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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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在印欧语系语言充分比较并获取严整语音对应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它强调基于历史文献词汇、形态的语音比较和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世界上的语言复杂多样，而且极大多数语言既无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更无历史文献，中国的极大多数少数民族语言就是这样的境地。世界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即文字，具有多源性，有的文字很古老，有的文字历史不长，同时，文字的性质有的是表音的，有的是表意的，久远之后或一旦语言死亡，表音文字只知其音不知其意，表意文字只知其意不知其音，这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就困难重重，这也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必须直视的问题。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比较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民族语言文字大调查，这次大调查成果丰硕，最直接的成果是调查了大量的语言和方言材料，从而为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材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比较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一方面有助于各民族语言的系属分类，进而为国家的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语言学的支持；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进行了集中讨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关于声调问题。从目前来看，苗瑶语声调与汉语声调的发展演变一致，都是四声八类。张琨的《苗瑶语声调问题》是苗瑶语声调发展演变研究的奠基之作，但是囿于当时的材料，无法推知苗瑶语的四声。在20世纪50年代的苗语普遍调查后，发现了现代苗瑶语仍保留着四声的格局，同时，还发现苗瑶语不仅是四声八类，而且声母的全清、次清也影响声调的分化。李永燧、陈克炯、陈其光的《苗语声母和声调中的几个问题》（1959）是对张琨论文的补充和完善，进一步夯实了苗瑶语声调发展演变的理论。声调是汉藏语系语言的重要特征，但是，藏缅语的声调与汉语、侗台语、苗瑶语声调的发展演变不在同一个层次上，程默的《载瓦语的声调》（1956）和王尧的《藏语的声调》（1956）主要从共时层面对载瓦语和藏语的声调及声调变异进行了研究，为进一步探讨藏缅语声调的起源、发展、演变进行了铺垫。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无论东西南北都有长短元音的分布而且具有区分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的功能，只是有的语言的长短元音配列整齐，有的语言则分布在少数的元音里头。马学良、罗季光的《我国汉藏语系元音的长短》（1962）通过比较，系统分析了汉藏语系长短元音的问题及其可能的发展演变趋势，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长短元音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早在20世纪40年代，马学良就发现彝语的元音有松紧对立并对紧元音的发生态和语音特征进行了描写[26]，但由于时代背景，未对彝语松紧元音的可能来源进行比较研究。胡坦、戴庆厦的《哈尼语元音的松紧》（1964）在对哈尼语的松紧元音进行描写之后，将哈尼语的松紧元音与藏缅语进行比较，认为哈尼语的紧元音可能来自塞音韵尾的脱落。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有复辅音声母，但复辅音声母的发展演变，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演变方式和演变趋势。瞿霭堂的《藏语的复辅音》（1965）通过方言土语的比较研究，认为藏语复辅音的演变总趋势是由繁到简，符合人类语言语音演变的基本特性。
语言内部的比较是划分方言土语的主要方法，通过方言或地方话的共时比较可以明确语言内部的共性与差异。马学良、邰昌厚的《贵州省东南部苗语语音的初步比较》（1956）对黔东南苗语的声、韵、调进行了共时比较，找出了语音的对应规律，为黔东苗语方言土语的划分奠定了基础；而金鹏的《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958）则是对藏语的拉萨话、日喀则话、昌都话进行语音、词汇、语法的比较，除了探讨卫藏、后藏藏语的共性与差异外，还对藏语方言土语的划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历史比较的初创时期，除了李方桂对侗台语台语支的先喉塞音系统进行构拟外，其他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共时层面的比较研究，但为进一步的历史比较研究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比较研究
（一）无文字文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比较研究
除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傣等语言有广泛使用的传统文字外，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语言都没有其书写符号系统。没有文字的语言要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只能从现存的语言或方言的共时比较开始。对中国无文字文献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比较研究，无论是方言还是语言的比较，有两个基本的目的，一个是通过比较寻求语言或方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为确定方言归属或探索语言归属以及方言划分和语言识别服务；另一个是通过比较建立语言的微观历史，为进一步的历史比较研究和原始语重建服务。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中的比较研究都属于共时比较研究，其目的是通过比较寻求语言或方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以确定语言的地位。而王辅世的《苗语古音构拟》（1994）、陈康的《彝语方言研究》（2010）中的比较研究，其目的是通过比较建立语言的微观历史和原始语重建，为进一步的历史比较研究和原始语重建服务。
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以重建原始语为基本目标，但必须依赖于语言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包括语音发展演变和语法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这就要求对语音、语法发展演变基本规律进行探索和研究，在探索和研究中，专题性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在专题性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扩大历史比较研究的范围，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就是从专题研究开始并兴盛的。20世纪50年代普遍调查后，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奠定了扎实的语料基础，尽管由于特殊原因的影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被迫停滞，但不少学者仍默默耕耘，到70年代末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恢复后，一批基于共时比较研究的成果如雨后春笋喷薄而出。
藏缅语历史比较研究的专题涉及语音、语法两个方面。语音方面的研究诸如戴庆厦的《我国藏缅语族松紧元音来源初探》（1979）、《藏缅语族某些语言弱化音节探源》（1984）、《藏缅语的声调》（1994），孙宏开的《藏缅语若干音变探源》（1983）、《藏缅语复辅音的结构特点及其演变方式》（1985），黄布凡的《藏缅语声母对韵母演变的影响》（1991），谢志礼、苏连科的《藏缅语清化鼻音、边音的来源》（1990），等等。语法方面的研究以孙宏开的探讨最为突出，诸如孙宏开的《羌语（藏缅语）动词的趋向范畴》（1981）、《我国藏缅语动词的人称范畴》（1983）、《我国部分藏缅语中名词的人称领属范畴》（1984）、《藏缅语动词的互动范畴》（1984）、《藏缅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些问题》（1988）、《藏缅语量词用法比较——兼论量词发展的阶段层次》（1989）、《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1992）、《试论藏缅语中的反身代词》（1993）、《再论藏缅语中动词的人称范畴》（1994）、《藏缅语中的代词化问题》（1994）、《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研究》（1995）、《藏缅语疑问方式试析——兼论汉语、藏缅语特指问句的构成和来源》（1995）、《论藏缅语的语法形式》（1996）、《论藏缅语中的命令式》（1997）、《论藏缅语中动词的使动范畴》（1998）等。此外，尚有黄布凡的《藏缅语的情态范畴》（1991）、《藏缅语动词的趋向范畴》（1994），戴庆厦的《藏缅语个体量词研究》（1994），李永燧的《汉语藏缅语人称代词探源》（1984）、《藏缅语名词的数量形式》（1988）等。这些专题研究讨论了藏缅语语法中的一些重要特点和各类语法形式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梳理出其历史演变的脉络，为中国藏缅语语法演变规律的深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侗台语历史比较研究专题也涉及语音、语法的比较，但以语音的比较为主，相关成果如邢公畹的《汉台语舌根音声母字的深层对应例证》（1995），张均如的《原始台语声母类别探索》（1980）、《壮侗语族语音演变的趋向性、阶段性、渐变性》（1986）、《侗台语族轻唇音的产生和发展》（1995），李钊祥的《现代侗台诸语言声调和韵尾的对应规律》（1982），郑贻青的《原始台语声类在靖西壮话里的反映》（1987），倪大白的《侗台语复辅音声母的来源及演变》（1996），梁敏的《壮侗语族诸语言名词性修饰词组的词序》（1985）、《壮侗诸语言表示领属关系的方式及其演变过程》（1989），曹广衢的《壮侗语趋向补语的起源和发展》（1994），薄文泽的《侗台语的判断词和判断式》（1995），等等。
苗瑶语历史比较研究专题主要涉及语音发展演变，其中以陈其光的研究最为突出，如《苗瑶语入声的发展》（1979）、《苗瑶语浊声母的演变》（1985）、《苗瑶语鼻音韵尾的演变》（1988）、《苗瑶语族语言的几种调变》（1989）、《古苗瑶语鼻冠塞音在现代方言中反映形式的类型》（1984）、《苗瑶语前缀》（1993）等。此外，尚有张琨的《古苗瑶语鼻音声母字在现代苗语方言中的演变》（1995）、曹翠云的《汉、苗、瑶语第三人称代词的来源》（1988）、王春德的《古苗语声母*mbr在黔东方言的演变》（1992）、邓方贵的《现代瑶语浊声母的来源》（1983）、盘承乾的《论苗瑶语辅音韵尾的演变问题》（1983）、李云兵的《苗瑶语声调问题》（2003），等等。
阿尔泰语系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早期成果主要由国外学者完成，形成了一个较高的起点，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学者不怎么关注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陆续有涉及语音、语法的专题研究成果出现，突厥语族的历史比较研究专题成果，有吴宏伟的《影响突厥语族语言元音和谐的几个因素》（1990）、《突厥语族语言元音和谐的类型》（1991）、《关于突厥语族一些语言部分词首辅音演变的几个问题》（1992）、《突厥语族语言双音节中元音的相互适应和相互排斥》（1993）、《突厥语族语言的词重音问题》（1995）、《论突厥语族语言的长元音》（1996），魏萃一的《试论我国突厥语的特点》（1983），邓浩的《论原始突厥语的结构类型》（1988）、《突厥语后置词形成问题质疑》（1993），王远新的《突厥语族语言的后置词与词类分化》（1987）、《突厥语族语言基数词的历史演变》（1989），张亮的《中国突厥语名词格的比较》（1991），赵明鸣的《突厥语族语言与格类型比较研究》（1993），张定京的《关于突厥语言的辅助名词》（1994），等等。蒙古语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专题的成果，有呼格吉勒图的《蒙古语族语言基本元音的比较》（1982）、包力高的《关于蒙古语族诸语言的长元音和复合元音》（1982）、森格的《蒙古语族语言辅音比较》（1982）、哈斯巴特尔的《关于蒙古语族诸语言格的范畴》（1982）、斌巴的《关于蒙古语族诸语言人称代词的几个问题》、乐·色音额尔敦的《关于蒙古语族诸语言的副动词》（1982）、包·吉仁尼格的《蒙古语族语言动词态诸形态的比较》（1982）、季荣的《关于蒙古语族语言几个后置词起源的探索》（1982）、刘照雄的《浅谈蒙古语族中动词的特点及句法功能》（1982）、陈乃雄的《中国蒙古语族语言的构词附加成分》（1985）、呼和巴尔的《蒙古语族语言名词的人称领属形式》（1986）、王鹏林的《蒙古语族“格附加成分”的问题》（1983），等等。满—通古斯语族历史比较研究相对起步较晚，成果也不多，所见如李树兰、胡增益的《满—通古斯语言语法范畴中的确定/非确定意义》（1988），马学良、乌拉熙春的《满语支语言中的送气清擦音》（1993），乌拉熙春的《满语元音的演变》（1990）、《满洲语语音研究》（1992），赵杰的《锡伯语满语语音演变的比较研究》（1988），朝克的《满通古斯诸语的音变规则》（1996），等等。
南亚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专题成果不算多，主要有周植志、颜其香的《从现代佤语的方音对应看古代佤语的辅音系统》（1983）、《论古代佤语的元音系统》（1985），周植志的《佤语细允话声调起源初探》（1988）、《佤语语音比较重的几个问题》（1992），陈相木、赵福和、赵岩社的《佤语巴绕方言与阿佤方言比较研究》（1990），陈国庆的《柬埔寨语佤语前置音演变初探》（1999）、《孟高棉语复辅音演变模式》（2014），王连清的《三岛京语和河内京语语音初步比较》（1984），等等。
中国南岛语系语言除了回辉话外，其他都分布在台湾岛上，所以对中国南岛语系语言的研究主要由台湾的学者来做，相关语言历史比较研究专题的成果有李壬癸的《台湾土著语言的词音转换》（1977）、《泰雅方言的音韵律》（1980）、《布农语方言之比较研究》（1988），丁邦新的《古卑南语构拟》（1978），何大安、杨秀芳的《南岛语与台湾南岛语》（2000）。大陆学者对中国南岛语的专题研究成果有倪大白的《海南岛三亚回族语言的系属》（1988）、《海南岛三亚回语——语言类型转换的活标本》（1991），陈康的《论台湾南岛语言的语流音变》（1994）等。
无文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比较研究和专题性的比较研究，涉及原始语重建的都采用内部拟测的方式构拟古音的形式，为进一步的历史比较研究奠定语音发展趋势和语音规律的基础，能因势利导为历史比较研究服务。
（二）历史比较法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用历史比较法进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根据学科发展建设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986年立项。这一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展开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语族范围内的历史比较研究，主要包括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及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历史比较研究。
藏缅语族，由孙宏开负责召集，成员有孙宏开、陈士林、陆绍尊、张济川、姜竹仪、徐悉艰。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有木玉璋、刘璐、安世兴、孙宏开、纪嘉发、陈士林、陈康、李永燧、李秀清、陆绍尊、张济川、武自立、欧阳觉亚、姜竹仪、徐琳、徐悉艰、刘光坤、史金波、戴庆厦、王尔松、汪大年、黄振华、常竑恩、盖兴之、张蓉兰、林向荣等参加过语言普遍调查、在不同部门工作的学者，他们分别提供了一种或几种语言的词汇和语音系统材料。
藏缅语族的比较研究准备工作始于1981年冬，1983年冬基本完成，经过修改、补充、审核，最后由孙宏开执笔修改定稿形成《藏缅语族语音和词汇》。这一成果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由傅懋勣写序。正文分导论、音系、词汇三部分。导论部分由孙宏开执笔，较详细地论述了藏缅语族同源词的情况和一些主要语音现象的历史演变过程与趋势，对各语言表现在语音上的差异原因作了一定的分析。音系部分简要介绍了34种藏缅语族语言的分布、使用情况及其语言的声、韵、调，并举例进行了说明。词汇部分收集了34种藏缅语族语言49个点的1004个常用词。
侗台语族，由梁敏、张均如负责。1986年立项，1995年完成修改工作，最终成果是《侗台语族概论》，199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由王均写序。正文分五章。第一章导言，主要阐述“侗台语族”名称的沿革和有关语系的争论，侗台语族语言的分类、地理分布及人口，侗台语族各语支、语言的关系及其发展的基本过程，操侗台语族语言各民族的源流及其分离时的语言特点。第二章侗台语族的一个“新语支”，主要阐述建立仡央语支的原因和理由。第三章侗台两语支语音概述，对侗水语支、台语支的声、韵、调的基本特点进行阐述。第四章原始侗台语音类的构拟，首先阐述构拟的范围、基本观点、做法及所用的语言材料，然后对原始侗台语的声类、韵类进行了构拟，最后阐述了侗台语声调的产生与发展。第五章语法概要，对侗台语族语言的语序、词序、量词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侗台语族诸语言的一些句式、有关词语的发展进行概括性的描写。书后附有古声、韵母例词索引、23个代表点的音系和作者简历及其论著目录。
苗瑶语族，由王辅世、毛宗武负责。1986年立项，最终成果是《苗瑶语古音构拟》，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由王均写序。正文分两部分。苗瑶语族各语言的使用情况和语音特点，首先对苗瑶语族进行谱系分类，画出谱系树图，然后分别介绍不同语言方言土语的划分并阐述各语言的方言、土语的地理分布、使用人口及其语音特点。苗瑶语族各语言的声韵母比较和语音构拟，首先指明用来比较的苗瑶语族各语言的方言、土语的代表点，共有23个代表点，涵盖苗语、布努语、巴哼语、炯奈语、畲语、勉语的方言土语，然后说明在比较和构拟中对早期汉语借词、语音对应规律中例外现象的处理办法和现代语言的标写方法并列出23个语言点的声调的共时与历时对照，最后对苗瑶语族各语言的声韵母比较和语音构拟，所构拟的声类和韵类都比较庞大，其中的很多类别由于没有材料的支持而阙如。书后附有同源字汉义索引，并以英文对照。
孟高棉语族，由颜其香、周植志负责。1986年立项，最终成果是《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1995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由王均写序。正文分两编。第一编南亚语系概述，分四章：第一章南亚语系的地理分布，陈述了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中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南亚语系语言的地理分布；第二章南亚语系的研究历史和谱系分类；第三章南亚语系各语族的基本特征，阐述了南亚语系蒙达语族、尼科巴语族、越芒语族、孟高棉语族的一些基本特征；第四章南亚语系的文字文献。第二编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分五章：第一章导论，介绍中国境内属南亚语系的语言及其基本特点，把中国境内的南亚语系语言分为越芒语族、孟高棉语族，并给出谱系分类；第二章语音源流，首先对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的语音进行概述并对其中的一些特殊的语音现象进行全面的研究，然后对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构拟出古音类型；第三章词汇研究，讨论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词汇的历史特点、词汇构成的类别和构词特点；第四章语法剖析，以佤语语法为基础，对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的语法进行比较，寻求其共性与差异；第五章文字文献。书后附有中国南亚语系7种语言14个方言点的语音系统，4种孟高棉语族语言11个方言点786个词汇，3种越芒语族语言883个词汇。
尽管藏缅语的比较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古音构拟，也尽管侗台语族语言、苗瑶语族语言、孟高棉语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已经取得成果，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藏缅语族语音和词汇》《侗台语族概论》《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或者可以说在中国民族语言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们必将把中国民族语言学研究推上一个更新的台阶。
由于国外学者，诸如白保罗、马提索夫、沙加尔等一批学者对“汉藏语系”的看法与中国学者的观点的差别，同时，由于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之间的关系不大可能被否定，有一批数量不等以及过去不认为它们有同源关系的同源词被发现，同时还发现了一些其他有力的证据支持它们有同源关系，其中，藏缅语与汉语关系最近，苗瑶语、侗台语与汉语的关系稍远。南岛语与侗台语、汉语都有一批数量不等的关系词，这些词是同源关系还是借贷关系，尚需再作论证。中国的南亚语系一些语言与汉语、藏缅语似乎也可以找到一些关系词，但这些词在南亚语系内部并不一致同源，因此，借贷的可能性比较大，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出于这些原因，1999—2003年，孙宏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藏语同源词研究”展开对中国南方语言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方法进行讨论和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汉藏语同源词研究”课题经过5年左右的研究，初步建成一个开放性的服务于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包括古汉语构拟及汉语方言、侗台语、苗瑶语、藏缅语、南岛语、南亚语等130种语言和方言的词汇语音数据库，同时，分四个层面开展研究：第一，梳理自18世纪以来，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的主要成就，为展开汉藏语同源词研究铺垫和作理论准备；第二，对汉藏语系语言中存在的主要语言演变规律进行梳理，为确定同源词提供理论依据；第三，探讨适合汉藏语系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第四，寻找语系和语族以及语族之间不同层次的同源词。“汉藏语同源词研究”课题研究成果，由丁邦新、孙宏开主编分四卷出版《汉藏语同源词研究·汉藏语研究的历史沿革》（一）（2000）、《汉藏语同源词研究·汉语、苗瑶语同源词研究》（二）（2001）、《汉藏语同源词研究·汉藏语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三）（2002）、《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上古汉语与侗台语的关系》（四）（2004）。
国外学者多数认为侗台语、苗瑶语不属汉藏语系，在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中，中国的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证据，诸如俞敏的《汉藏同源词谱稿》（1989），邢公畹的《汉藏系语言及其民族史前情况试析》（1984）、《论汉语台语“关系字”的研究》（1989）、《汉台语比较研究中的深层对应》（1993），陈其光、李永燧的《汉语苗瑶语同源词例证》（1981），陈其光的《苗汉同源字谱》（1990）、《汉藏语声调探源》（1994）、《汉语苗瑶语比较研究》（2001），吴安其的《汉藏语同源问题研究》（1996）、《汉藏语同源研究》（2002）、《苗瑶语核心词的词源关系》（2002），陈保亚、何芳的《略说汉藏语系的基本谱系结构》（2004），这一系列论著都坚持认为汉藏语系包括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
在寻找同源词的过程中，有一些同源语素实际上已经渗透到语言的各个层面。一些同源词仍然在词的层面，一些词已经语法化为一个构词语素，有的词已经语法化为一个前缀或后缀。因此出现了甲语言集团的词可能和乙语言集团的构词语素或丙语言集团的前缀同源。江荻的《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2001）从三个层次讨论汉藏语言的演变模型：第一是语言观，认为语言不仅仅“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且是人类表达认知世界的方式，包括代际传承和社会文化传播等功能；第二探讨社会系统与语言系统之间必然的客观联系，以及语言结构的不同变化，认为语言演化的动力既来源于自身的符号系统，也来源于发展着的社会；第三通过对汉藏语元音、韵母、辅音、声母、音高、声调的分析，建立起语言与环境、语言结构和元素在不同开放程度的社会状态下的多项相关关系变化原理，构建出一套自足而相对完备的语言系统演化论。
在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有一些代表性的著作，喻世长的《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1983）根据蒙古语族各语言语音、语法和词汇的比较，提出了蒙古语族语言的历史分期为古代、中古、近古和现代四个发展时期，对蒙古语族语言甚至对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历史分期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还有程适良主编的《突厥比较语言学》（1997）、王远新的《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1995）、乌拉熙春的《满洲语语音研究》（1992），等等。
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李永燧的《缅彝语音韵学》（2014）、李云兵的《苗瑶语比较研究》（2018）是近5年来的新成果。
（三）语言年代学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关系的研究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布拉格学派提出“语言联盟”，而在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美国语言学家斯瓦迪士（M.Swadesh）提出可以通过统计语言基本词汇的替换速率来估算语言所经历的年代和亲属语言的分化年代的“语言年代学”或称“词汇统计学”，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提出“语言变异理论”、华人学者王士元提出“词汇扩散理论”。其中，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影响较大的是“语言联盟”“语言年代学”，“语言变异理论”“词汇扩散理论”还只有一些零星的专题研究。
中国学者陈保亚首倡系统地用“语言联盟”“语言年代学”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诸如《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1996）、《侗台语和南亚语的语源关系——兼说古代越、濮的族源关系》（1997）、《台佤关系词的相对有阶分析》（1997）、《关系词相对有阶分析与汉越语音联盟》（1996）、《汉台关系词双向相对有阶分析》（1998）、《汉台关系词的相对有阶分析》（1997），陈保亚、何芳的《略说汉藏语系的基本谱系结构》（2004），陈保亚、汪锋的《论确定核心语素表的基本原则》（2005）、《汉语—藏缅语同源的两个词汇有阶分布证据》（2014）等，除了用斯瓦迪士100核心词、200核心词进行相关语言关系的年代统计之外，提出了“相对有阶理论”。在“相对有阶理论”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也用“相对有阶理论”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如孟和达来、黄行的《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关系词的词阶分布分析》（1997），汪锋的《从白语的比较研究看历史语言学中的纵横结合》（2006）等。在“语言联盟”“语言年代学”的框架下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关系的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因此而提出的“相对有阶理论”对一些语言关系的验证也是行之有效的，但由于“核心词”本身的有限性，也限制了统计分析的扩展，在大数据里是否行之有效，尚需不断验证。
语言年代学的基本方法是统计分析，涉及“量”的问题，由此衍生出语言关系的计量分析。在这方面，黄行可算是首倡者，他用计量分析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有亲属关系的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其成果为《苗瑶语方言亲疏关系的计量分析》（1999）、《语音对应规律的计量研究方法——苗瑶语方言语音对应规律示例》（1999）、《语素的计量分析与识别方法——以苗语语素分析识别为例》（2000）。此外，邓晓华、王士元也做了一些相关的统计分析，如邓晓华、王士元的《苗瑶语族语言亲缘关系的计量研究——词源统计分析方法》（2003）、《壮侗语族语言的数理分类及其时间深度》（2007）。语言亲缘关系的计量研究是语言年代学研究的扩张，主要基于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其目的不仅是检验已知分类的正确与否，同样也可用来统计分析可能存在亲缘关系的语言的关系。
（四）词族深层语义对应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关系的研究
经典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是通过比较语言间的基本词汇是否存在系统的语音对应规律，以此确定其有无发生学上的关系，并进一步拟测原始共同语的特征。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在形态特征和历史文献两个方面并不具有历史比较的优势，所以在确定同源词、建立语音对应规律、构拟原始形式研究时，中国的学者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改造，利用丰富的共时语言材料，在语言、语支、语族、语系等不同层次上考证了语言的同源词、构拟了原始形式，李方桂的《台语比较手册》就是这方面的经典成果。
由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在历史上有过广泛而长期的接触，各个时期的借词普遍存在并且有可能存在某种语音上的关系，所以，同源词与借词的有效区分成了确定同源关系的难题，这一问题在“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中尤为突出，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为此，中国的一些学者试图探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研究汉藏语同源关系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在区分语言间“可对比词汇”或“关系词”的性质方面，取得了成效。严学宭（1979a、1979b、1984）等提出了“词族比较法”，这种方法首先确定语言内部的同族词，然后比较不同语言有同族词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对侗台语与汉语同源词进行了检验。邢公畹（1989、1993、1999）提出了“深层语义对应”的比较方法，通过关系词的语义对应来确定语音对应，除邢公畹的成果外，用深层语义对应来研究语言之间关系的还有曾晓渝的《汉语水语关系词研究》（1994）、黄勇的《汉语侗语关系词研究》（2002）、龚群虎的《汉语泰语关系词的历史层次》（2003）、蓝庆元的《壮汉关系词的历史层次》（2005）等。
同族词对应和深层对应分别从语义和语音两个角度来求证对应关系，与一般的对应相比能排除偶然对应。一般认为同族词对应和深层对应是中国学者对历史比较语言理论的新探索，补充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五）交叉学科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关系的研究
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考古学的成果通常可以用来作为语言学研究的旁证，随着分子人类学的兴起，分子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也逐渐引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特别是人类的DNA和迁徙遗迹。在中国的语言研究中，复旦大学的分子学团队首开分子人类学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相结合之河，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处于发端阶段，除了人类的DNA和迁徙遗迹之外，关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谱系分类和历史比较研究方面尚未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但却已经引起了不少的学术争鸣。这是一条新的研究方向，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并盼有更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