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新中国70年民族语言学研究热点、重点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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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在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和接续奋斗下，民族语文工作经历了不平凡的进程，取得了不平凡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党和国家“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的部署要求和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落实，中国科学院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各省区市民族语文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全国由上到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少数民族语言普查，总体上摸清了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基本情况，积累了珍贵的民族语言材料，培养了一批具有丰富田野工作经验、能够独立开展民族语言描写研究的专业人才，掀起了我国民族语言研究事业的高潮，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由于各种历史原因，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族语言工作相对薄弱，不少工作陷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语文研究工作出现了令人振奋的新形势，迎来了民族语言事业繁荣发展的第二个高潮，不仅梳理总结了50年代大调查的成果，还继续深入研究，对各民族语言的分布和使用情况展开了更加细致、更加具体的调查和分析。近20年来，民族语文研究又掀起了新一轮高潮，不仅科研成果批量涌现、各方面人才辈出，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更加多样多元，语言文字资源的建设和保护也得到进一步重视。以下依据时间线索和民族语言研究的内在逻辑，按照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到2000年和近20年三个历史阶段，概述70年来中国民族语言研究工作的热点和重点。
一 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和文字创制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民族语言研究工作的重点和热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和文字创制。
20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迫切需要全面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国情，为民族识别和民族语言政策制定提供学术依据。1956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在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和部署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语言大普查。这次调查规模空前，很多语言是首次为人所知。调查积累了大量珍贵的语言资料，对多数语言的系属和划分提出了意见，对各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都做了深入的研究，摸清了我国最基本的语言国情，即各民族主要语言的分布、使用人口及现状、结构特点和内部差异、与周围民族语言的关系等，为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对新中国的民族语言学研究事业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这次普查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根据1951年中央政务院《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规定》的指示，调查各少数民族使用文字的情况，并提出解决民族文字问题的具体方案，大致分为“创、改、选”三类。在调查的基础上，国家民委、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和有关地方政府合作，先后为壮、布依、黎、侗、苗、佤、哈尼、傈僳、纳西、彝10个民族设计了14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方案，之后又陆续设计了载瓦、土、羌3种拼音文字方案；帮助傣、拉祜、景颇、彝4个民族改进了5种文字方案，这些文字分别在各民族地区推行、试行或试验，极大地促进了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各民族创制和改进文字，是我国民族工作的创举，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下的民族语文工作的“四个自信”。
二 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和历史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迎来了民族语文事业的第二个高潮期，深入系统描写少数民族语言，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历史比较，是这一阶段的重点和热点。
这一阶段在大调查基础上梳理成果、深入研究，集中表现为出版了语言简志、绘制了语言地图、并借此展开了语族内部的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等。1980—1987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59种语言）由民族出版社陆续出版，编辑组委托国内语言学家根据20世纪50年代以来调查记录的语言材料展开撰写，主要描述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系统、语法概要和常用词汇，有的简志还涉及方言和文字等内容。2009年修订并以六卷本重新出版，增加了《满语简志》。1987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学院合作绘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其中民族语言部分就是在大调查基础上由学者们补充调查、深入研究之后的杰作，全面展现了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地理分布和分区分类状况，每幅地图都配有详细的文字说明。2012年地图集又出版了第2版。这是中国语言学的一项重大成就，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语言学领域自身，对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都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在历史比较研究领域，推出了《苗语古音构拟》（1994）、《苗瑶语古音构拟》（1995）、《侗台语族概论》（1996）、《藏缅语语音和词汇》（1991）和《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1995）等重要成果。
三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国情调研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国情研究，是党和国家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的重要学术依据。新创文字的使用和发展问题、各民族语言生活状况问题是其中的重点。
新创民族文字试验推行方面，根据《国务院批转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报告的通知》的要求，成立了新创和改进少数民族文字调查总结工作组，对20世纪50年代新创和改进少数民族文字工作进行全面调查总结，并提交了题为《我国新创和改进少数民族文字试行工作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的报告，调查了傣文、景颇文、苗文、佤文等12种文字在民族地区双语教学、成人扫盲、出版发行、广播电视等领域的应用情况，以及在正式场合和民间活动场所的使用情况，肯定了各个文字推行工作的成效及其对民族文化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
另一研究热点就是语言国情和语言生活状况调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联合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1992）、《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1993）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1994），包括全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综述，各省、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概述，各少数民族语言按语种分别描述的使用情况概述和人口统计等，全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现状和民族语文政策的执行情况。1998年国家语委组织了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了解全国各县市语言使用情况（普通话、方言、民族语言、外语）、文字使用情况（简化字、繁体字、汉语拼音、民族文字、外国文字）以及使用场合。该项调查成果《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2006）提供了我国多语种、多变量和多层次语言文字使用状况的具体人数及比例的丰富数据，被广泛使用和借鉴。
四 新时期研究热点多元化
21世纪以来，民族语言研究趋向多元化，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这一阶段的民族语言研究热点很多，如民族语言文字保护、民族文字信息化、跨境语言研究、民族语言翻译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日益萎缩、交际功能逐渐衰退，有些语言活力严重不足，越来越多的民族语言趋向濒危乃至消亡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现象。2000年在北京召开的濒危语言问题学术研讨会上，民族语言学界首次提出“濒危语言”概念（《民族语文》编辑部，2000），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论断，直接促进了语言保护事业的繁荣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出了一些代表性成果，如《中国的语言》和“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研究丛书”等。一是国家层面组织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语言保护工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中国有声语言数据库建设”和“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2008年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工程，是继20世纪50年代民族语言大调查以来推出的第二次国家层面的语言保护工程，主要工作是采集保存各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的有声资料。在此基础上，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其中少数民族语言部分计划展开300个一般点、100个濒危点的调查，成果形式为语言志、语言文化典藏、语言地图集和语言资料深度开发服务等。2018年9月在长沙召开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2019年2月发布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这是语保工程的一个标示性成果，体现了中国在世界语言文化多样性保护工作中的引领作用。2009年11月，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在河南安阳开馆，这是由国家批准的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功能为一体的国家级专题博物馆，民族文字是其展览的一部分，比如：粟特文和八思巴字等古文字、藏文和傣文等传统民族文字、壮文和苗文等新创文字，汉字系民族文字、自创字符、传教士创制民族文字等，这是我国保护民族文字的重要成果。
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民族文字的信息化工作进程加快，其主要成绩是2011年启动的“中华字库”子项目包括“少数民族古文字的搜集整理与字库制作”和“现行少数民族文字的搜集整理与字库制作”，该课题在少数民族文献扫描图档的基础上建立了民族古文字和现行文字的原形字符库。在网络逐渐成为交往交流重要媒介的前提下，民族语文数据的传输、共享与信息安全，民族文字基础软件、通用软件的研发和统一平台的建设愈发重要，各少数民族语言纷纷建立了自身的操作系统。如能建立统一的规范和技术标准，实现相互兼容的瓶颈问题便可得到重大突破。
随着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密切，民族语言学家除了研究本国语言，也逐渐把目光投向周边国家的语言。2006年中央民族大学将跨境语言研究列入重点建设内容，自2009年以来，戴庆厦主编的“跨境语言研究系列丛书”（共计11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2013年11月，北京语言大学成立“中国周边语言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全面开展周边语言文化研究。同年，第七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会研讨会暨首届跨境语言研究论坛在广西百色召开，这是国内外首次召开跨境语言的专题会议。跨境语言研究作为语言学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逐渐成为学术热点。
近年来，政府加大了扶持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力度。2007年，国务院出台《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中宣部等五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扶持力度的通知》，这些都对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工作和人才培养力度作出了明确指示。2008年，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民族翻译》创刊，国家社科基金等对相关研究的资助力度越来越大，民族语言翻译迎来了跃升期，不仅翻译出版了大量民族语文书籍，还使用民族语言进行广播。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将民族语翻译成汉语甚至外语的特殊领域和需求的翻译工作有所加强，如新近规划的“少数民族经典文库翻译工作”和“边境地区民族语文翻译出版物”等。加快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是21世纪“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2012—2020）”的首要任务，各民族地区都在想方设法，积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总体而言，70年来，民族语文工作的重点在于全面调查和了解中国境内的民族语言文字分布、系属及使用情况，集中解决民族语言文字使用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创改文字、语言地图、语言翻译、双语教育等，并在初步了解境内少数民族语言分布和使用等情况的基础上，引进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深入开展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语言面临的困难最挑战不断凸显，如何科学记录和保护民族语言、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研究、加强中国语言统一性的研究等，成为新的热点问题。
五 研究展望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进入了新时代，民族地区的语言生活、语言关系、语言理论、语言政策、语言功能、语言态度等方面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整个民族语言研究事业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民族语言研究势必会呈现新气象、突出新特点、面临新问题。比如：传统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结合问题会更为凸显，如何结合中国语言学的实际，根据中国各民族语言的特点，构建有更强解释力的民族语言理论体系，将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又如：在积极推进“语言强国”发展战略的新时期，如何全面了解各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制定更适合国情的民族语言政策，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民族地区和民族同胞，服务于党和国家语言文字建设事业的大局，也是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在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时，需要注重方式方法，以期达到较好效果。
一方面，打破壁垒，为我所用。要打破语言学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壁垒，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将全部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和考量。比如，努力实现“五个结合”，即将普通话、汉语方言、古代汉语、民族语言和境外语言研究结合起来，努力做到“究内外之别、通古今之变”。要打破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壁垒，不断引进新技术、新方法、新理论，实现学科之间的交融互通、共同进步。比如怎样加强大数据方法在语言学中的应用，就是值得深思的课题。语言数据的结构性导致其自身就带有丰富足量的信息，语言研究中大数据方法其实对数据总量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因此运用大数据方法即可产出批量成果。又比如中国学者最新在国际知名科学刊物发表的运用贝叶斯系统发生学方法，结合分子分类学的成果，可以科学地推测出，汉语和藏缅语分化发生在距今大约6000年前的中国北方。所以，新时代的民族语言研究应当顺应历史大势，把握时代脉搏，时刻关注各学科最前沿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无论是什么学科、什么学派，只要有助于探寻客观真理，都应该借鉴参考、为我所用。随着学科壁垒的破除，多学科的交融互通成为常态，更多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也将应运而生、蓬勃发展，最终实现协同创新。
另一方面，突出特色、借鉴创新。以往的民族语言研究较为强调对汉语研究的借鉴，但这种借鉴经常存在简单套用的现象，往往将汉语研究方法照搬到民族语言研究中来，用汉语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来看待民族语言，这样的描写和研究其实并不完全切合民族语言的实际。还有就是简单照搬印欧语的研究，也和中国民族语言实际格格不入。新时期的民族语言研究要进一步借鉴学习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汉语的研究理念和分析框架，但不应生搬硬套。在引进西方理论方法和汉语理论方法的过程中，如何选择、消化、吸收，正确处理借鉴与创新等，都需要有意识地进行学科构建，探索适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实际的理论、方法和话语体系，从而“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力求“发思想之先声、成科学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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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2] 关于中国境内的语言数量，有不同的观点和数据。近年来，又有报道和研究涉及一些新发现的语言。本书统一采用《中国的语言》的数据。下同。
[3] 朝鲜语的语言地位问题，学界还有较大的意见分歧。
[4] 以上内容综合参见李旭练、黄威宁《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平等观中国化历程及实践经验》，《民族翻译》2013年第4期；祖力亚提·司马义《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实现各民族团结平等的重要保障》，《光明日报》2018年10月14日第6版。
[5] 黄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述要》，《民族翻译》2013年第3期。
[6] 戴庆厦：《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7] 李方桂（Fanggui Li），Languages（and Dialects）.In Chinese Yearbook（1937），Shanghai.An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Reprinted 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1973，1，pp.1-13），梁敏的中译文载《民族译丛》1980年第1期。
[8] 《中国语文》1954年第3期。
[9] 这些论争主要集中在壮侗语、苗瑶语与其他汉藏语有无发生学关系上，由此延伸到汉藏语与南亚语、南岛语的关系，详细情况可参阅游汝杰《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云梦学刊》1996年第3期）及孙宏开、江荻《汉藏语言系属分类之争及其源流》（《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2期）。
[10] Huhe Harnud，A Basic Study of Mongolian Prosody.Publications of the Department of Phonetics，University of Helsinki，Series A，45.ISBN 952-10-1347-8，ISSN 0357-5217，Hakapaino Oy，2003，Helsinki，FIN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