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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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它在中国的出现更为晚近。不过，中国向来有联系社会研究语言的传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语言研究与语文工作实际密切联系，在国家建设和社会革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语言研究得到快速发展。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产生，既是对国外学科理论的引进与消化，更是本土实践经验的探索与总结。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以下简称“民族社会语言学”，ethnosociolinguistics[2]）是中国社会语言的一条重要脉络。70年来民族社会语言学自身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发展，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建设。
第一节 民族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总体上比较薄弱，但李方桂、罗常培、马学良、傅懋勣、邢公畹等学者已开风气之先，他们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为后来的学科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其中包括一些关于社会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比如，罗常培先生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之时，就对云南纳西族、白族、傈僳族、独龙族等多个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之后经过多年的积累和研究，于1950年出版了一部综合性研究专著《语言与文化》。该书主要使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材料，“从语词的涵义来论证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引言》）。这一著作“开拓了我国语言研究的新领域，标志着我国社会语言学进入了预备、草创阶段，其意义是很大的”（陈章太，1998），甚至被认为“是一本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奠基之作”（郭熙，1999）、“广义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开山名著”（游汝杰、邹嘉彦，2004）。与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总体发展进程一致，民族社会语言学起初还只是语言学者因应国家和社会需要而开展的语言规划探索和语文工作实践；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国外社会语言学理论传入中国，民族社会语言学才开始自觉地进行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建设；进入新世纪后，民族社会语言学更加重视本土化的发展创新，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鲜明风格和特点。
一 民族社会语言学的早期研究（1949—1978）
新中国成立之后，语言学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身于语文建设事业，开展全国性语言普查（包括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识别、文字改革（包括少数民族文字“创、改、选”）等语言规划工作。这些调查研究具有突出的政策性和实践性，属于宏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自发性探索阶段。这一时期的民族社会语言学研究主要是围绕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和少数民族文字创制改革等展开的。
在党的民族政策和《共同纲领》指导下，新中国的少数民族语文事业迅速发展起来。为了完成民族语文工作任务，国家指导和支持民族语文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这也为民族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指导和组织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3]。少数民族文字创制和改革工作提上日程，成为新中国语言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建立了一些专门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和研究的机构。1950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其任务之一是“研究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制订拼音文字方案”，罗常培先生任所长；1952年该所下设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成为最早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机构。1950年11月政务院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规定“中央民族学院及其分院应设立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室，中央民族学院并应负责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1952年中央民族学院设立少数民族语文系，一些地方民族院校也相继成立了民族语文系。民族社会语言学正是依托这些阵地快速发展起来的。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文研究组和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其主要任务是在1956—1957年两年内普遍调查少数民族语言，帮助那些需要创立和改革文字的民族进行文字方案的设计工作。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或改革文字，国家于1956—1958年组织了由700多人参加的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详细情况参看本书相关章节）。到1958年为壮、布依、苗、彝、侗、哈尼、傈僳、佤、黎和纳西10个民族创制了14种拉丁字母文字方案，帮助傣、景颇、拉祜3个少数民族改进了4种文字方案。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和少数民族文字“创、改、选”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水平、发展少数民族语文事业做出的一个重要决策，是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语文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语文工作的一个重要举措，它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史上是一个重大创举。
1958年3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二次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后，民族语文工作出现了脱离实际的急躁风气和“左”的思想。民族语文工作任务转移到扫除文盲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方面。不过，民族语言文字学科还是提出了三项具体任务：第一，总结大调查的基本经验，分为民族文字的“创、改、选”总结、新词术语总结等；第二，完成各少数民族语言概况、语言简志和方言调查报告的编写；第三，研究汉语在少数民族语言丰富发展中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语文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处于停滞状态。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语言学研究基本上是围绕民族语文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改进进行的，虽然此时尚未明确提出社会语言学这个学科概念，但卓有成效的民族语文规划实践为后来的学科发展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形成了特色。
二 民族社会语言学的自觉建设（1979—1999）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得到了全面快速发展。在国外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中国社会语言学有了明确的学科定位和理论自觉，民族社会语言学研究进入了自觉建设阶段。70年代末社会语言学被介绍到中国，1980年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三联书店）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形成（郭熙，2002）。少数民族语言社会语言学研究同样受到重视。1979年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的成立和《民族语文》杂志的创刊，是少数民族语言学科发展的重要里程碑。1980年1月国家民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第三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傅懋勣和王均在开幕式上的联合发言中，倡导、阐述了社会语言学研究对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语文工作的重要意义。之后多位学者对少数民族语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具体方面进行了进一步探索阐释。在研究实践方面，这个时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主要是围绕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和双语教育教学等领域展开的。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少数民族语文使用情况取得了新进展、出现了新特点，同时也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提出了新要求。这一阶段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展开的。比如，1983—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地开展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现状调查；1985—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国家民委共同组织了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开展了国家“八五”重点研究课题“我国新创与改进少数民族文字试验推行工作经验总结与理论研究”；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民族语文使用的变化及其对策”研究，等等。
学校教育教学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的重要领域。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特别是具有通用民族文字的民族语言，在民族学校的教学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云南、甘肃、延边、内蒙古等民族地区先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双语教学实验。民族语文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对双语教育的诸多方面，如性质、任务、规律、原则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双语教育研究首先是从民族学校的汉语教学研究开始的。1979年5月中央民族学院联合国内各民族院校，成立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1983年11月，更名为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研究会，之后又于1985年11月更名为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研究会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的、专事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国际合作、专业培训、咨询服务”的国家级社团组织。双语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论文和著作，为建构我国双语教育研究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详见本书相关章节）。
语言规范化关系到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早期的关注重点是新词术语规范化。傅懋勣、王均等先生对此问题给予长期关注。如傅懋勣、王均（1980）认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需要通过语言本体的语音规范、书写规范、词汇规范和语法规范来适应现代化社会的交际需求。20世纪90年代后，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成为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有通用文字语言的主要建设内容。
三 民族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创新（2000— ）
进入21世纪前后，中国的民族语言使用和发展有了新特点。2000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影响深刻而广泛。在这种背景下，民族社会语言学研究开始关注社会语言生活状况，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探索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创新研究路径。中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研究国内“语言生活（语文生活）”的想法。最近20年来，语言生活研究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一种研究社会语言的方法和流派。所谓语言生活，早期也被称为“语言状况”（language situation）或“社会语言状况”（sociolinguistic situation），通俗地讲就是语言使用情况，后来又被称为“语言生活状况”，“主要指某一社区各种语言的功能分布、功能分类和使用模式，也可以包括人们对各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态度”（周庆生，2000）。最近，有学者从更宽泛的角度，认为“语言生活是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李宇明，2016）。这种研究方法的关键点就是将语言使用状况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来进行调查和研究。民族社会语言学研究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本土学派——语言生活派的重要支撑。周庆生等学者在这方面起到引领助推作用。2000年周庆生出版《语言与人类：中华民族社会语言透视》一书，在运用大量田野调查资料和国内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采用社会统计、结构功能分析以及跨文化比较等方法，分析了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与社会、政治、民族、文化、教育、心理、交际、传播等方面的互动关系。国家语委从“十五”规划开始在历次五年科研规划中都设置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年度报告”研究项目，从2006年开始教育部、国家语委以“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的形式发布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研究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先后登载了多篇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状况、民族语言教育、民族文字和民族语文信息化等的专题报告。据统计，到2015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发布10周年，这方面的专门报告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标准化信息化状况（2005）、跨省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协作状况（2005）、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状况（2005）、濒危语言保护问题（2005）、基诺族语言近况（2006）、藏语文信息化及软件使用情况调查（2006）、新疆阿勒泰地区双语教学与社会和谐（2008）、民族地区法庭审判中少数民族语言使用问题（2009）、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俄罗斯族语言使用调查（2011）、北方较小民族母语衰变与语言保护（2013）、傈僳族新老文字使用问题（2013）、跨境少数民族语言状况（2013）、满语文的抢救、传承与应用（2014）、少数民族语文网站现状（2014）、少数民族手语研究和使用状况调查（2015）等。周庆生2015年出版的《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内容涵盖了少数民族社会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语言国情、语言生活、语言变异、语言保护、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教育与习得等研究领域，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语言生活派”的一部代表性著作。
这一时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点课题是语言资源保护。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融、教育的普及、新媒体的兴起，少数民族语言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双语人、多语人更为普遍，语言兼用、语言转用更加频繁，有些少数民族语言活力下降甚至走向濒危。进入21世纪后，国内濒危语言研究掀起高潮，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近期以来，语言资源保护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重大决策。《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将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列为重要任务。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计划用5年时间，对包括400个少数民族语言点进行田野调查，为部分濒危少数民族语言撰写濒危语言志。2019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一期项目即将完成。“语保”工程是由国家财政支持，教育部、国家语委领导实施，按照“国家统一规划、地方和专家共同实施、鼓励社会积极参与”的方式进行的一项大型语言文化类国家工程。项目的实施，已经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