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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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语言文字保护的概念及重要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大潮席卷而来，少数民族的居住环境和社会交流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各方面因素交互冲击，少数民族语言功能逐渐衰退、出现语言转用，甚至濒危。这些民族语言多数没有相应的文字，有的失去了日常的交际功能，有的只有少数老人会说，有的只保留了传说和山歌，情况不一而足。按照我国拥有120多种语言进行统计，仙岛语、柔若语、土家语、达让僜语、义都语、苏龙语、木雅语、畲语、拉基语、木佬语、布央语、塔塔尔语、西部裕固语、康家语、赫哲语、鄂伦春语、京语、俫语、台湾高山族诸语、五色话、倒话、土尔克曼话等30多种语言已经濒危，占了全国语言总量的四分之一。我国人口1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里，约有40%的民族语言已经极度濒危，其余60%也处于程度不等的濒危状态。
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将永久保护语言多样性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语言保护概念开始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民族语言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语言大调查，汇聚了各方力量，为民族语言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识之士纷纷奔走呼吁抢救濒危语言和衰变语言，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做出不懈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言，“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2003）。因此，每一种语言消亡，都意味着人类理解语言结构功能、人类史前史、探索世界多样性生态系统证据的减少，意味着一种族群共性、文化和认同的丧失。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提出“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工作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族语言保护工作迎来了良好机遇、实现了跨越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形成朝气蓬勃的繁荣景象。
回顾历史，我国语言保护工作在实践上先行，但对“语言保护”概念的明确则较为晚近。1998年李宇明在《语言保护刍议》中提出，语言保护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是语言保存，即把现有的语言和方言的真实面貌保存下来；第二是语言卫护，即维护民族共同语和族际交际语的规范，引导它（它们）向健康方向发展。”（1998）2009年曹志耘的《论语言保存》认为，“语言保护”是指通过各种有效的政策、措施、手段，保持语言、方言的活力，使其得以持续生存和发展，尤其是要避免弱势和濒危的语言、方言衰亡。至此，学界把“语言保存”和“语言保护”两个概念明确区分开来。2016年周庆生在《语言保护论纲》中提出，“语言保护”是指为了减少和避免国家或地区因语言濒危、语言资源流失、语言文化遗产失传、语言使用空间萎缩、语言生态失衡、语言健康恶化带来的冲击，政府、语言群体和专家采取的一系列保护性措施，包括：受保护语言的认定、记录、建档、研究、保存、保护、保障、维护、建区、宣传、传承、传播、展示。由此看来，“语言保护”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语言保护”既包括语言保护，也包括语言的记录与保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其中的“保护”是指广义的语言保护，包括记录保存语言和维持语言活力两个方面。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工作的对象包括我国各个少数民族语言，并不仅限于使用人口很少并处于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不过濒危语言保护方面的研究仍然是语言保护研究的重点所在。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言保护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做了大量的语言保护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语言调查和文字创制，撰写大量的民族语言描写研究专著，编纂民族语言词典和民族语言词汇集，组织大大小小的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建设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和全面铺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等等。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派出陈士林、喻世长、王均、王辅世等人调查各地语言，从而对全国各地的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民族文字的相关指示，并为此筹备成立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举办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经过多方准备，1956年国家组织了700多人的庞大队伍，根据研究方向的不同分成7个工作队，分赴全国16个省和自治区开展了民族语言大调查。据统计，这次总共调查42个民族、50多种语言、共计1500多个土语点，每个点包括数千个常用词、一套语法例句和一份音位系统，有的点还记录了丰富的长篇语料。这次调查不仅摸清了中国少数民族主要语言的分布、使用人口、使用状况以及这些语言与周边民族语言的关系等，还了解了我国各少数民族使用文字的基本情况，并为壮、布依、侗、傈僳、苗、佤、哈尼、纳西等10个民族设计了14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方案，为新创和改进的民族文字编写了扫盲读本和简明对照词典。学者们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发表了大量民族语言概况的论文，20世纪80年代陆续整理出版了59种描写少数民族语言的简志，这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史上的重大举措，为整个民族语言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的语言保护工作主要围绕语言调查和文字创制展开。
三 20世纪80—90年代的语言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工作步入正轨，语言保护工作继续深入，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描写研究了新发现的一批民族语言、出版了“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出版了一批民语词典和词汇集。1979年，全国民族研究规划会议召开，提出调查中国空白语言。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孙宏开组织调查研究“中国新发现语言”，成果由上海远东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陆续出版，为48本“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这套丛书收录的多数都是濒危语言，它们成为这一阶段民族语言保护的代表性成果。20世纪90年代的语言保护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孙宏开组织相关专家对民族语言的多个方言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描写，其成果是17本“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四川民族出版社、民族出版社，1998—2011）。这套丛书的描写形式分为两种：一是全面描写某个方言，比较各方言土语的异同，揭示基本特点和演变脉络，如《壮语方言研究》《瑶族布努语方言研究》等。一是深入描写某一语言的代表方言点，揭示结构特点，如《吉卫苗语研究》《玛曲藏语研究》等。这一时期，也是词典和词汇集的高产期。1992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孙宏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包括《汉苗词典》《白汉词典》《汉载词典》《汉嘉戎词典》《瑶汉词典（布努语）》等21本，均由民族出版社和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是影响最大的一套词典。同时期编纂出版的词典还有很多，比如：《蒙汉辞典》（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1977）、《朝汉词典》（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教研室，1978）、《维汉词典》（新疆大学中国语文系，1982）、《汉景词典》（岳相昆、戴庆厦等，1981）和《景汉词典》（徐悉艰、萧家成、岳相昆、戴庆厦，1983）、《佤汉简明辞典》（颜其香、周植志等，1981）、《藏汉大辞典》（张怡荪，1985）、《维汉大词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06）、《彝汉大词典》（何耀军，2008）和《佤汉大词典》（王敬骝，2014）等。词汇集主要有中央民族学院编写的《苗瑶语方言词汇集》（1987）、《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1985）、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写的《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1990）和《藏缅语语音和词汇》（1991）、黄布凡主编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1992）。此外，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和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国际语言规划中心合作，按照国际统一的语言活力参项框架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展开了调查。20世纪末，由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领导、各地教育部门会同语言文字部门实施、多个部门相关人员共同参与，进行了首次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这一时期的语言保护工作，主要围绕语言调查基础上的深入研究和语料汇编等展开。
四 21世纪以来的民族语言保护
2000年10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与《民族语文》杂志社召开濒危语言专题研讨会，这是国内第一次语言保护专题会议，会上孙宏开呼吁应重视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抓紧濒危语言资料的抢救和保存，通过有效措施延缓弱势语言向濒危状态的转化，张公瑾提出了推行双语教育的对策，认为形成一个平等使用各种语言的文化氛围，使各种语言经常有机会被使用，是保护濒危语言的重要措施。此后近二十年来，我国的民族语言保护工作迎来了一个繁荣期，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中国的语言》和“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研究丛书”等。二是国家层面组织开展了几次语言保护工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中国有声语言数据库”建设和“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实验语音等现代手段和多媒体技术应用是这一阶段语言保护工作呈现出的新特点。
20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的专著《中国的语言》，全书约360万字，收入129种分布在中国境内的语言，共分为7编：概论、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南亚语、印欧语、混合语等，这些语言有的已经濒危或正在走向濒危，个别语言已经消失。2010年以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学者展开了中国内地10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活力与语言多样性调查。中央民族大学组织开展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国情调查研究”和“中国跨境语言现状调查”，其成果为戴庆厦主编的系列丛书“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研究丛书”（商务印书馆共计23本）、“跨境语言研究系列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计11本）和戴庆厦主编的《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片马茶山人及其语言》（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等。《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对土家、仡佬、赫哲、满语、仙岛等语言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分析了这些语言的濒危状况，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徐世璇所著《濒危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是我国在语言保护领域的第一部理论性专著，作者阐释了语言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文明成果，剖析了语言濒危的过程及原因，讨论了保护濒危语言的意义和方法。《濒危语言研究中定性定位问题的初步思考》（戴庆厦、邓佑玲，2001）讨论了濒危语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提出了衡量濒危语言的核心指标和参考指标，提倡通过个案调查和理论研究，思考语言保护的具体措施。这一时期关于语言保护的论文和专著还有很多，比如：周国炎的《仡佬族母语生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何学娟的《濒危的赫哲语》（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李锦芳等著《西南地区濒危语言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徐世璇、廖乔婧的《濒危语言问题研究综述》（《当代语言学》2002.2），周滨的《抢救濒危语言：我们能够做什么》（《满语研究》2002.1），谢肇华的《民族语文与民族现代化——以新疆锡伯族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2），何俊芳的《赫哲族语言丢失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2），等等。近些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也加大支持力度，设置语言保护相关项目四十来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也在创新工程和重点学科的扶持下做了苗语、白语、羌语、吕苏语、水语和纳西语等语言的保护工作。2008年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工程，采集保存各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的有声资料，以便将来深入研究和有效地开发利用，保护民族语言文化遗产，这是继20世纪50年代民族语言大调查以来第二次国家层面的语言保护工程。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调动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力量联合展开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各项工作。这是“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的延续和深入。此项工程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记录和收集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语言文化的动态语料，通过数字化处理建成多媒体语言资源库，进而推进深度开发应用，提升我国语言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语保工程包括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两大部分，民族语言部分由中央民族大学特设“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组织开展，通过“中心—项目负责人—课题负责人”三级管理体制具体实施。2016年5月，国家语委与国家民委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通知》，并颁布了2015—2019年在全国少数民族中展开300个一般点、100个濒危点的总体规划表。在丁石庆教授的组织协调下，该项工作逐年稳步推进，目前已近基本完成，其成果形式为语言志、语言文化典藏、语言地图集和语言资料深度开发服务等。此项工程的特点是政府主导、设计先行、规范统一、管理到位、规模宏大，不仅打破了过去学者和民众的界限，积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主动为社会服务、为地方服务，还举办了系列宣传推广、志愿公益活动等，努力唤起社会大众的语言自觉和保护意识。此项工程还带来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广为宣传语言保护的理念，比如：2018年9月在长沙召开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次年2月发布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
除此之外，各民族自治区县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民族语言电台和电视台，使用民族语言进行放映和播报，中央和各地的出版社印发了大批民族语言书籍、报纸和杂志等，相关部门还拍摄了一些民族语言的电影、从事一些热门和经典影视作品的民族语言翻译工作，很多民族地区还广泛使用双语牌匾和广告等。总之，民族语言在日常生活和语言使用中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同时，70年来，港台学者也在民族语言保护工作中做出了积极贡献，比如：王士元主持“中国南方的濒危语言”项目，展现了科技手段拯救濒危语言的前景；台湾有关科研机构和南岛语言学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实施了《台湾南岛语言调查研究》《台湾土著语言的比较研究》《高山族的社会语言学调查》等调查研究计划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五 语言保护工作中的理论问题
新时代呼唤新气象新作为。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怎样做好民族语言保护工作，这是新时代产生的新要求、提出的新任务，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破解一些重要问题，最为迫切、最为关键的，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如何正确认识中国语言国情，了解各语言的活力情况。调查了解语言国情，尤其是了解各地区各语言的活力情况，是整个语言保护工作的基础。只有清晰准确地认识了语言国情，才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合理的语言保护方案。我国语言情况复杂多元、问题颇多，想要准确掌握具体情况并非易事。无论是国土面积的宽广、语言方言的繁多，还是多个民族聚居杂居、甚至涉及跨境问题，或者语言历时因素影响到共时分布等，多个因素叠加，多个问题牵扯，需要层层剥离、深入分析，这都给语言国情的调查和认识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所以，关于语言的国情调查，不是某家单位、某个群体就能轻易完成的。调查语言国情，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投入，需要政府、学者、民众等各方面的全力配合，需要多个层次、多个方面统一协调、形成合力。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展开语言国情调查，但这些调查多数都是个体的、零星的，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指导。做好新时代的语言保护工作，要在全局上了解和掌握中国的语言国情，这是前提和基础。因此，时代呼唤新一轮的语言国情调查，尤其是要分清各个地区各个语言的语言活力如何，分清哪些语言保持旺盛的活力，哪些语言出现了功能的衰退，哪些语言开始濒危，哪些语言已经极度濒危，这些语言所在地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情况如何，哪些因素使语言能保持旺盛的活力，哪些因素又使语言出现衰退或者濒危，这些可以为进一步的语言保护工作提供现实依据和理论基础。
二是如何根据各语言的类型特点，做好语言保护工作。我国有着丰富的语言资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类型多样。要做好语言保护工作，必须要了解和分析这些民族语言到底包括哪些类型，各个类型有何特点。我国的民族语言，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比如：在语言系属关系上，分属于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印欧五大语系。从使用人口上看，最多的壮语使用人口1300多万，最少的赫哲语只有200多人会说。从使用文字上看，藏语等有历史悠久的文字，傈僳语等使用文字的历史就很短，而瑶语等甚至没有传统文字。从方言差异上看，壮语南北方言的差异比壮语北部方言与布依语的差异还要大。从是否跨境的角度上看，白语等为非跨境语言，景颇语等则是跨境语言。从语言使用活力上看，不仅有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之分，而且还可细分为不同等级，汉语是最强势语言，阿侬语等已经严重濒危了。语言保护工作要结合具体语言的类型特点，具体语言具体分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才能取得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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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节撰写主要参考以下文献：王利宾、傅懋勣：《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工作的重要成就》，《中国语文》1959年第10期；傅懋勣：《建国三十五年来民族语言科研工作的发展》，《民族语文》1984年第5期；戴庆厦：《我国民族语文工作与社会语言学》，《民族语文》1987年第5期；道布：《中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民族研究》1998年第11期；周庆生：《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李宇明：《和谐语言生活，减缓语言冲突》，《语言文字应用》2013年第2期；孙宏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规划百年议》《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黄行：《跨学科视域下的语言研究及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2] 该类论文主要有：罗常培、傅懋勣：《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中国语文》1954年第3期；[苏]A.C.契科巴瓦著，俞敏译：《民族语言、文学语言跟地域方言》，《中国语文》1954年第6期；[苏]格·谢尔久琴柯：《关于中国民族和语言的分类问题》，《中国语文》1958年第3期；徐荣强：《民族与民族语的关系问题》，《中国语文》1958年第11期；王利宾、傅懋勣：《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工作的重要成就》，《中国语文》1959年第10期；喻世长：《有关民族语言方言划分的几点意见》，《中国语文》1960年第2期。
[3] 该类论文主要有：袁家骅：《广西壮语方言分布概况和创制文字的途径》，傅懋勣：《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的基本情况和我们的任务》，罗季光：《关于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一些问题》，蔡美彪、刘璐：《东北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文字》，王辅世：《苗族文字改革问题》，《中国语文》1952年第6期；李森：《维吾尔文字的改革问题》，《中国语文》1953年第2期；袁家骅：《壮语语文问题》，《中国语文》1954年第5期；李启烈：《朝鲜语文改革的历史（拼音文字和汉字的比较）》，《中国语文》1954年第6期；李启烈：《谈朝鲜文字改革问题（拼音文字和汉字的比较）》，《中国语文》1954年第7期；王辅世：《台湾高山族语言概况》，《中国语文》1954年第9期；[苏]格·谢尔久琴柯，刘涌泉口译、施政记录：《壮族文字同壮族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问题》，《中国语文》1955年第7期；郑之东：《朝鲜的文字改革》，《中国语文》1956年第7期；喻世长：《布依文为什么和壮文“联盟”》，《中国语文》1958年第3期。
[4] 该类论文主要有：王均：《吸取苏联先进经验研究少数民族语文》，《中国语文》1952年第6期；[苏]B.A.阿夫洛林著，王辅世、刘涌泉节译：《苏联北方各部族的标准语与方言》，《中国语文》1954年第4期。
[5] 该类论文主要有：廖青：《关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的立法研究》，《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7期；托和提：《关于制定我国民族语言文字法的法律依据》，《学术论坛》1992年第1期；齐木德·宝音胡日雅克琪、刘景欣：《论民族语言权》，《中外法学》1995年第3期等。
[6] 本节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燕海雄副教授撰写。
[7] 王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情况》，《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
[8]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内容比语言简志深入一些，篇幅也比语言简志大一些，每种一般都在25万字以上，有的已经超过40万字。从1997年开始，截至目前已经出版了48种。
[9]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和政府组织了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调查研究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内部差异，每个语言都收集了不同数量调查点的方言资料。这套丛书的出版进一步促进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深入发展。截至目前已经出版了18种。
[10]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先后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的资助和支持。一般来说，调查一种语言的词汇时，尤其是濒危语言，收集3000—4000个常用词比较容易，但是收集到4000条以上就比较困难，收集到6000条以上就非常困难了。截至目前已经出版了22种。
[11] 《中国语言地图集》为中澳合作项目，英、汉两种文字，于1991年由香港朗文出版社出版。地图集包括综合图、地区图、语族图和部分语言图（包括方言），大体描述了近80种少数民族语言。在文字说明中，给出了各地区、语族或语言的分布、使用人口、语言关系等信息。
[12] 戴庆厦：《语言国情调查的几个问题》，《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第2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13] 孙宏开教授于2017年出版了英文著作《中国140种语言百科全书》（An Encyclopedia of the140Languages of China：Speakers，Dialects，Linguistics Elements，Script，and Distribution）。该书最新报道中国有140余种语言。
[14] 戴庆厦：《跨境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跨境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15] 黄行：《我国新创与改进少数民族文字试验推行工作的成就与经验》，《民族语文》1996年第4期。
[16]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主要任务包括三个部分，即中国语言资源调查、中国语言资源平台建设以及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就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来看，初步计划调查300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点、900个汉语方言调查点、100个濒危少数民族语言方言调查点、100个汉语濒危方言调查点、20个少数民族语言方言文化调查点以及100个汉语方言文化调查点等。就中国语言资源平台建设来看，计划建成中国语言资源库建设、中国语言资源管理系统建设以及中国语言资源采录展示系统建设等。就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来看，计划出版《中国濒危语言志》《中国濒危方言志》《中国语言方言文化典藏》《少数民族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地图集》《中国语言文化遗产名录》等。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实施对于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7] 丁石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进程、问题与相关策略》，《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第2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18] 本节内容综合参考了以下几种论著：孙宏开：《民族语言文字研究30年》（揣振宇主编《中国民族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欧阳觉亚、孙宏开、黄行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戴庆厦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宇明主编《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为行文简便，所引材料和观点不再一一随文标注。
[19] 马学良、戴庆厦：《社会主义是民族语文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20] 孙若穷、滕星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概论》，劳动出版社1990年版。
[21] 周庆生：《中国双语教育类型》，《民族语文》1991年第3期。
[22] 盖兴之：《双语教育原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3] 周庆生：《中国双语教育类型》，《民族语文》1991年第3期。
[24] 戴庆厦等：《汉语与少数民族语文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增刊，1990年。
[25] 严学宭：《中国对比语言学浅说》，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26] 周庆生：《中国双语教育类型》，《民族语文》1991年第3期。
[27] 戴庆厦：《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概论》，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28] 冯惠昌：《关于双语教学研究的思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 2期。
[29] 戴庆厦：《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概论》，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30] 卢治平：《中介语理论与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语法偏误分析初探》，《语言与翻译》1995年第2期。
[31] 班振林：《浅谈语用学理论在汉语教学中的运用》，《语言与翻译》1999年第 1期。
[32] 郑捷、邓浩：《汉文化与汉语教学》，《语言与翻译》1989年第2期。
[33] 成燕燕：《对哈萨克族学生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第二语言（汉语）教学论集》（第一集），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34] 朱迎华：《谈预科汉语教学中的汉文化因素》，《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35] 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6] 白英、滕星：《民族文化传承与双语教育发展》，《思想战线》2015年第 2期。
[37] 苏德、刘玉杰：《人类学视域下民族地区双语教育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38] 耿才华、拉格：《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发展的思考》，《民族教育研究》2017年第4期。
[39] 郭辉：《基于教育生态学视阈的中加双语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17年第2期。
[40] 谷亚华、吴霓、古文凤：《论“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安全与双语教育》，《民族教育研究》2017年第5期。
[41] 刘伟、李森、郑红苹：《近二十年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状况分析——以〈民族教育研究〉（1990—2009年）为例》，《民族教育研究》2012年第1期。
[42] 李宇明主编：《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0页。
[43] 本节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中心）李旭练副局长、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中心）李玲副编审、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燕海雄副教授联合撰写。
[44] 兰智奇：《以人民为中心 以语言聚人心 推动新时代民族语文翻译事业科学发展》，《民族翻译》2017年第4期。
[45] 塔伊尔江：《试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党的民族语文政策》，《语言研究》1998年第3期
[46] 参见：周季文：《藏汉翻译中的管界问题》，《民族语文》1986年第3期；刘克璋：《翻译的基本准则》，《语言与翻译》1993年第3期；色·贺其业勒图：《蒙古语翻译的由来和发展》，《蒙古语文》1983年第2期；李绍年：《翻译中词语处理的原则》，《语言与翻译》1986年第2期；和即仁：《漫谈翻译》，《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2期；熊泰河：《翻译标准信、达、雅新思考》，《云南民族语文》1994年第3期。
[47] 参见李绍年：《关于翻译方法》，《语言与翻译》1987年第2期；李炬：《浅议翻译技巧》，《语言与翻译》1994年第4期；李英勋：《行政公文中汉译维中的定语翻译方法》，《语言与翻译》1994年第3期；贺文宣：《藏文赞颂词汉译技巧管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吴可勤：《从中外名著的维译本中看汉语形象语言的翻译方法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48] 参见周季文、傅同和：《藏汉互译教程》，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史铸美的《谈谈汉、哈语翻译中的词语处理问题》，《民族语文》1979年第1期；杨才铭：《汉蒙翻译中的动词时、态、体的对应规律》，《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王春德：《苗族人名的翻译》，《民族语文》1979年第3期；普日科：《试论汉译藏基本科技术语中存在的问题》，《西藏研究》1993年第1期；李军：《兼语句汉维翻译浅谈》，《语言与翻译》1993年第4期；和建国：《纳西族文化汉译问题浅谈》，《云南民族语文》1991年第2期；太平武：《论汉译朝中的增减译法》，《延边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张余蓉：《谈汉彝姓氏翻译书写形式的规范》，《民族语文》1992年第3期。
[49] 李旭练、唐超：《民族语文翻译服务探析》，《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