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中国70年民族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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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成为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为了全面推进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化事业，党和国家组织全国力量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大调查，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拉开了序幕。70年来，新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一方面紧密结合中国民族工作的实际，为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服务，一方面系统学习国际语言学界的前沿理论和方法，特别是系统借鉴汉语的研究经验，在学科体系、学术成果、学术平台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业已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语言学重要分支学科，在新中国的语言文字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的民族语言学研究，具有丰富的内涵，下属分支学科众多。经过几代民族语言学者70年的努力，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从单一的调查描写发展到多元化研究，在描写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语言类型学、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计算语言学、实验语音学、词典学、民族文字文献、民族语言应用、纪录语言学、跨境语言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民族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完善。以下按传统语言学研究、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分别阐述。
一 传统语言学研究
（一）描写语言学
描写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基础。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走过了由结构主义理论框架下的分析描写到多种理论框架下的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各项文化事业百废待兴。党和国家组织大量人力和物力展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大调查，为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12月，首届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了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12年远景规划，并计划安排在两年（1956—1957）之内普遍调查少数民族语言，两三年（1956—1958）内为少数民族创立、改进或改革文字确定方案。中国科学院根据中央的指示，会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民族学院于1956年专门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全面负责组织和协调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和文字创制改革工作。1956年春，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领导下，700多名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者和工作者，分成7个调查队奔赴民族地区进行语言普查。这次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到1959年共调查了42个民族的语言，收集了1500多个调查点的语言资料，总体上掌握了少数民族语言（包括方言）的分布与使用状况，掌握了各民族的文字使用情况。这次民族语言文字大调查的直接成果，包括之后在《中国语文》《民族语文》等刊物上陆续发表的100多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概况系列论文，以及20世纪60—80年代先后出版的59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此外还有一些民族语言研究论著和民汉/汉民语言词典。因此，这些大调查全面推动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学术影响。迄今为止，大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调查资料，目前只刊布了其中的一部分，尚有很多材料有待整理、刊布和深入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3—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对全国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盟）、113个自治旗县使用的65种语言和30种文字进行实地调查，并于1992—1994年先后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等成果。
1992年以来，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组织专家对中国境内空白语言进行了调查，由孙宏开主编，先后出版了4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和10多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其中“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中有一部分是对濒危语言的调查和描写成果；戴庆厦（2004）等对满语、赫哲语、土家语、仡佬语和仙岛语5种濒危语言进行了细致调查，出版了《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6]一书；此外还有许多调研报告和学术论文在这一时期出版发表。这些丛书或系列论文都是对某些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的整体性描写，分量大，描写细，一般都有比较统一的调查规划和描写框架，体现出集体研究力量和团队协作优势。
21世纪以来，民族语言学界又出版了系列语言描写和概况介绍的著作，代表性的有孙宏开等主编的《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戴庆厦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研究系列丛书”、江荻主编的《中国民族语言语法标注文本》等。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通论的编写也取得了重大进展。马学良主编的《汉藏语概论》（1991）是一部国内汉藏语研究的通论性著作，该书有些章节，例如藏缅语族羌语支等部分包含大量对羌语支语言概况的描写。倪大白的《侗台语概论》（1990）和李增祥的《突厥语概论》（1992）也主要对语族内的各语言进行了较为具体的描写。各个时期都不断有语言研究者刊布、发表的基于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描写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民族语言描写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如马学良《撒尼彝语研究》（1951），袁家骅《阿细民歌及其语言》（1953），高华年《扬武哈尼语初探》（1955），金鹏《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958），孙宏开等《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1980），那斯如拉《现代维吾尔语》（1980），瞿霭堂和谭克让《阿里藏语》（1983），李树兰等《锡伯语口语研究》（1984），陈康《台湾高山族语言》（1992），张济民《仡佬语研究》（1993），林向荣《嘉戎语研究》（1993），丁椿寿《彝语通论》（1993），李锦芳、周国炎《仡央语言探索》（1999），胡增益《鄂伦春语研究》（2001），胡毅《中国柯尔克孜语南部方言研究》（2001），陈康、许进来《台湾赛德克语》（2001），李锦芳《侗台语言与文化》（2002），戴庆厦等《仙岛语研究》（2005），朝克《现代锡伯语口语研究》（2006）等。
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描写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语音方面，傅懋勣等《云南省西双版纳允景洪傣语的音位系统》（1955）是少数民族语言语音描写和音系研究的典范。张均如编写出版了《壮语音系汇编》（1961）。更多的研究者对少数民族语音的某些现象如声调、松紧元音、复辅音等进行了集中、深入的描写，如王尧《藏语的声调》（1956），程默《载瓦语的声调》（1956），瞿霭堂《藏语的声调》（1981），戴庆厦《景颇语的声调》（1985），谭克让《夏尔巴藏语的声调系统》（1987），罗季光、马学良《我国汉藏语系元音的长短》（1962），胡坦、戴庆厦《哈尼语元音的松紧》（1964），瞿霭堂《藏语的复辅音》（1965），萧家成《景颇语的弱化音节》（1979），道布《蒙古语中的吸气音》（1980），易斌《现代维吾尔语的元音和谐形式及其特点》（2006）等。
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编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1991）、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编写的《苗瑶语方言词汇集》（1987）、壮侗语研究室编写的《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1985）、黄布凡主编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1992）等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戴庆厦、徐悉艰《景颇语词汇学》（1995）和成燕燕《现代哈萨克语词汇学研究》（2000）是少数民族语言词汇研究的重要著作。这些成果从各个方面描写和揭示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深化了对各语言的本体研究，丰富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科学的理论内涵和研究方法。
语法研究一直是少数民族语言描写的重点，成果最多，如高华年《彝语语法研究》（1955），喻世长《布依语语法研究》（1956），刘璐、恩昆腊《景颇语语法纲要》（1959），徐琳、木玉璋和欧益之《傈僳语语法纲要》（1959），张济民《苗语语法纲要》（1963），清格尔泰《现代蒙语语法》（1980），崔允甲《朝鲜语语法》（1980），格桑居冕《藏文文法教程》（1981），格拉吉丁、欧斯满《简明哈萨克语语法》（1982），李民、马明《凉山彝话语法》（1982），韦庆稳《壮语语法研究》（1985），王春德《苗语语法（黔东方言）》（1986），李永燧《哈尼语语法》（1990），戴庆厦、徐悉艰《景颇语语法》（1992），宣德五《朝鲜语基础语法》（1994），陈康、巫达《彝语语法（诺苏话）》（1998）等。
进入21世纪以来，基于新的研究方法的描写语言学研究取得积极进展。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参考语法研究，在我国民族语言研究领域也产生影响。2006年开始，戴庆厦教授基于参考语法的研究框架，设立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语言中心重大科研项目，并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后推出十余部“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研究丛书”的系列著作，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也有积极的应用价值。
从2010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开展“中国民族语言语法标注文本”研究，在建立适合中国民族语言的涵盖整个语法系统的语法标注集的基础上，对数十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创新范式的描写研究。2016年出版的“中国民族语言语法标注文本丛书”共包含《藏语拉萨话语法标注文本》等在内的10本专著，并有12本专著已获得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本项研究的成果除了语法标注文本外，还包括中国民族语言语法信息电子词典和中国民族语言语法标注集。
2015年以来，按照“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指导方针，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并于2016年发布《关于推进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通知》，并颁布了2015—2019年在全国少数民族中展开310个一般点、110个濒危点的总体规划表。截至2018年，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总体上进展顺利，已完成的调研点涵盖了大陆和台湾55个少数民族117种语言的若干方言及土语，其中也包括数种特殊类型的语言，如混合语等。到2019年，拟完成总规划任务的97.85%，共完成411个点，其中323个一般点，88个濒危点。特别是20种少数民族语言被纳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中国濒危语言志”丛书，作为2019年新中国成立献礼工程出版，这是濒危语言调查和描写的重要成果。作为21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语言调查工程，语言资源保护的调查和研究将为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
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印欧语系语言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使语言研究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20世纪初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在汉语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由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数量众多，类型各异，情况复杂，且大多数没有表音的文字文献，因此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是经过几代学人70年的艰苦努力，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成就体现在语言系属分类和语言同源关系研究两个方面。
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系属分类，学界历来有不同观点。李方桂在1937年为英文版《中国年鉴》撰写“Languages（and Dialects）”时提出一个框架，并于1973年在美国的《中国语言学报》上重新发表为“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中国的语言和方言》），把中国的语言分为印—支（汉藏）、南—亚、阿尔泰等语系，汉藏语系又包括汉语、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和藏—缅语族（早先将汉藏语系分为汉台语和藏缅语两大类，汉台语包括汉语、台语和苗瑶语三族，1973年调整为一语三族的分类格局）。[7]1954年罗常培、傅懋勣在《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8]中沿用并发扬了这种分类思想，将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分为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和印欧五个语系。此后马学良、戴庆厦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都遵循这一分类框架。国外白保罗等人主张把苗瑶语和侗台语从汉藏语系分割出去，另成立澳泰语系；法国学者沙加尔则认为汉语与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这些论争进一步激发了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历史比较的讨论和探索。[9]
语言历史关系研究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李方桂的《台语比较手册》（1977），陈其光、李永燧的《汉语苗瑶语同源例证》（1981），喻世长的《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1983），王辅世、毛宗武的《苗瑶语古音构拟》（1995），颜其香、周植志的《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1995），梁敏、张均如的《侗台语族概论》（1996），朝克的《满通古斯诸语比较研究》（1997），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2002）等著作，都对部分国内语言的同源关系进行了探索。
历史比较语言学传入中国之后，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不断创新，获得前所未有的进展。在21世纪历史语言学仍将充满活力，追寻和探索语言和人类自身的语言科学研究将继续拓展，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地理学以及计算机科学都会在同一目标下汇聚到一起。2019年张梦翰等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汉藏语系历史源流的论文《语言谱系证据支持汉藏语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中国北方》，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与分子人类学等学科相结合的成果，引起了国际性的学术反响。基于这样的学科发展道路，历史语言学的新世纪是美好的。
（三）古文字与古文献研究
少数民族古文字与古文献研究，在旧中国长期不受重视，珍贵文字文献大批流失海外，基于民族文字文献研究的藏学、西夏学、敦煌学等学科，都早已成为国际显学，但研究中心都在欧美国家或俄罗斯、日本。这是旧中国的学术耻辱。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古文字与古文献研究，不仅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民族地区设立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办公室，并在1983年设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搭建了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的学术平台。进入21世纪以来，由国务院对外公布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不少是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设立“绝学”学科，全力扶持少数民族古文字与古文献研究。
70年的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各文种及其文献在以往的基础上均有巨大进展，尤其是藏文文献、西夏文文献、黑水城多民族文字文献、蒙古文文献、突厥语族文献、印欧语系文献、纳西东巴文文献等保持了上扬的趋势，论文、著作数量繁多。此外，佉卢文文献、粟特文文献、吐火罗文献、于阗文文献、满文文献等也伴随着“一带一路”和“新清史”的讨论而成为新的热点和亮点，成果迭出。相比较而言，南方有文字文献传统的彝文文献、水书文献等则注重于探讨数字化、输入规范、文献刊布、保护策略等方面，对文字文献的本体研究依旧较少。
从整体的学术水准而言，印欧语系文字文献、藏文文献、突厥语族语言文献研究国际化程度较高，讨论精深、范式严谨，古今中外相融一体，已经实现了中外学界的对接。西夏文献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草书文献的释读及佛教经典的对译和对勘研究，研究队伍随着研究的拓展而增加。相对而言，南方民族文字文献的研究则有一定的局限性，语文学意义的研究整体水平有待提升，对国外学界的研究进展关注较少，研究范式尚未实现规范化。特定文种及其文献虽然研究论著众多，但研究的深度和视野的广度、方法论都有待完善，大都以模仿汉文文献的研究范式为主，远未形成切合具体文字文献的研究译注范式。
70年来，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对学术研究的推动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其间所阐发的多元化、多学科的价值也必将在全新的视野中得到深入的体现。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大数据等新方法，无论是以往研究过的古代民族死文字文献，还是新近发现的民族文字文献材料，都会成为未来知识生产更新、学术进步不可偏废的重要研究领域，系统全面地收集、整理、翻译、研究各民族古文字文献的事业任重道远，前途未可限量。
（四）少数民族语言词典编纂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改革开放前期又作了多次补充调查，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些语言的词典编纂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前，国内总共出版了20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各类词典，蒙、藏、维、哈、朝等几种文字历史较长、文献较多的民族语言词典编纂成就尤为显著，但也有一些小语种的词典出版。
改革开放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词典编纂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始编写出版无文字的或文字使用历史不长的民族语言词典；辞书的类型从比较单一的汉语与民族语的对照，发展到民族语言单语词典与双语、多语词典并举；特别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牵头，编辑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
二 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语言学科发展迅速，涌现出很多新兴和交叉学科。这些学科的发展，大多基于国际语言学前沿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但在发展实践中，也紧密结合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特点，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中国语言学的研究。
（一）文化语言学研究
文化语言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关于文化语言学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学术界意见不完全一致。总的来看，文化语言学是把语言和文化的互动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或是基于特定民族文化背景对语言进行研究、阐释语言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学界也有观点称之为“人类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产生、发展和繁荣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是中国语言学对于世界语言和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学者就注意到民族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如林耀华的《分析言语意义对于文化研究的贡献》、罗常培的《从语言上看云南的民族分布》等。1950年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一书堪称我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此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化语言学在学科理论建设及具体应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成果丰硕，形成了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学科特色。
改革开放后，文化语言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宏观把握和深刻洞察，以张公瑾为代表的一批民族语言学家致力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先后发表了《语言的文化价值》《文字的文化属性》《文化环境与民族语文建设》《走向21世纪的语言科学》等一系列重要论文以及《文化语言学发凡》《文化语言学教程》等著作、教材，明确提出文化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其任务是研究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阐明了文化语言学的学科发展道路，构建了学科理论框架。张公瑾还将浑沌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民族语言文化研究中，注重考察语言系统发展的非线性现象，并大力倡导进行浑沌语言学的个案研究。民族语言学界积极开展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语言和文化的内在联系，充分体现了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可贵价值。
70年来，基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第一，基本确立了文化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及学科定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就一直开展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并致力于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到80年代，文化语言学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学科属性及学科地位逐步得到认可。进入21世纪以来，浑沌学理论应用于语言与文化研究，标志着文化语言学进入到崭新的阶段，体现了文化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方面的新探索。
第二，文化语言学研究初具规模，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基于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化语言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境内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南岛语系的几十种民族语言，研究的语种和文种数量在逐年增加，成果数量和质量也在稳步提升。
进入新时代，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迎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得益于中国语言文化多样性的资源属性，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的语言观不断深化，此外，各民族语言文化建设工作也需要文化语言学提供更加全面的学术支撑。
（二）社会语言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各项事业，大力开展民族语文工作。社会语言学研究密切联系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发展的实际，将民族语文工作实践与国外学科理论借鉴相结合，形成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本土学派和民族特色。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重要脉络，它包括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国情调查、语言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语言教学（双语教育）、语言保护、跨境语言等一些专门领域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施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和少数民族文字“创改选”工程，基本上全面掌握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实际情况，解决了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为民族社会语言学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培养了可观的人才队伍。著名语言学家傅懋勣先生不仅参与领导了民族语文规划工作，还梳理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为建立中国社会语言学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借鉴西方社会语言学理论方法，基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走向系统化、学理化，发表、出版了一批学科理论建设的成果。进入21世纪，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特点，学者们从语言资源和语言生活角度积极探索研究，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语言学新学派——语言生活派，教育部自2006年开始按年度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绿皮书）为该学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和研究平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是语言生活研究的广阔天地。
（1）70年来，民族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首先，通过开展语言国情调查和民族语文规划，为制定落实民族语言政策和规划措施提供科学支持，为国家的民族语文工作和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其次，通过调查和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状况，促进民族语言发展和文化多样性保护。新时期以来，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主要内容；进入21世纪，语言生活状况研究成为社会语言学的重点，针对具体语言（或方言）、特定语言使用领域的社会语言调查研究，对促进民族语言发展、保持民族语言活力、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发挥了积极作用。最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调查经验、取得了各种实践和理论成果，推动了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建立和本土化发展。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语言生活派”就是社会语言学本土化和学理化发展的重要成果。
（2）70年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内容广泛、成果丰富。从研究对象上可以划分出不同领域，如语言规划与政策、语言国情调查、民族语言“三化”（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民族语文翻译民族语言保护等，从研究主题上涵盖语言变异、语言关系、语言态度、语言活力等方面。语言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基础理论，涉及性别、年龄、阶层、行业、民族、文化等社会因素影响形成的语言变体。语言接触形成的种种语言关系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包括语言影响、语言兼用、语言转用等，这方面的成果不少。21世纪以来语言和谐作为语言关系的一种目标状态，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周庆生（2005）论述了语言和谐思想，戴庆厦（2006、2008、2013）深入阐释了语言和谐的内涵及构建语言和谐关系的途径、意义等理论问题，他还与其他学者对一些语言关系和谐的少数民族语言社区进行了个案研究。语言认同是语言观念（态度）的一种表现，王远新对少数民族语言态度特别是语言认同情况进行了长时间、多样本的调查研究。语言活力衰退导致的濒危语言现象是当前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充分。徐世璇早在2001年就出版了专著《濒危语言研究》，并在后来的一系列研究中对国内外濒危语言研究进程、濒危语言产生的原因、濒危语言文献记录的理论方法等予以深入探讨。戴庆厦、孙宏开、黄行、李锦芳、范俊军等对濒危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濒危语言调查的个案与经验、濒危语言保护的策略与技术手段等都有深入研究。
（3）70年来民族语言应用研究应时而为、与时俱进，紧密联系民族语文工作实际，研究成果突出、现实意义重大，主要集中于中国民族语言政策和规划、语言国情调查、民族语文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双语教育、民族语文翻译语言保护等研究领域。
新中国成立伊始，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文字创制改进工作。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以及标准化、规范化和信息化的技术革命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日益拓展使用领域的同时逐步建立术语规范和数字化系统。进入21世纪，伴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以及语言生活和语言能力研究范式的提出，保护濒危语言和推进双语教学成为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重点。当前，“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成为中国语言文字工作的总原则，也是开展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等重大工程的指导方针。
70年来开展了几次规模宏大的语言国情调查，主要有：20世纪50年代以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文字为目标任务的民族语言大调查；20世纪后期开展的中国新发现语言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方言调查、《中国语言地图集》绘制、新创民族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等多项语言国情调查；进入新时代，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是一次范围更广、规模更大的语言国情调查。
70年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工作逐步深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主要是围绕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标准、文字的设计原则、新词术语等研究展开的，目的是推广文字普及教育，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发展迅速，在语言文字标准确定、民族语言信息系统建设、民族语言文字网络化等方面展开，推动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和使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70年来，少数民族语言保护成绩斐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语言保护工作是伴随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和文字创制改进进行的，一批民族语言描写著作、民族语言词典和民族语言词汇集等得以出版，同时还形成了一些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新世纪以来，还开展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和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等。
（三）语言类型学研究
国内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介绍、评介国外语言类型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动态，再到近30年来基于我国本土语言（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类型学、形态句法类型学专题研究，都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积累了比较丰厚的研究基础和宝贵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性、区域性和差异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80年代起，基于汉语、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类型学研究已逐步开展起来，总结和归纳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属内部的共性和类型差异，积累了一定的类型学研究成果，是进一步揭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性和类型最宝贵的资料。
随着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展，语言类型学将继续成为国内语言学的热点和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学科的发展需要引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方言地理学、计量类型学等。形态类型学应拓展到南方分析性语言研究中，系统研究中国民族语言类型学特征，深入梳理、归纳和总结中国民族语言类型学特点，为语言类型学和语言共性研究提供重要的类型学参项和理论支持。
（四）计算语言学
民族语言计算语言学研究是基于计算机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目前已基本完成计算机字符编码，实现现行文字和古文字计算机输入、输出、显示、打印，基于统一编码的民族文字的网络传输成为现实。计算语言学的发展，为民族文字的文本信息化、基于民族文字的文化保护和传承、资源库建设奠定了基础。
少数民族语言“字”处理研究取得了大批科研成果。蒙、藏、维、朝、哈、柯、彝等民族语言在分词、词干词缀切分、词性标注等基础研究领域成果丰富，构建了大批数据资源，开发了语言研究和分析工具，基本满足了民族语言自然语言处理的需要。
少数民族语言句法、语义和篇章研究初具规模。基于句子级、篇章级的资源库不断积累，推动民族语言本体和应用研究深入开展。
基于少数民族语言计算语言学研究的应用产品不断涌现。一部分跨国、跨境语言的民族语言文字应用产品的开发和使用，对维护国家边疆稳定、地区和平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多语机器翻译、语音识别产品对跨国、跨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提供服务。蒙、藏、维语音识别和机器翻译系统基本达到实用水平，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搜索引擎、信息过滤等软件工具在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网上信息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实验语音学研究
实验语音学是使用各种实验仪器来研究、分析语音的一门学科，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20世纪50年代末，民族语言学家已经利用浪纹计（Kymograph）等研究民族语言的语音问题（清格尔泰、确精扎布，1959）。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再次建立语音实验室，这是我国民族语言实验语音学学科成立的标志。近年来，我国实验语音学学科有了长足的发展，地方院校和科研单位也纷纷建立语音实验室，有效开展少数民族语言语音实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大体来看，主要的学术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语音声学参数资源库建设及其声学生理研究探索阶段。
1986—1999年，我国民族语言实验语音学学界主要开展了民族语言语音声学和生理实验基础研究工作，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该阶段研制了我国民族语言第一个语音声学参数库“藏语拉萨话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1990年完成）。与该参数库同时启动和完成的还有“蒙古语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1992年完成）和“哈萨克语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1993年完成）。
该阶段代表性成果有《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和《蒙古语语音声学研究》。除此之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实验语音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语音嗓音发生类型和动态腭位语音调音研究阶段。
2000—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使用当时国际最先进的设备，如“声门高速摄影”和“电子动态腭位仪”开展了汉语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发声类型和调音的生理声学研究，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相关项目。这一阶段除撰写出版《论语言发声》和A Basic Study of Mongolian Prosody[10]等两部专著外，还发表了50余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如，基于EPG的蒙古语塞音、塞擦音研究和蒙古语辅音腭化问题研究等。这些成果在国内外实验语言学和言语工程学界以及嗓音病理学界产生较大反响，提升了民族实验语音学学科在国内外学术界中的地位。
3.语音声学研究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和自动化阶段。
2006年以来，民族语言语音声学研究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和自动化阶段。2014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实验语音学团队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语音声学参数统一平台建设研究”（12 & ZD225）为依托，基于多年积累的语音声学参数库研制经验，研发并投入使用“语音声学参数自动标注/提取系统”（3.3版本）和诸多数据处理小工具，使该项工作逐渐走上自动化，可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率，排除采集者的主观因素干扰，确保了数据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该平台将为我国同类语言数据库、档案库提供范例，为语言本体描写研究、比较研究和语音类型学研究提供真实、客观的数据资源，将会有力推动我国民族语言实验语音学学科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和自动化进程，促进民族语言学学科的发展。
（六）纪录语言学研究
20世纪末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数字媒体的出现，语言档案的数字化使语料的永久保存和全球传播成为可能，纪录语言学也应运而生。纪录语言学是在新的语言观、新的调查研究手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语言学分支学科，其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对于语言学学科自身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次，作为在研究目的和研究手段上都有变革性发展的学科，其成果的学术价值尤其值得关注。语言记录的最终成果是多功能、多用途的多媒体数字档案，可以为不同学科、不同人群服务，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目前，国内学术界在民族语言的记录和研究方面大力应用数字技术，相关软件得到开发和应用，为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言的全方位记录奠定了技术基础。
（七）跨境语言研究
中国的跨境语言研究从无到有，经过近40年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最近十多年里，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以戴庆厦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致力于把跨境语言提高到语言学分支的高度来研究，在跨境语言材料积累和理论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新时期，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跨境语言研究成为一个新热点，成果不断涌现，前景十分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