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蒙古语族语言描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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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5—1956年民族大调查之前，我国蒙古语族语言研究主要集中在蒙古语，而达斡尔语、东乡语、保安语、土族语、东部裕固语等语言几乎没有得到关注，更没有产生描写语言学研究成果。我国蒙古语描写语言学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其标志为额尔敦陶克陶的《蒙古文新鉴》（1942），而清格尔泰的《蒙文文法》（1949）代表着新发展阶段的开始。不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才出现全面系统研究的新气象。
一 改革开放之前的研究
在1955—1956年民族大调查之后，调查组的《蒙古语族语言和方言调查汇报》（1955）、《中国蒙古语语族语言和方言土语概况》（1956）、《蒙古语方言调查报告（初稿）》（1959）等调查报告油印成册，在《中国语文》陆续发表道布《蒙古语概况》（1964.3）、照那斯图《土族语概况》（1964.6）和《东乡语概况》（1965.2）、仲素纯《达斡尔语概况》（1965.4）等系列论文，总结归纳1955—1956年大调查资料，在不同程度上概括介绍了蒙古语族语言语音、语法、词汇基本特征。20世纪50年代初，清格尔泰、确精扎布、新特克、哈斯额尔敦、布和吉日嘎拉、白音朝克图等新一代的语言学家，纷纷发表论文，探讨蒙古语语音诸方面问题。《蒙古语文》发表的确精扎布《关于蒙古语的长元音和复元音》（1954.2）是关于蒙古语语音问题的早期论文之一。经过20世纪50年代初蒙古语族语言大调查的培训和田野调查锻炼，一批年轻的语言学家开始采用现代语音学的结构描写和音位学理论与方法，对蒙古语的元音和辅音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较为代表性的有《蒙古语文》刊发的额尔德穆巴特尔《蒙古语长辅音和语音重叠》（1956.1）、哈斯额尔敦《语音的三个特征和蒙古语的吐气与不吐气辅音》（1958.12）、确精扎布发表于《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的《关于蒙古文学语言的音位及其现行书写法》（1959.3）、确精扎布与清格尔泰发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的《关于蒙古语的辅音》（1959.1）等。这些论文从蒙古语语音的发音特征、口语语音的书写方法等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主要语法著作有巴图巴雅尔的《初级蒙古语语法》（1960）和内蒙古大学的《现代蒙古语》（1964），它们是这一发展阶段有关蒙古语描写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二 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蒙古语族语言研究空前发展，陆续出版了哈斯额尔敦与那仁巴图的《蒙古语基础》（1978）、布和吉日嘎拉与恩和的《蒙古语语法》（1978）、清格尔泰的《现代蒙语语法》（1979）、那森柏等的《现代蒙古语》（1982）等语法著作。其中清格尔泰的《现代蒙语语法》（1979）用书面语和口语的对应描写了蒙古语的语音系统，用书面语资料描写了蒙古语的语法系统。那森柏等的《现代蒙古语》（1982）用口语资料描写了蒙古语标准音的语音系统，用文学作品实例描写了蒙古语语法特征。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照那斯图的《土族语简志》（1981）、刘照雄的《东乡语简志》（1981）、照那斯图的《东部裕固语简志》（1981）、布和与刘照雄的《保安语简志》（1982）、仲素纯的《达斡尔语简志》（1982）、道布的《蒙古语简志》（1983）六部著作，补充、扩展、提升了20世纪60年代的“概况”系列，更加客观地反映了蒙古语族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特征。内蒙古大学的“蒙古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在20世纪80—90年代陆续出版了恩和巴图的《达斡尔语和蒙古语》（1988）、恩和巴图等的《达斡尔语词汇》（1984）、恩和巴图等的《达斡尔语话语材料》（1985）、布和的《东乡语和蒙古语》（1986）、布和等的《东乡语词汇》（1983）、布和的《东乡语话语材料》（1987）、陈乃雄的《保安语和蒙古语》（1987）、陈乃雄等的《保安语词汇》（1986）、陈乃雄等的《保安语话语材料》（1987）、清格尔泰的《土族语和蒙古语》（1991）、保朝鲁等的《土族语词汇》（1986）、哈斯巴特尔等的《土族语话语材料》（1988）、保朝鲁与贾拉森的《东部裕固语和蒙古语》（1991）、保朝鲁等的《东部裕固语词汇》（1985）、保朝鲁与贾拉森的《东部裕固语话语材料》（1988）、包祥与吉仁尼格的《巴尔虎土语》（1995）、武达等的《巴尔虎土语词汇》（1985）、武达等的《巴尔虎土语话语材料》（1995）、确精扎布与纳·格日勒图的《卫拉特方言词汇》（1998）、确精扎布等的《卫拉特方言话语材料》（1987）20部著作，系统描写了蒙古语族每一种语言的语音和语法特征，汇总了每一种语言的4000—5000个词汇，记录汇编了每一种语言各种题材的话语材料，把蒙古语及蒙古语族语言研究更加推进了一步。
除此之外，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调查研究蒙古语方言土语，先后出版了查干哈达《蒙古语科尔沁土语研究》（1996）、白音门德《巴林土语研究》（1997）、孟根格日勒《奈曼土语》（1998）、呼和巴日斯与其木格《乌珠穆沁土语》（1998）、诺尔金《标准音——察哈尔土语》（2001）、巴音朝克图《科尔沁土语研究》（2002）、斯琴巴特尔《蒙古语察哈尔土语——描写语法》（2003）、陶·布力格《蒙古语卫拉特方言研究》（2005）、曹道巴特尔《喀喇沁蒙古语研究》（2007）、森格与金钰《蒙古语鄂尔多斯土语研究》等多部成果，全面系统描写了国内蒙古语方言土语，尤其是汉语影响下的喀喇沁土语、科尔沁土语等引起关注。
多年来，《民族语文》《蒙古语文》《内蒙古社会科学》《中国蒙古学》《内蒙古大学学报》《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满语研究》等学术期刊刊登了数百位专家学者的几千篇学术论文，其中描写语言学成果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一）语音研究
蒙古语族语言语音问题主要涉及元音系统、辅音系统、元音和辅音特征、元音和谐律、辅音结合律、重音、语音变化、音节等。
1.在元音方面，长短元音、单复元音、元音和谐是蒙古语族语言描写语言学研究的重点。确精扎布较早关注蒙古语的长元音和复合元音问题（1954），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宝力高、嘎日迪、孟和宝音等逐步加深长元音和复合元音研究。清格尔泰、新特克率先总体论述元音系统（1959），白音朝克图、巴图赛恒等展开圆唇元音问题讨论，白音朝克图探讨i元音松紧对立，金刚、诺尔金等探讨元音区别特征，白音朝克图、那·格日勒图等讨论前化元音问题，清格尔泰、孙竹、道布探讨弱化元音或依附元音或过渡元音，哈斯额尔敦、孟和宝音等谈论元音同化，清格尔泰、道布讨论元音和谐律，就蒙古语元音问题进行了长期而有效的理论探讨。总体上讲，元音问题讨论解决或达成以下共识，并被纳入语法教科书：第一，元音的松紧对立与喉头紧张度有关，是除元音发声所需舌位前后、口腔开合、唇形圆展三个条件之外的蒙古语所特有的第四个条件。第二，i元音不仅仅是中性元音，在口语中存在松紧对立的和i两个元音。第三，存在æ、œ、Ｙ等前化元音并且有一整套的产生机制。第四，非词首位置元音普遍出现弱化甚至趋同化，形成了“依附元音”“ə化”“中和”。第五，存在长短元音的对立，长元音有其产生机制和规律。第六，普遍存在复合元音及其产生规律。第七，元音和谐律有“求同性、限制性、序列性、制约性”。在上述最重要的理论问题突破方面，清格尔泰、道布、哈斯额尔敦、孙竹、白音朝克图、确精扎布等具有重要贡献。另外，那森柏发现东乡语重音存在区别意义功能，布和发现东乡语元音和谐律不十分严谨和中性元音比重大等问题，恩和巴图等关于达斡尔语元音和谐残缺问题研究等，是具体语言元音重要特征方面的理论探讨。
2.在辅音方面，经过蒙古语族语言描写研究，基本弄清楚了各个语言和方言土语的单辅音系统、复辅音、音节结构、辅音结合规律、重音、语音变化规律等，并都得到了解释。蒙古语辅音问题研究重要成果有容舟、乌力吉布仁关于吸气音，宝力巴苏日勒关于送气辅音，福珠关于辅音的条件变化，阿·鲁塔杰尔嘎拉关于n和ng，诺尔金关于收尾辅音与辅音的连接规则，呼和、曹道巴特尔关于词末短元音，付令阿关于结尾辅音及辅音音节问题的讨论。对达斡尔语辅音的词末复辅音问题、x和k的并存问题等也展开了讨论。
语言学家们通过描写研究，发现了蒙古语外的其他蒙古语族语言元音和谐律程度不同地被破坏、程度不同的保留中世纪的词首元音之前的*h辅音、词首出现复辅音等情况，为语音保存和语音变异研究以及语音历史比较研究准备了积累。
（二）词汇研究
通过各个语言的描写研究，蒙古语族语言固有词、借词、构词法等研究逐步深入，力提甫·托乎提主编的《阿尔泰语言学导论》（2002）、德力格尔玛和波·索德编著的《蒙古语族语言概论》（2006）、孙竹主编的《蒙古语族语言词典》（1990）等著作较系统地反映了词汇的一般情况。借助词汇描写研究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可以深入阿拉伯语、波斯语、印度语、汉语、藏语等对蒙古语族语言的影响及其历史层次、历史上多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词汇学专著有新特克的《蒙古语词汇研究》（1990）和巴特尔的《蒙古语词汇学研究》（1988）。论文成果数量多，包括词义—语义学、词汇分类、词源学、词汇规范等几个大方向。单语词汇集和词典有布和等《东乡语词汇》（1983）、恩和巴图等的《达斡尔语词汇》（1985）、保朝鲁的《东部裕固语词汇》（1985）、哈斯巴特尔等的《土族语词汇》（1985）、陈乃雄等《保安语词汇》（1986），还有李克郁的《土汉对照词典》（1989）、阿·舍勒夫、阿·伊布拉黑麦的《东乡语汉语词典》（2001）。
（三）语法研究
蒙古语族语言语法问题主要涉及词法学、句法学。
1.词类。词法学核心是词类的分类，一般都要遵循抽象词义、语法性质、句法功能三个标准来进行分类，基本把词类划分为几个大类，再细化为若干个小类，但是在具体的分类上至今存在细微的差异。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现代蒙古语》（1964），把蒙古语词划分为实词类、虚词类、感叹词三个大类，实词类下面划分名词类、动词类，名词类又划分为名词、形容词、数量词、助名词、代词，动词类又划分为动词、连动词、助动词、代动词，虚词类划分为副词、后置词、语气词、连接词，在实词和虚词间又列出了摹拟词、情态词。清格尔泰的《蒙古语语法》（1991）把蒙古语词划分为静词类、动词类、不变词类三个大类，静词类划分为名词、形容词、数量词、时位词、代词五类；动词类划分为具有词尾变化的式动词（祈使式、陈述式）、副动词、形动词三小类和具有词干变化的态、体两个小类，一共五类；不变词类划分为副词、情态词、摹拟词、后置词、语气词、连接词、感叹词七类。而那森柏等的《现代蒙古语》（1982）则把蒙古语词划分为实词类、虚词类两个大类，实词类划分为名词、形容词、数词、代词、动词、副词，虚词类划分为后置词、连接词、语气词、感叹词。道布在《蒙古语简志》中提出了蒙古语13个词类，具有特点的提法是包括在实词类的判断词、包括在虚词类的状词、强调词等。蒙古语族语言的副词分类复杂，被称为百宝箱，一些语法书把性质不明显、界限模糊的一些词语都装进了副词类，这是一种无奈的举措。另一方面，从过去的副词中剥离出情态词、摹拟词、时位词等虽然是一种建设性举措，但仍不是万全之策，因为蒙古语族语言本身就具有这样界限模糊的特点，因此有关争论仍然在继续。
2.形态学。蒙古语族语言是黏着性语言，主要以一整套的语法形态后缀来表示语法意义，同时也兼用助词法、重叠法、曲折法等。语法形态的格、数、反身、比较等主要用于名词类词语，式、态、体等主要用于动词类，所有的语法形态担负着重要的词法和句法功能。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蒙古语族语言词法形态及其功能得到了充分的描写，从而解决了很多的理论问题。
3.句法学。蒙古语族语言句法学研究包括组词法、造句法两个部分。组词法解决形态、虚词、词序、语调的组词作用，词组词语关系，自由词组和固定词组，词组的类别等问题。造句法解决句法结构、句类、句式等问题。蒙古语族语言研究通常把形态放在词法学中进行讨论，但是语法形态的功能似乎更多体现于句法功能，进入21世纪以来，金刚、宝玉柱、德力格尔玛等更加重视语法形态的句法学功能。另外，德力格尔玛纳入语义学，高莲花等纳入句法短语结构分析法，为蒙古语族语言句法学研究带来新的气息。
三 总结与展望
改革开放之前的成果比较少，主要以介绍文章为主，通过 1955—1956年的调查和系列报告，基本摸清了蒙古语族语言的基本情况，同时还出版了《现代蒙古语》（1964）等巨型语法著作。改革开放以后，蒙古语族语言描写研究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各语族语言得到了初步的调查研究，陆续出版简志系列和新发现语言系列以及方言研究著作，并且在此基础上也进行了语音、语法、词汇理论探索。经过70年，蒙古语族语言描写研究为更加深入的研究积累了丰厚的资料基础和经验基础，特别是为建立立足于黏着性语言自身特征上的语言学理论体系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