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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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比较语言学属历史语言学，其基本方法是历史比较法，其目的是通过对古文字文献、共时语言的语音、词汇、形态的历时、共时的比较探求语言的发展演变规律，以进一步重建原始语。基于对语音、词汇、形态等的严格对应规律的探索及其重大成就，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使语言学脱离哲学成为一门科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兴起于北欧，兴盛于西欧，用历史比较法建立了印欧语系，用谱系树图勾勒出印欧语系的发展分化，用方言地理学方法绘制出语言分化的界限，用“波浪论”解释语言扩散形成的地域性特征，用语言联盟解释语言接触形成的区域性共性。随着西学东渐和中国留学人员归国以及翻译等途径，在新中国成立前，历史比较语言学逐渐传播到中国并用于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在相关研究领域已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语言和文字调查材料的极大丰富，基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不仅极大地深化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对中国的民族识别等民族工作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学术依据。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传统语文学创新和历史比较研究初创
一 中国传统语文学的理论方法及其创新探索
中国传统语文学以音韵、文字、训诂为本，从书面文献材料的分析和排比中寻找语言演变的线索。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言之有据，结论较为可靠，缺点是语音史的研究只能区分音类，无法对语言的演变进行具体的展示，而且还无法研究原始语的语言结构。同时，只重视对书面材料的研究而忽视对口语材料的研究，使传统语文学的研究到清末时已经走到了尽头，用传统语文学的方法已经很难使古汉语的研究再出现新的局面，因此，需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是第一个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引入传统汉语音韵研究的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而开拓了汉语语音史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领域。
高本汉之前，清儒的汉语音韵研究仅对书面文献材料进行考订，忽视口语和方言的研究，因此，他们只整理出汉语古音类的系统，高本汉使用韵书等大量书面材料确定音类的同时，对汉语方言的语音差异进行比较并确定音值，对汉语从《切韵》到现代各方言的语音变化做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为汉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他在完成汉语中古音系的研究之后，又以《切韵》为基础，采用共时分析的内部拟测法对汉语的上古音进行了构拟，经十年之力完成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成为后世学者研究汉语音韵学必须倚重的文献。高本汉研究汉语音韵学的基本方法是对音法，即语音对应规律。
高本汉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学者研究汉语史有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一些学者，如董同龢、李方桂、王力、陆志韦、丁声树、罗常培、李荣等，对汉语史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高本汉的一些影响，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研究》除采用历史比较法之外，还结合传统语文学的谐声构拟了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类。
二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初创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最早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的是赵元任，他除了对广西的壮语进行过调查之外，还对广西瑶族用汉语方言唱的歌进行了调查和记录，写成《广西瑶歌记音》（1930）。抗日战争前，李方桂对广西的壮语进行过调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方高校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迁，一些语言学家随之南迁，他们在南迁的过程中接触到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并进行了调查。相对全面调查研究是西南联大时期，一些语言学家在较为困难的条件下，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对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多出自语言学家的旨趣，但一些研究成果开创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篇章，属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发端和初创。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成果有李方桂的《原始台语中系列先喉塞辅音的拟测》（1943）、《水话中声母和声调的分布》（1948），张琨的《苗瑶语声调问题》（1848）等。虽然数量不多，但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