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同社会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经典《礼记·礼运》篇，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关于终极的社会形态的一种论述。大同指天下为公，消除了阶级的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景象。共产主义思想脱胎于全世界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简单是只属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华文明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不谋而合。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就是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领域的大同社会思想向共产主义的更大格局开阔的伟大理论创造。
关键词：共产主义；大同社会；辩证融合
“大同”，指天下为公，消除了阶级的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景象。大同社会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经典《礼记·礼运》篇，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关于终极的社会形态的一种论述。在那样的一个社会里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每个人都承担着相应的社会义务无私奉献，人人安分守己，不闭门议论阴谋诡计，盗窃抢劫的现象从社会根绝。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命题。共产主义产生于全世界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式。这两种思想在提出时就都具有各自的时代特色与实践路径，也在时代快速发展的今天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积累着宝贵的实践经验，并日益焕发出新的磅礴生机。在当今这个中华民族稳步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两种思想正在更深一步地完成其辩证融合。
一、大同社会思想的内涵
大同社会的论述提出于先秦时期的经文典籍《礼记·礼运》篇，这本书是战国与秦汉时期儒家思想的汇编。整本书都是由散文与短而生动活泼的故事写成的，阐述了许多真理，有的结构宽广，有的结构严谨，有的简明扼要。主要记载和论述了先秦时期中国的礼仪的基本文献和描述，以及对礼节的解读、孔子及其弟子问答的记录等，包括儒家思想中的规范、哲学和政治思想，还有对个人的教育，对历代政治家、改革者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对《礼运》作的注解中阐明了他有关维新的政治主张。
大同社会是中国古代儒家所宣传的最高理想社会或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为历代儒客推崇。主要表现形式是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和讲信修睦[ 1 ]。但《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社会思想不仅是儒家思想的一家之言，同样有人认为大同社会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墨家或道家的影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对终极的社会形态的一种解读和构思。
大同社会具体来自于《礼运》篇内节选出的《大道之行也》，是开头部分中孔子的一段话，阐明了历代儒家学者理想中的“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大同社会的主要实践路径是通过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两条使得天下为公，通过人不独亲使得人人承担起一定的社会义务[ 2 ]。为了实现大同社会要具体满足以下几条：社会制度上实行全民公有，管理体制上选贤与能，人际关系上人人自发讲信修睦，通过自发的讲信修睦达到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社会道德层面人人为公，劳动态度上以劳动为荣各尽其力。本质还是要依靠儒家“修身齐家治国”的思想达到“平天下”的最终阶段。
二、大同社会思想的发展
先秦时期，依靠血缘亲疏和功劳大小进行排位分封的封建制度日益走向崩坏。周天子的分封制在周朝存续时期曾对国家稳定和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诸侯国后期的国力差异和血缘关系的淡化以及地方宗族矛盾和氏族仇恨导致奉行家天下的中华文明一度陷入了春秋战国的群雄争霸时期，以往的社会制度遭到了破坏。时代的变革对人们的思想进步提出了迫切的实际需求，诸子百家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提出了大同社会、大道之行的憧憬。大同社会思想的提出有对现实问题的解答，但更多的是对周王朝礼乐制度的怀念[ 3 ]。
《老子》讲“小国寡民”，《庄子》讲“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 “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越绝书》载：“神农以石为兵，黄帝以玉为兵，禹以铜铁为兵”本质上是对原始氏族社会的怀念。
《礼记·礼运·大同篇》记载“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子认为“大同社会”是在尧舜禹时期之前曾真是存在过的社会，孔子向往“大同”，但完全恢复到“大同”并非是他所要追求的：“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论大同社会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的辩证融合
可见孔子认为能够恢复到禹汤文武成王和周公的时代，也就是小康时代就不错了。先秦时期受限于有限的认识和社会实践，不仅是孔子，先秦时期的道家和墨家也同样是复古主义，他们普遍对未来缺少展望，而是要以旧的社会系统去解决新出现的争霸问题。
随着时代发展，大学与中庸之道的提出使得大同社会理想从对过去的氏族关系的怀念变成了可以进一步在未来付诸实践的理想社会形态。王世威认为：“大学、中庸之道是达到世界大同的路线、方法。”大学之道中的明明德讲的是内圣之道。亲民讲的是外王之道。止于至善重点是论述如何以隆礼、尊贤、富民之道来实现大同社会。中庸之道亦即中和之道，这是用和平的方法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促进和表达了中国哲学的人文化演变、发展和完善[ 4 ]。
《大?W》篇根据宋代朱熹注释，经一章是由曾参口述的孔子言论；传十章是由门生记录用来注释经一章中的三纲、八目，是曾子的叙述。《大学》之道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为其基本内容，这三纲是通向大同社会必不可少的三个步骤。《大学》中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后续的章节中，子思对《经》第一章和孔子所言进行了注释，以阐明中庸之道。“从字面意思理解中庸的含义，中就是中正，庸就是平常，实行中庸之道就是执中守常。”贯彻中庸之道的思想为大同社会注入了人文道德层面可以实践的内容。
三、大同社会思想与共产主义的辩证融合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曾经提到过：“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随着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选择，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西方乐园空想，而变成了中国人民的远大理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大同社会思想在中国的融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大同社会思想脱胎于儒家传统，在吸纳了百家思想经过中华文明的历史实践、传承和发展中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则传承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实践，其正确性被新时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亲自进行了验证。二者的辩证融合即是儒家传统——共产主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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