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认知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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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艺术、爱因斯坦的小提琴
近年来，科学研究发现，“心智活动确实能改变大脑功能”，这使我坚信严密、系统地设计心智活动极具价值。我以前就曾倡导过这种观点：在个体老化的过程中，对他进行积极的心智训练确实可能会帮助大脑抵抗衰退。基于这种观点，我在纽约发起了一个认知训练项目，项目进展顺利，在我写作这本书时已经吸引了许多参与者。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的认知训练项目（我们通常称之为“认知激励”或“认知锻炼”项目）会继续存在下去并一直吸引新的参与者。
人们早就知道，教育可以起到保护作用，预防心智衰退和痴呆症。这是麦克阿瑟养老社区项目——著名的多中心研究机构，研究成功步入老年阶段需要具备哪些关键要素——得出的一个出人意料但现在看来又非常合理的发现。假设受教育者比未受教育者的心智活动更活跃——主要是工作性质的原因，那么这种活跃的活动就会调用我们在前几章讨论过的所有神经保护机制。我们不难想象，比起难免缺少计划的忙碌日常工作，建立在可靠的神经心理学基本原理基础上的、设计精良的认知训练能更有效地激励神经保护。
每当我向不知情的公众介绍“认知激励”这一概念时，我总是充满信心但又心怀忧虑。我并非担心科学实证不充分（我相信它的存在非常广泛），而是担心公众会有疑虑。对一名心存怀疑的读者来说，锻炼心智或许听起来有点儿牵强，是从未接触过的陌生事物。但我会说，心智锻炼是一种最古老的人类活动，我们大半生都在进行这种活动。为此，我们需要研究一番艺术的神秘功能。
有史以来，体育和艺术这两种消遣方式就一直处于人类文明的中心。它们几乎成为每一种文化的核心，彼此紧密相连。古米诺斯人表演公牛舞（体育与艺术的融合），在克诺索斯以及克里特岛建起迷宫般的精巧宫殿，并在宫殿的墙壁上作画。古埃及人留下的精美的纸莎草上详细记录着摔跤图案（又是体育与艺术的融合）。古希腊人无疑奠定了西方艺术传统和成赛制的体育运动（奥运会）的基础。而今天，观看最新的百老汇歌舞剧和去健身中心健身同样是曼哈顿高生活水准人群的社交活动。
对我们的文化来说，体育和艺术如此融入其中，以致我们将它们视作理所当然的存在，从未思考过它们的功用。在《求偶心理》（The Mating Mind ）这本书里——我读过的最新颖、发人深省、讽刺当下的作品之一，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从进化起源的角度探讨了这些问题。但在现代社会里，某种特性及其功用的进化起源未必完全相同；事实上，它们很不一样。那么对如今的我们来说，体育和艺术的功用究竟是什么呢？
体育的功用显而易见。虽然没有明确的实际用途，但体育锻炼增强了体质，养成纪律意识，让我们更有准备地迎接身体上可能遇到的各种挑战。体育锻炼也让生存所必需的重要系统——心脏、血管、肺部系统——变得更加强壮。因此，我们本能地习惯性将体育作为一种有用的生活方式，尽管它并不带来具体的实用目的。体育锻炼可能早于人类而出现。可以说，大多数哺乳动物经常追逐打闹，其前身就是一种体育竞技。 [1] 牛头獒布里特有时会在晚上突然“发疯”，一边狂野地冲出公寓，一边大叫着催我加入，有时它还会和我陷入“拔河”状态，每到这时，我就会想到其行为在动物世界里的喻义。米勒在书中提出，体育比赛本质上是一种向异性展示健康身体的自我宣言。也有人说，体育将雄性的竞争冲动转变成了非致命的、非暴力的程式化对抗。这些很可能是体育进化的一部分，但不是它在如今表现出的全部功用。首先，并非所有的运动都具有竞争性。的确如此，当我说服自己去小区的健康俱乐部（虽然只是爬上几层楼的高度，但对我的意志力是个真正的考验）游泳时，我最先想到的是家族性心脏病以及如何减少自己的发病概率，完全没想过向异性展现自我或者转移好斗的冲动。
那么艺术呢？艺术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根深蒂固，甚至基础更加扎实。艺术“润物细无声”地渗入生活，使得我们对其视而不见，很少考虑它的功能或起源。不过，谋求理解人类文明史上艺术的功能和起源的所有尝试都未能完全成功，只产生了一些不那么令人信服的猜想。
有人说，艺术像科学一样帮助我们理解周围的世界。笼统地来看，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人类的所有活动几乎都是如此。因此，这种近乎陈词滥调的真理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如同科学一样，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脑力追求，但和科学不同的是，艺术只能间接地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一旦你认识到艺术创作和科学主张对“真/假”定义的区分，就会明白这种间接性是多么显而易见。艺术还有一点和科学不同，它的发展并非清晰可辨的渐进式过程。（几乎没人会否认21世纪的科学比19世纪的科学更先进，但我们能否认当代艺术比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先进，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比古希腊的艺术先进吗？）
人们试图从宗教仪式中找到艺术的起源。即使过去果真如此（这一点本身就很难证明），艺术的宗教基础也很难与世俗主义“和平共处”，这一点甚至在亚瑟·兰波（Arthur Rimbaud）和威廉·亨利（William Henley）堪称亵渎神明的诗作或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小说中被证实。不过它们仍是伟大的作品！而且，假如艺术起源于宗教，你可以预见它在我们这个日益世俗化的时代里会衰落到何种地步，但显然这并未发生。你甚至可以说，宗教戒律有时会阻碍艺术的发展，而非起到促进作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某些派别禁止写实的艺术形象就是一个例子。
有人提出，与科学不同，艺术能传达情感，这是艺术的独特功能。但M.C.埃舍尔（M.C.Escher）的作品和雅科夫·阿加姆（Yaacov Agam）的蚀刻版画以及平版画几乎不带情感；它们看起来近乎理智，是数学算法准则的产物。17世纪的赋格曲几乎像数学一样精确排列；也没什么比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的散文或20世纪早期的一些实验主义诗歌更具解析性。
艺术的功用如此难以捉摸，以致有人提出它在本质上其实无用。一个独树一帜且颇具煽动意味的理论认为，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是一种多余的“无用”活动，它唯一的社会功能就是让从业者在交配游戏中向未来伴侣炫耀心智的健康。展开来说，你可以认为只有高度发达的社会才能“消费得起”艺术。因此，艺术的价值只存在于拥有富余资源的社会中。基于艺术本质无用的假设，“性艺术”理论（我给它起的绰号）将艺术的唯一效用视为一种替代品，也就是在其他方面能力强大的标志。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艺术不仅无用，事实上甚至可能有害，耗费了从业者大量的心智资源。这就产生了矛盾，由于艺术从业者能肆意挥霍心智资源，因此艺术恰恰是心智资源充沛的标志，就像暴发户为了炫耀财富，会在只需2块钱小费的情况下给出100块钱小费一样。基本上，这个观点意味着人类的大部分智能，包括创作和欣赏艺术的能力，就像孔雀那引人注目的鲜艳尾巴——只会消耗资源，完全是为了诱惑异性而进化出的一种多余的、本质上毫无用处的摆设。米勒在书中概述的“艺术的性展示”理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但问题是，艺术的进化根源（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什么）和艺术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之间存在何种差异。这两者可能离得很远。虽然我喜欢米勒的书，但我认为不该全盘否定艺术对于人类的直接生存价值。尽管极具煽动性，但这种否定对我来说近似于解释无能的“恼羞成怒”。与此类似，有人甚至说艺术“在生物学上毫无意义”。这种解释本身才叫毫无意义。还得继续加油！
艺术最令人费解的事之一是它的形式多种多样，无法找到共同的特征。日本书法和一场重金属音乐会本质上有什么共同点呢？（多么古怪的想法——天哪，没有！）但两者都属于艺术，我们一看就知道。体育方面同样可以提出相似的问题：帆船和乒乓球之间有多少相似之处呢？恐怕就像书法和重金属一样几乎不存在。我们不可避免要用体育和艺术做类比，因为体育也包含许许多多在本质上毫无共通点的不同运动。
我认为艺术的本质不在于艺术品（广义上）的内在属性，而在于它对我们起到了什么作用。在我看来，艺术的起源和功能近似体育的起源和功能。但如果体育存在的理由是锻炼身体（至少在其本质方面），也就是心脏、肺和肌肉，那么艺术存在的理由就是锻炼头脑（至少在其本质方面），也就是服务于各种感知和认知功能的大脑部位。我认为艺术的社会功能是锻炼头脑和感知，从而以一种无须关联特定实践任务的开放方式提高智力。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和音乐就并非心智健康的无聊标志，而是达到和维持心智健康的重要工具。质疑这一观点的人可能会问，既然我们一直在忙于“现实”的功利性智力活动，为什么还需要一种专门的心智锻炼形式呢？对于他们我会说，这些活动相当狭隘和重复，往往受限于一个人的职业和社会角色。相反，艺术可能是锻炼智力、感知和大脑的一种更加普遍、有效、全面而不那么狭隘和受职业限制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中不断新增的艺术形式可能预示了“认知训练回路”的概念。这固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猜想，但合情合理。
艺术和体育一样，在任何年代都不是为了某些特定、狭隘的生存目的而生。它们将人们从“不得不做”的痛苦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品尝自由选择的愉悦，而不是被迫去做义务之内的事情。人们爱好艺术和体育是因为他们乐意，而不是因为他们必须——这是职业和爱好的一个关键区别。但在诱人的愉悦之下，潜藏着强大的生理和认知的自我改善工具。对那些选择放纵自己的人来说，显性诱惑和隐性效用的结合正是艺术和体育区别于其他人类活动的根本。
艺术能够促进大脑开发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至少早已深入公众的潜意识。父母给婴儿（甚至胎儿）播放莫扎特的音乐，希望能促进他们的认知发育。科学家、政治家都有艺术爱好，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比如爱因斯坦爱好小提琴，丘吉尔爱好绘画。
我以前的学生贝丝·奈曼（Beth Neimann）做过一个有意思的个人观察。自从几个月前开始上钢琴课以来，她发现自己的敏锐度和清晰度全面上升，甚至在从事与音乐无关的认知活动时也是如此。尤其在上完一堂音乐课后最明显——等于一次认知训练。这种效果类似著名的“莫扎特效应”：听完古典音乐后，你在各个方面的感觉都会更敏锐。显然，很多杰出的智者，比如爱因斯坦和丘吉尔，都隐约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可能明确知道，但没人问过他们）。
[1] 内啡肽的特殊作用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这种由剧烈运动释放出的“快乐激素”能让人感觉幸福，比如说“跑步者的愉悦感”。简单地说，剧烈运动释放的内啡肽可能是对其他“无用”体力活动的一种奖励机制。
衰老和认知锻炼
看到不断出现的科学证据，想到认知锻炼数世纪甚至数千年来一直以不同的面目存在，我深受鼓舞，认为我们可以随时发展自己的认知激励项目。科学文献描述过一些能成功增强记忆力的项目。这令人鼓舞，但我觉得至今仍有大量的神经心理学知识未能得到开发，亟待投入到实际应用中去。
随着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变，临床实践情况也在改变。我发现越来越多的60岁、70岁、80岁的老人表现出细微或不那么细微的认知下降迹象，他们有的已经退休，有的仍活跃在工作岗位上。不知不觉中，他们的焦虑和我的焦虑交融在一起。通常，他们最担心记忆下降，但记忆是一种复杂功能，而“记忆下降”的内在觉察可能潜藏在许多事情的后面，包括那些实际上和记忆没多大关系的事。广义上，公众经常把“记忆”这个词当成“认知”使用，因此他们对“记忆障碍”的抱怨包含的信息相对较少。还有一些人担心自己心不在焉、不够果决，或是最近脾气暴躁。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进行非常系统化的神经心理学评估，包括注意力、记忆力、问题解决及其他功能等各种形式。一般来说，人类对自我精神世界的内省远远没有他们以为的那样精确，而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轻信患者的自我诊断。我认同的临床实践介于神经心理学实践和牙医实践之间——虽然这样的比喻不够贴切，但从根本上看是准确的。当患者抱怨牙疼时，牙医新手可能只会对上颚疼痛的地方进行X光检查。但资深牙医则会对整个上颚进行X光检查，然后可能会在口腔的另一个地方发现脓肿——这就是一种“牵涉性痛”现象。
神经心理学评估通常能发现认知下降的细微迹象，但有时也什么都发现不了。虽然一些病人明显患上了可辨认的早期痴呆症，或者是轻微认知障碍（MCI），但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患病，仍能过上积极有成效的生活。
然而，他们都抱怨自己的认知能力下降了，即使我们在测验中没有发现认知障碍的证据。我们不能忽视病人的抱怨，因为无论测验多么灵敏，它们都可能会遗漏某个微妙的认知改变，尤其是面对非常聪明的个体。通常，我们不了解这个人在5年前、10年前或是20年前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对他的全部了解都来自评估时的所见所闻，我们能做的一切就是比对病人的表现和所谓的“标准”，也就是描述其他个体——年龄、教育等人口统计特征相近——典型表现的参考数据。但假如我们的病人是非典型情况呢？假如他特别聪明和有天赋呢？这样的话，尽管认知能力真正下降，甚至可能下降幅度很大，但病人比起典型人口样本来说仍旧好得多。我称之为“爱因斯坦现象”。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即使智商下降20分，也比普通人的智力水平高很多，但他自己会感觉到不同。
你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人？他们有的只是听从医嘱而来，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认知感受；有的则是自己主动而来，内心充满强烈的急切感和焦虑感。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诊断，他们需要帮助。主要是为了帮助这些人——聪明、衰老、焦虑，但又为此积极行动起来，在彼得·朗（Peter Lang）、德米特里·鲍加科夫（Dmitri Bougakov）、拉利塔·克里希纳穆尔蒂（Lalita Krishnamurthy）、迈克尔·齐默尔曼（Michael Zimmerman）、埃里克·罗森温凯尔（Eric Rosenwinkel）、雅基·巴内特（Jacqui Barnett）等同事的帮助下，我开发了认知激励项目。在设计这个项目时，我们刻意模仿了传统的健身中心。我们认为，模仿众所周知的存在会让公众更容易理解我们的认知激励项目，并和他们已经接受的某些东西产生共鸣。用科学术语来说，这种共鸣叫作“表面效度”。你在健身中心会见到各种器械，用来锻炼不同的肌肉群或生理系统。你在我们的认知激励项目里会使用电脑进行各种训练，用来锻炼心智的不同方面，也就是说，我们的认知激励中心拥有很多电脑，而非那些令人生畏的钢铁装置，比如杠铃、哑铃等典型的健身用品。
早些时候，我们在书里讨论过众多复杂的心智功能，我们在认知锻炼中心为它们准备了相应的认知训练项目（通常不止一种）。我们为记忆力、注意力、语言、推理、问题解决等各种功能的各个方面设计了独立训练项目和整体系列训练项目。当然，这些都是非常宽泛的范围，每一种功能还包括很多具体的心智功能。例如，注意可以分成持续注意、分散注意等。同理，记忆可以分成非语言记忆、物体视觉记忆以及空间构型的视觉记忆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基本上分为空间的、非语言的，之后可能会涉及推断。我们试图通过专门训练，尽可能涉及这些方面。
我举几个例子。旨在培养持续注意的训练项目可能会“把你打倒”，因为屏幕上出现的每一串序列都需要做出不同的反应。相反，旨在培养分散注意的训练项目需要你同时对屏幕上不同部位出现的不同事件做出反应。旨在培养规划能力的训练项目要求你在一片田野里确定一条路线，不过移动位置会受到限制，完全要靠你的聪明才智去分辨。如果这时游戏规则变了，你就会被迫跟着改变，从而挑战和锻炼你的心智灵活性。以此类推。每一种训练项目都有不同的难度，并且随着游戏进程逐渐增加。
训练项目包含电脑益智游戏， [1] 但都经过精心挑选，以便用一种精心选择的、有针对性的方式训练心智的各个方面。由于项目的高度计算机化（相对于纸笔来说），我很难在书里举出具体的例子，但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的意思。
在健身中心，你会接受私人健身教练的辅导。在认知激励中心，你也会拥有一名监督和指导认知训练的私人认知激励教练。教练会帮你开关电脑，帮你从一项训练切换到下一项训练——对患有计算机恐惧症的参与者特别有帮助。这种监管亲密而不具压力，参与者很快就能克服和忘记自己的计算机恐惧症。
训练开始之前，我们会通过一项基线评估来确认参与者的认知强项和认知弱项。我们目前可支配的认知训练项目足够为每一名有需要的参与者定制训练计划。如果有特殊要求，我们也可以决定是集中解决弱项问题，还是提供一个无所不包的“鸡尾酒治疗”服务。
通常我们关注的是参与者的弱项。客户有时会因此大惊失色：“为什么我要做那么难的事，明明还有更容易的选择！”但如果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认知训练能提高相应大脑组织的功能，那么对认知弱项的强调也是合乎逻辑的，就像一名高尔夫球手试图消除比赛时的薄弱环节而进行针对性训练一样。
这种方法与患者在中风或脑外伤恢复过程中的认知康复形成了鲜明对比。习惯上，治疗师试图教导患者绕开或规避受损的功能，而非去改善它。但就物理医学而言，比如大脑科学，身体的自然可塑性越来越受青睐，随之而来的便是康复基本原则的范式转移。我们直面而非避开客户认知弱项的信念符合物理医学的范式转移，也深受神经科学在近几年获得的相同发现的启发。
传统的物理康复原则是，当病人因为中风或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而丧失使用一条手臂或一条腿的能力时，你要教会他们使用完好的肢体来完成原先由受损肢体控制的功能。但最近，一种完全不同、大胆无畏的方法问世了，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爱德华·陶布（Edward Taub）的研究。在康复过程中，你不再强调完好的肢体，而是用皮带将其固定，鼓励病人像受伤之前一样使用假定失去作用的肢体。这一看似不切实际的行动在很多情况下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显然，残疾肢体的使用促进了因中风受损的大脑区域内新神经通路的发育，甚至可能是新神经元的增生。这甚至还会刺激大脑的其他部位（通常是毗邻的受损区域）接管对残疾肢体的控制。
让我们回到认知激励项目上。和你需要经常去健身房锻炼身体一样，我们也鼓励参与者经常来认知激励项目中心，一周两到三次，一次一小时。每节课程由六项认知训练组成，不同课程的训练内容也不同。训练初期，我们的认知训练教练会采取“一对一”的形式为每一名项目参与者制定个性化课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一种有趣的“成双成对”现象：丈夫和妻子，或是两个朋友一起参与。然后训练课程会变成亲密的家庭活动，夫妻双方各自坐在电脑终端前，各自忙着认知训练。他们在教练的监督下独立训练，携手共进。
健身中心锻炼身体，认知激励中心训练认知。但除去明确的主要目的之外，它们也能满足各自成员的附加性社交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客户和教练的私人关系日益紧密，而且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是整个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看来去某些地方和他人互动似乎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功能。
观察项目参与者的训练过程非常有趣。有些人将训练视作任务，全神贯注、不受干扰。有些人则相反，他们似乎是为私人认知教练的陪伴而来——品貌兼优的年轻教练显然填补了项目参与者私人生活和社交方面的某些空白。
通常，提高认知和社交需求的融合会让客户真正爱上我们的项目，即使他们起初满心怀疑。虽然项目设计的动机是为了锻炼认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重视它在社交环境里的有益附属价值，并将其视为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几乎无一例外，客户喜欢我们的训练，经常在一小时的课程结束后还恋恋不舍。很多人想要超越自己，关注自己在每一门课程上的表现，确保自己不断取得进步，进步不大时就冲自己发脾气（尽管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了安抚）。
在我看来，老年客户这种好胜心的复苏本身就具有令人精神抖擞、返老还童的强大治疗效果——其中很多客户可能数年或数十年对生活无欲无求了。看着老年客户重新焕发生机，这感觉相当神奇。随着项目的发展和成熟，它也从“学生”的反馈和反响中获益，这些学生和纽约这座城市一样多元嬗变。
[1] 电脑游戏分为英雄屠龙式的“动作游戏”、脑筋急转弯式的“益智游戏”以及“策略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