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经验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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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族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经验
70年来民族社会语言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推动了中国社会语言学学科建设，促进了中国少数民族语文事业发展，也积累了一些研究经验。
（一）国家与民族的情怀
中国民族社会语言学是在国家的关怀和组织下成长起来的，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发展进步的支持和帮助。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施的规模浩大的民族语言大调查和民族文字“创、改、选”，对于民族身份识别、民族政策落实以及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后来的民族社会语言学一直保持了这一学术特色，许多研究都与国家的民族工作和语文工作紧密联系。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辉煌成就，与国家的规划领导、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支持帮助以及学者们艰苦卓绝的努力分不开，也饱含着民族语言研究者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对少数民族的真挚情感，是国家立场和民族情怀的统一。
（二）调查与实践的品格
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与社会学交叉而成的综合性学科，对社会语言使用状况的实证性调查研究是其根本要义。中国民族社会语言学的实践性品格更为突出，它以解决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和发展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语言调查特别是集体性的团队调查为实施途径，形成了许多现实性、应用性、针对性突出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实践性是中国民族社会语言学乃至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鲜明的学科特色。
（三）借鉴与创新的统一
中国民族社会语言学的建立与对国外的社会语言学学科的引进和借鉴密不可分，但它又具有自己的原创性基础和创新性发展。首先，在学科建立之前，少数民族语言规划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取得了丰硕成果。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少数民族文字创制虽然得到部分苏联语言学家的帮助，但整体上是中国语言学家在国家统筹规划下自己独立完成的。民族社会语言学在对国外学科理论的借鉴中发展成熟，并在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状况研究中保持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自主创造性。比如，语言生活研究就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界研究解决本土语言问题的一个实践，具有明显的探索性和创新性，民族社会语言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社会语言学研究展望
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民族社会语言学已臻于成熟。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民族社会语言学展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其自身的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来讲，有两方面研究需要继续深入推进。
（一）深化学科理论建设
不可否认，中国社会语言学包括民族社会语言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方面还显不足，对于国外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引进多停留在著述译介上，真正的消化吸收、为我所用的成果转化还不够多。比如，语言变异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语言学有别于其他语言学分支学科的一个区别性方法，但国内对此问题的个案研究和理论总结成果较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活和语言规划包蕴着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比如语言社区、语言关系、双语教育等，都需要学界给予深入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思考与阐释。对语言生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同样需要进一步丰富发展。
（二）强化重点领域研究
当前，中国语言生活中的一些重点领域，多与少数民族语言密切相关，需要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比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日益频繁，跨境语言的作用愈加重要，这方面的研究不仅有益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深度合作，对跨境民族语言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再比如，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战略规划覆盖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对于语言与贫困的关系、如何有效推进语言扶贫、如何在提升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水平同时保护发展少数民族语言等等问题的研究，应该成为不断深入探究的课题。当前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未来将对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民族社会语言学需要对这些重要的时代变革中的语言问题予以关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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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节内容写作时综合参考了以下几种论著：黄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版），戴庆厦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书海出版社1998年版），孙宏开《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戴庆厦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黄成龙《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李宇明主编《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为了行文简便，所引材料和观点不再一一随文标注。
[2] 周庆生（Zhou Qingsheng，1992）最早提出“民族社会语言学”（ethnosociolinguistics）这个概念。
[3] 1951年2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规定》第五条，见孙宏开《中国创制和改革少数民族文字工作》，马丽雅等编《中国民族语文政策与法律述评》，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4] 这套丛书已出版20种，具体为：《基诺族语言使用情况现状及其演变》（2007）、《阿昌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2008）、《云南蒙古族喀卓人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2008）、《莫旗达斡尔族语言使用现状与发展趋势》（2009）、《云南里山乡彝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2009）、《西摩洛语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2009）、《元江县羊街乡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2009）、《布依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2009）、《片马茶山人及其语言》（2010）、《景洪市嘎洒镇傣族语言文字使用现状及其演变》（2010）、《元江县因远镇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2010）、《耿马县景颇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2010）、《澜沧拉祜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2011）、《四川盐源县各民族的语言和谐》（2011）、《云南德宏州景颇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2011）、《云南绿春县哈尼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2012）、《科尔沁左翼中旗蒙古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2012）、《勐腊县克木语及其使用现状》（2012）、《云南玉龙县九河白族乡少数民族的语言生活》（2014）、《甘洛民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2015）。
[5] 戴庆厦、余金枝、余成林、林新宇、范丽君：《片马茶山人和谐的多语生活——语言和谐调查研究的理论方法个案剖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戴庆厦、和智利、李旭芳：《丽江市古城区七河镇共和村的语言和谐》，《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戴庆厦、李春风：《语言和谐与边疆稳定——云南省文山州都龙镇各民族语言关系的理论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蒋颖、朱艳华：《耿马县景颇族和谐的多语生活——语言和谐调查研究理论方法的个案剖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乔翔、余金枝：《论四川省盐源县各民族的语言和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黄平、李春风：《论景颇族和谐语言生活的特点和成因》，《民族翻译》2012年第1期；张鑫：《论绿春哈尼族和谐双语生活的特点及成因》，《民族翻译》2013年第4期；龚露、余金枝：《弄京村布努人的多语和谐》，《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