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族社会语言学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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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丰富、语言生态多样、使用情况复杂，与此相关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范围广、成果多，既有宏观层面的带有全局性的语言国情调查、语文规划、语言政策，也有中观层面关于特定民族语言的语言关系、语言影响、语言教育（特别是双语教育）等，还包括微观层面的针对具体语言对象（变体）的语言变异、语言态度、语言活力等研究。这其中的一些内容在本书其他章节都有专门介绍，这里仅就部分内容进行梳理。
一 语言变异与变体研究
社会语言学着重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关系，语言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的基础理论，那些因社会因素（如性别、年龄、阶层、行业、民族、文化等）的不同而发生变异的语言项目，就是社会语言学的对象——语言变体。社会语言学在中国还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学理基础较为薄弱，关于语言变异和变体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民族社会语言学尤其如此。黄行（1990）的研究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成果。他对广西龙胜瑶族使用的勉语进行语言变异调查，得出几个结论：龙胜勉语音系的共时变化非常普遍，不仅每个词在变，而且每个人都在变；龙胜勉语的音变机制符合拉波夫的音变理论，即青少年是龙胜语音变异最明显的语言亚群体；影响龙胜勉语语音变异的主要社会变项是年龄和居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在使用上的代际变化，往往是语言影响引起的，这方面的研究大多与语言兼用、语言转用有关。
藏语中的敬语是与社会阶级（阶层）有关的语言变体。罗润仓（1979）研究认为，敬语与宗教、官场和生活交往上的特殊需要有关，是阶级影响语言的结果，但敬语并不是“阶级语言”，不是只有统治阶级或只对统治阶级使用敬语，农奴和奴隶内部彼此都可以使用敬语。曹晓燕（1994）也认为，在早期藏语文献中，敬语只与普通形式相对应外，它本身并无级别的变化。随着敬语使用对象和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在后期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严酷的阶级对立、森严的等级观念给敬语的使用和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敬语也因此而出现了一般级和最高级之分。对不同地位、身份的人要选择不同级别的敬语形式。白玛措和汪青（1991）通过对藏语方言中敬语的对比分析认为，早在藏族社会的王臣时期和政教合一时期，由于等级界限分明，对不同等级的人在交际时必须选择不同的词语，一些敬语形式一直沿用流传至今。
亲属称谓是与婚姻家庭制度密切相关的一种独特的语言变异现象，少数民族语言中的亲属称谓各有特色，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内容。罗常培（1951）比较了昆明郊区和凉山地区彝族的亲属称谓异同，认为亲属称谓可作为研究少数民族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的佐证。傅懋勣（1980）对永宁纳西族亲属称谓的研究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他首先从语词上分析了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的特征和亲属制度，进而对永宁纳西语的亲属称谓进行细致分析比较，认为“研究一种语言的亲属称谓，只分析具体的称谓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称谓和称谓的相互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互称关系”。他还通过亲属称谓的变化分析了永宁纳西族家庭因素变化和婚姻制度变革的方向和规律。戴庆厦《景颇语亲属称谓的语义分析》（1991）运用语义层次分析法，从义素成分、义位网络、语义组合、语义场四个方面对景颇语的亲属称谓进行分析。周庆生继承罗常培、傅懋勣等前辈学者研究少数民族亲属称谓文化的学术传统，运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对傣族的亲属称谓现象进行长期的深入研究。他在《西双版纳傣语亲属称谓语义成分分析》（1990）一文中运用义素分析法，精细描述了傣族亲属称谓的语义成分和民俗分类。《傣语亲属称谓变体》（1994）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描写语言学、社交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系统描述了傣族亲属称谓中的从佛称、还俗称、等级称、从孩称、父母称、亲称以及泛称等13种称呼方式。《语言交际变体模式——以傣语亲属称谓为例》（1996）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对西双版纳傣语亲属称谓13种语用变体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个“语言交际变体模式”以说明语言交际过程。《傣族人名的等级结构与社会功能》（1998）从“结构—功能”的视角，分析了公元15世纪至20世纪中叶，西双版纳傣族不同社会等级使用的较为典型的人名系统，着重分析了该系统的乳名、从佛名、还俗名和官名的形式、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揭示出傣族社会等级制度对人名的制约作用。作者论证了傣族官名在贵族与平民百姓之间存在的差异，提出傣族不同社会等级和不同僧阶的还俗名使用期限的异同。这些都是社会语言学对微观领域的语言变异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研究的案例。
二 语言影响与语言关系
语言接触是认识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所谓语言关系（language relationship），是指不同语言之间在语言结构特点和语言使用功能上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通常包括语言影响、语言兼用、语言转用等。我国各民族的语言关系多样而复杂，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戴庆厦，1990）。孙竹（1993）对语言关系的认识比较广泛，认为语言关系是指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影响、渗透、制约而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不仅包括类型关系、亲属关系，还有更为重要的是语言的兼用以及混合语形成和转用等，如五屯话、唐汪话、艾努话等几种混合语。
周耀文（1989）从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实际和语言状况，就我国现阶段如何处理民族语文与汉语文的使用、发展关系，进行了探讨。戴庆厦主编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1992）重点介绍了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少数民族转用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等问题。徐思益等（1997）着重调查研究新疆双语环境下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在使用特点上的影响。黄行（1997）从民族语文工作出发，认为影响当前民族语文使用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很大程度上都和语言关系状态有关，主要是没有理顺少数民族语文和汉语文的关系，存在诸多语言关系状态失序的问题。他还认为实事求是和分类指导的原则应是指导我们调整当前民族语言关系状态的基本原则。袁焱（2001）以阿昌语为对象，系统地分析了语言接触导致的由表层到深层的影响与演变，认为语言接触可能引发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及语言转用三种结果，形成语言变化链上的三种连续的结果。作者还着重考察了梁阿昌地区语言转用的成因及其规律，并指出由于学校教育和媒体的介入，语言转用不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语言兼用是民族地区重要的语言关系形态，是双语现象形成的基础。这方面的具体个案研究较多。白碧波和许鲜明（2006）以云南省元江县因远镇的白族和哈尼族为研究对象，分析该地白族与哈尼族之间的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展示白族与周边哈尼族之间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语言兼用现象。丁石庆（2008）考察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达汉双语现象，认为该地区达斡尔族的语言兼用现象是历史形成的，清末以来达斡尔族接受汉语教育以及对汉语汉文化的高度认同，是双语现象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李亚竹和郭建新（2015）从语言兼用特点、语言兼用的功能、语言兼用的成因等方面分析了海南三亚市郎典村黎语与汉语的语言兼用情况。谭群瑛（2015）从语言接触视角介绍了中越边境的崇左市多民族语言的多语言兼用现象，并论述了语言的兼用对本地区的主要交际语言——壮语的语言功能的影响。
语言和谐是21世纪以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语言和谐是语言关系的一种理想状态，也是社会和谐的组成部分，是指不同的语言在一个社会里能够和谐共处，互补互利，在和谐中各尽其责，在和谐中良性发展。周庆生（2005）提出了语言和谐思想，认为多语言多方言是国家宝贵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源，语言和谐追求的是多语言多方言的共存和共荣，中国实行的“统一多样”的语言发展战略也可以称作“语言和谐”发展战略。中国语言和谐发展主要涉及四大关系：语言和谐与语言发展；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和谐；普通话与方言的和谐；官方语言与民间语言的和谐。戴庆厦对语言和谐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践个案有多方面成果。他从中国语言关系的客观事实出发论述了语言竞争与语言和谐的关系，认为语言竞争是语言关系的产物，可以通过国家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来协调，形成不同的语言“各尽所能，各守其位”的语言和谐状态（戴庆厦，2006）。他认为构建语言和谐是解决我国语言关系的最佳途径，必须继续坚持宪法所规定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必须重视新时期民族语言问题的理论研究，必须抓好语言国情调查（戴庆厦，2008）。他还对开展我国语言和谐研究的重要性、语言和谐的类型、语言和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等问题展开论述（戴庆厦，2013）。戴庆厦等学者对一些少数民族地方或村寨的双语（多语）和谐的语言生活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分析了各地的语言和谐特点及成因。[5]
三 语言观念和语言认同
语言观念也就是语言态度，是指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价值的看法，其中包括对语言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途等的看法。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语言观念的研究得到重视，特别是与语言观念相联系的语言认同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贾晞儒（1997）对青海海西蒙古族的语言使用情况及其特点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促进了他们语言观念的变化、推动了双语的发展。王远新对少数民族语言观念、态度、认同等有多方面的思考和调查。王远新（1999）讨论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态度的共性特点和不同民族语言态度开放程度的差别，以及同一民族不同人群语言态度的差异。他对多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态度进行了个案调查。青海裕固族的语言态度，一方面对本族语和母语有着浓厚的感情，另一方面对学习兼用汉语文、藏语文持肯定的态度，这种开放型语言态度是历史形成的、稳定的，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环境和语言功能的变化而产生相应的变化（王远新，1999）。青海同德县藏族和汉族公务员大多为藏汉双语人，在公务活动和族际交往中主要使用当地汉语，不同民族对普通话的认同度、心理预期最高，实际行为最积极；对藏语文和英语的社会地位、实用功能评价及心理预期、实际行为各有侧重（王远新，2011）。新疆喀什古城高台社区的维吾尔族居民最先习得且均熟练掌握维吾尔语，维吾尔单语人占66.7%，维汉双语人占33.3%。他们对普通话社会地位评价最高，其次是维吾尔语，对当地汉语方言评价不高。多数人认为维吾尔语对自己较重要，普通话对后代较重要，并希望后代接受维汉双语教育（王远新，2013）。内蒙古二连浩特市生态移民社区星光小区是典型的城市“牧民社区”，社区内的蒙古族均掌握蒙古语，早期接受过蒙古语或蒙汉双语教育。他们对普通话和汉文的社会评价最高，其次是蒙古语文、英语文，对其他少数民族语文和汉语方言的社会地位评价不高。绝大多数蒙古族认为，蒙古语和普通话对自己比较重要，且希望后代接受蒙古语或蒙汉双语教育（王远新，2013）。云南瑞丽的边境村落云井村的语言生活复杂多样，傣语是村内主要交际语，绝大多数村民为傣汉双语人。村民对普通话和汉文社会地位评价高于傣语文，但多数人希望小学加授傣语文课，更好地发展少数民族语文媒体（王远新，2017）。新疆乌鲁木齐市阿克苏乡的哈萨克族牧民安居点鹰舞庄园居民语言使用比过去复杂，且出现代际差异。他们都掌握并使用哈萨克语，75.0%的被试掌握或基本掌握普通话。被试对普通话和汉文社会地位、实用功能评价及发展前景的期望值最高，其次是哈萨克语文；希望后代掌握哈汉双语，政府在不同学段实施哈汉双语教学，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语文媒体（王远新，2017）。青海同仁土族在家庭和族内交际使用的吾屯话和保安语仍有活力，但相互认同度不高，当地土族认同藏语和藏文化的倾向有强化的趋势（王远新，2017）。
语言观念和态度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的语言认同乃至民族认同。黄行（2016）认为语言认同是族群认同的重要属性，鉴于国家语言和民族语言认同角色定位的不同，用市场化政策提升国家语言工具认同和用非市场化优惠政策保障民族语言的区域自治权利、非遗文化的载体权利，是实现民族语言—国家语言认同和谐的策略。周庆生（2016）以中文文献为主，综述国内及海外华人的语言认同研究进展和动向、主要成果和领域、主要方法及贡献，包括社会语言、教育语言、农民工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海外华人语言的认同。各级各类学生群体的语言认同态度成为研究的热点。尹小荣等（2015、2017）对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青少年的语言群体认同进行调查发现，语言群体认同存在语言认同和文字认同的区分，文字认同是影响语言认同的中介力量，对青少年的语言生活产生积极影响。民族认同、审美意识和社交网络是维持语言群体认同的重要力量，充分利用资源提升语言认知能力和审美意识，并通过家庭传承深化民族语言自觉，是提高锡伯族青少年的语言认同现实途径。
四 语言活力和濒危语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语言活力衰退乃至消失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语言活力和濒危语言成为一个热门研究话题。黄行（1999）通过大量数据资料，运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地描述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在各种社会领域使用活力的状况和程度，分析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的发展潜力及对少数民族语言活力发展趋势进行宏观预测。徐世璇、廖乔婧（2003）从语言濒危现象调查和前景预测、语言濒危的类型和层级、语言衰亡原因等方面，对国外相关的研究进行综述，反映了濒危语言研究的新动态。2000年10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联合《民族语文》杂志社在京召开“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此后国内濒危语言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
徐世璇是国内较早关注研究濒危语言的学者。她的《濒危语言研究》（2001）是国内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对语言消亡的历史、现状及过程进行描述，分析了导致语言濒危的各种原因，对海内外关于语言濒危保护的行动进行了综合报道，认为本族语保存有利于保护文化多样性、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徐世璇（2002）结合大量的濒危语言例证，认为主动的语言转用造成本族语消失是产生当代语言濒危现象的主要原因，人口比例、文化基础、经济优势等多种基本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对语言的使用发生综合的影响，最终由取得优势的因素决定语言的发展趋势。她对濒危语言记录保护的具体方法有专门研究，认为记录濒危语言资料的目的是全面展示一种语言的真实面貌，长久地保存自然的原始语料，为后代留存一份文化遗产的活化石。世界各地语言学家在濒危语言记录方面的实践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论，形成了语言学的一个新领域——语言文献记录。她从调查记录的目的、对象、内容、要求和方法等方面系统论述了濒危语言文献记录的特点及其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徐世璇，2006、2007），徐世璇（2015）回顾了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程，并根据我国语言和方言众多、语言生态发生重大变化的国情特点，认为濒危语言的研究和语言典藏实践将成为长期的热点，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当前应在建立规范标准、进行整体规划、注重资料的管理和保存、加强理论的实践几个方面给予及时关注和特别重视。
戴庆厦对濒危语言给予持续关注，在个案调查和理论思考两方面都有深入研究。戴庆厦和田静（2002、2003、2004）认为濒危语言研究应从社会历史条件和语言本体状态两方面进行。他们对仙仁土家语的调查发现：土家语的语言活力处于逐渐衰退、濒临消亡阶段；仙仁乡保留了土家语衰退不同阶段的立体层次，从平面上反映了土家语走向濒危的历史轨迹；其濒危的状态及演变趋势能从共时呈现出的差异得到证明。戴庆厦和张景霓（2006）通过对毛南语的语言活力分析，认为濒危语言研究应区分“濒危语言”和“衰变语言”两种不同情况，这一区分对于探索濒危语言的规律、制定濒危语言对策都有价值。戴庆厦主编的《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2004）汇集了土家语、仙岛语、仡佬语、赫哲语、满语五种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材料，对其濒危现象、濒危趋势及造成语言濒危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他还专章阐述了濒危语言的概念、成因、结构特点以及对其研究的意义等理论问题。戴庆厦长期以来对濒危语言研究保持着学术和社会的理性思考。他曾对濒危语言研究中的定性与定位问题进行思考，认为界定濒危语言的指标体系有主有次，提出了衡量濒危语言的核心指标和参考指标，目前濒危语言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定性定位和个案调查，提倡进行个案调查、理论研究，思考对策和措施（戴庆厦、邓佑玲，2001）。戴庆厦（2012）回顾了20年来的濒危语言热，认为抢救濒危语言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其理念是主张语言多样性、提倡保护语言生态。我国的濒危语言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做法。中国语言的濒危没有像国外所说的那么严重，小语种并不是想象的那么脆弱。他认为必须加强濒危语言理论研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濒危语言理论、方法。他强调要科学理智地深入开展濒危语言保护的研究，要正确估量中国濒危语言的国情，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确定濒危语言的标准，加强濒危语言结构特点的研究，将衰变语言保护的研究提上日程，防止“濒危语言扩大化”。中国应根据国情来界定中国濒危语言的标准，制定具体研究方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濒危语言研究理论方法体系（戴庆厦，2012、2015）。
孙宏开一直将语言活力研究与濒危语言保护结合起来。他认为濒危语言是全球性问题，对文化多样性是一个严重挑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活力情况有所不同，部分弱势语言已经处在濒危状态，有的语言正在消亡或已经消亡。弱势语言的陆续消失是时代的总趋势，在现阶段应重视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抓紧濒危语言资料的抢救和保存，并采取有效措施延缓弱势语言向濒危状态的转化（孙宏开，2001、2006）。他根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实际情况，提出语言活力研究测试的综合指标，并对中国一百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活力排序，形成濒危语言保护的轻重缓急序列。他认为语言活力降低是语言走向濒危的主要特征，对濒危语言可采取抢救性保存和积极保护措施。孙宏开（2015）对怒族使用的几种语言的活力情况进行考察，发现它们基本上都处于濒危或即将消亡的状态，其中怒苏语、柔若语和阿怒语为濒危语言，阿侬语为极度濒危语言。他还特别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经历，追踪分析了阿侬语近20年来从濒危走向严重濒危的衰变过程，警示如果没有有效的语言保护措施，不久的将来阿侬语有可能完全失去交际功能而彻底消亡（孙宏开，2017）。
濒危语言保护是一项实践性、技术性很强的社会工作。学者们对其实现途径、工作规范、技术标准等有专门研究。李锦芳（2005）认为中国濒危语言保护策略有：立法保护，纳入政府和学术部门的工作范畴，政府拨款立项，对不同层级的濒危语言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建立中国濒危语言网站、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建立濒危语言保护示范村社，等等。范俊军（2010、2011、2015、2016）主张通过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进行有声资源数字代立档保护，并对这一工作的理论规范、时间规程，基本原则、技术规则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