿的人并不多。但是，在美国或者欧洲，学人文学、社会科学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进入这些领域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通常都是以第一志愿进入人文学领域。他们虽花了许多年求学、研究，但是毕业以后并不一定从事本专业的纯学术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