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问》所体现的屈原的思想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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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职务与巫史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天问》的内容又与巫史典籍相吻合，问句形式又最常出现于巫史文献之中，那么，我们总可以得出结论了：《天问》是一部脱胎于巫史文献的作品。但是，屈原毕竟是一个充满了时代精神和浪漫气质的诗人，尤其是他个人的不幸经历，使得他对社会、历史有着深刻的反思。因此，他虽然是一个巫史文化的传承者，但他不可能是一个抱残守缺的社会落伍分子。可以说，屈原所掌握的巫史文献是楚文化的荟萃，它集中体现了楚文化的价值观和各种社会理念，因此，一旦这些价值观发生动摇，这些巫史文献就成了人们反思的绝好对象。屈原在载录这部巫史文献时，就必然要在其中表达出自己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的态度，从而使《天问》成为一首饱含个性特征的长诗。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悲其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也就是说，《天问》和《离骚》一样，包含了属于屈原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并且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得二百年以后的司马迁都为之悲哀。不过，《天问》毕竟不是《离骚》，它是通过对旧有文献的巧妙处理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感情的。实际上，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一点上，《天问》和《史记》是何其相似！
那么，《天问》是在哪些方面区别于旧的巫史文献呢？换句话说，屈原的创造性，或者说《天问》的诗性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下面我们对《天问》的个性特征作一简要的总结。
第一，《天问》表达了屈原对天意的怀疑。这一思想显然得自两个方面：一是战国时代的社会现实，一是他自己的切身体会。纷纷无义之战造成了弱肉强食的政治局面，征伐、占领不需要任何理由，一切都在赤裸裸的强权政治的控制之下，大国骄横跋扈，四处逞凶，小国则战战兢兢，唯求自保而不可得，天道的大旗被战车碾得黯然无光；尤其是楚国一直处在强秦的逼迫下，连续的大规模的死人和割地，使得有气节的楚人痛感羞辱并对前程充满了忧虑，这一切迫使屈原重新思考天道的意义。另一方面，屈原正道直行，却为楚王所疏远直至流放，对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而言，有什么样的打击比这个更大呢？这又不能不使屈原深深地感到命运的不公正。即使在神话传说中，屈原也能敏感地发现天道和上帝的不公正。比如鲧，他一心平治洪水，极有功劳，而结果却很悲惨。屈原问道：“顺欲成功，帝何刑焉？”帝尧作为至上之神，却是如此的不分好歹！那么，在屈原看来，天道是不可信的：“天命反侧，何罚何佑？”这句话中无疑包含了满腔的辛酸、悲哀甚至是愤怒。
第二，《天问》表达了屈原的历史观。屈原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通过历史兴亡的经验和教训来劝诫楚王，希望楚国能走上正轨。这一思想在《天问》中十分突出。楚国原有的巫史文献中一定有大量的历史记载，这是确信无疑的，但它的历史观不可能表现得如《天问》那样整齐和进步，这一点应该看作是屈原对巫史文献成功的改造。那么，屈原的历史观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他认为历史的兴亡不在天命，而在能否实行仁政。楚怀王笃信鬼神，不思自励，却将楚国的命运交给冥冥中的鬼神，这不能不使屈原感到愤懑。他说：“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殷既然受天命而有天下，为什么又被周取代了呢？这里不仅是在说那遥远的古代，更流露了对楚国命运的担忧，它表达的是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对楚王而言，是响亮的警钟。那么国家兴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屈原在《天问》中特别强调了举贤这一点，这显然又是与他自己的遭遇有关。而且楚国的现实也正是“王听不聪、谗谄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屈原因此而受绌遭迁，对此不能不有切身之感受，亦深知其危害，故借史实特予发挥，实在是很正常的。
屈原的天命不佑的历史观和选贤任能的政治见解显然是进步的，它立足于春秋时代的中原文化，而又带有鲜明的战国色彩，因而是超出了楚文化的范围的。但《天问》中有些史实的表达与中原典籍不同，又显现了楚文化的独立性。从这一点上能看出《天问》中两种文化的交融。
第三，《天问》表达了屈原对楚国现实的批判。这一点主要见于《天问》的末段：
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先？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吴光争国，久予是胜？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
据王逸注，“厥严”句是指楚王惑于谗佞，声誉日下，虽求神灵而无益；“荆勋”句是指楚王悍然挑起吴楚战争，结果得不偿失。文中一再表白了自己对待这些错误举措的态度，寄希望楚王能够幡然悔悟，痛改前非，语辞尤为诚恳、急切，充分表明了屈原爱国忠君的政治热情。林云铭说“末段转入楚事，一字一泪”（《楚辞灯》），体会得可谓深刻。
此外，《天问》的诗性特征还表现在它强烈的抒情性上。这种抒情性首先表现在它的问难句式上。客观地看，《天问》中大多数问句是平实的，只是一些简单的提问，或表明某种提示性，如关于神话、物怪部分的句子，就很难说它们是问难句式。这一部分问句体现了一些巫史文献的文体特征，正如我们上文所论。但《天问》中确有一些问难句式的存在，这种句式主要出现在那些能表现屈原个性思想的语句中。这些为数不多的问难句式非常重要，尤其是结尾的几句，它们浓郁的感情色彩，能够通过其急促而连续的问号迅速贯穿全篇，不但使得所有的问号都活跃起来，而且使得原有的感情变得更加强烈。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艺术效果，很具感染力。其次，文中还有作者直接抒发情感的句子，如上举“伏匿穴处，爰何云？”“悟过改更，我又何言？”等等，语句虽少，而其中弥漫的悲愤情绪却使人感到震撼，难以忘怀。《天问》的抒情性特征还表现在它的内容上，文中上探天庭，下穷幽冥，前追盘古，后及己身，境界极端缥缈奇特，营造出一种崎岖森然的气氛。这种具有浪漫色彩的神话或巫术图景，都属于情感和想象的世界，在本质上和文学是相通的。
总的说来，《天问》是屈原对所掌握的巫史文献所加工改造的产物，它在内容和问句形式上都保留了巫史文献的特点。也可以说，屈原是借助巫史文献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思想和感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是可能对巫史文献所表达的理念有所怀疑或修正；二是可能巫史文献更容易为楚王所接受，便借它来进行讽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它虽然带有明显的个性色彩和诗性特征，但也不可把它看作是一篇纯粹的文学作品，它在本质上还是一部巫史文献。但又怎么理解其中的抒情性特征呢？蒋骥在其所著《山带阁注楚辞》中说：“其意念所结，每于国运兴废，贤才去留，谗臣女戎之构祸，感激徘徊，太息而不能自已。”也就是说，屈原本人时刻处在一种激愤的情绪之中，只要有机会，这种情绪就会通过一切尽可能的方法显现出来。而在原始巫史文献中，存在着屈原体会最深，感受最强烈的内容，如前所说的“天道”、“用贤”等内容，它们当然会激起屈原诗人的情感。因此，诗人咏叹至此，抒愤泄懑，再三致意，感情如决口的河流，使得千载以下的读者尚能产生强烈的共鸣，所以说，它又未尝不是诗。仅这一点，就足以确立《天问》在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