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藏语系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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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藏缅语族文字文献研究
藏缅语族的文字、文献类型多样，既有死文字，如西夏文；也有延续千年的文字文献，如藏文及其文献。从文字性质而言，既有字母文字、也有图画—象形文字、仿汉字的文字符号体系；记录语言单位的方式也有别，音节、字母或跨词与句为单位，不一而同。
（一）藏文及其文献的研究
藏文起源问题的争议。松赞干布即位（634）之前，吐蕃尚未创制文字。松赞干布特遣吞弥·桑布扎前往天竺和西域诸国学习多种文字，据梵文创制藏文，这一观点遍载于藏文历史文献《贤者喜宴》《布顿佛法史》《王统世系明鉴》等。新近有学者认为藏文是从象雄文演变而来。才让太《藏文起源新探》[3]的观点较有代表性。藏文是古代藏族在举行苯教仪式、接受训导和传教时，逐渐熟悉了象雄文，而后用象雄文来标音记载自己的语言，是藏族古代先民集体创制的，而不是后世的吞弥·桑布扎。
20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后，对藏文献的研究翻译工作得到全面推进，五省藏区和北京等地的寺庙印经院、图书馆、档案馆开始初步的整理、分类，并作专题研究。1957年出版了藏文历史名著、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西藏王臣记》（1643年）拉萨木刻版的整理本。关德栋的《西藏的典籍》[4]概述了藏文典籍大体全貌。林志钧的《藏译印度佛学论著目录》、张德钧的《关于清刻大藏经与历代藏经》对清代刻大藏经及历代藏经印制状况作了较为细致的叙述。格西曲扎著，法尊法师、张克强等译的《格西曲扎藏文辞典》[5]是50年代初藏文文献研究的代表著作。
唐蕃会盟碑系吐蕃重要碑刻之一。为结合缔结新型汉藏民族关系，学界十分看重唐蕃会盟碑汉藏双文碑铭的价值。代表性的有常任侠的《拉萨“唐蕃会盟碑”的盟文与建筑》[6]、张政烺的《跋唐蕃会盟碑》[7]、于道泉的《联盟碑》[8]等，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会盟碑的价值。
王尧的《吐蕃金石录》[9]系关于吐蕃金石文字的专辑，收录碑刻十件，钟铭三件，包括了迄今为止发现的吐蕃时期的全部金石文献。对所录文献，按国际惯例一律将藏文转写成拉丁字母，并译成汉文，并对铭文涉及的历史文化等作了考释。
吐蕃时期的藏文名著、巴·塞乃《巴协》的平措次仁藏文整理本和佟锦华、黄布凡汉译本[10]问世。明代藏族史家班钦·索南扎巴著《新红史》藏文本和黄颢的汉译本出版问世[11]。智贡巴·贡去乎丹巴饶布杰《安多政教史》藏文整理本问世，吴均汉译本亦问世[12]。藏文历史名著《红史》《铁虎清册》《贤者喜宴》《五部遗教》《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印度佛教史》《黄琉璃》《松巴佛教史》《木里政教史》《郭扎佛教史》《布顿佛教史》《青史》《萨迦世系史》等的藏文整理本和汉译本问世，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藏文文献整理、翻译、研究的整体水平。
敦煌吐蕃文献数量大，散存多国，主题内容各异，多为孤本或绝本，涉及吐蕃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较早向国内藏学界介绍海外藏敦煌吐蕃文献、开展研究并取得成就者首推王尧、陈践。王尧在《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13]中将藏文古代历史文献概括为三大类：（1）金石铭刻；（2）书籍卷册；（3）文契简牍，同时将这三类文献的历史顺序定位为：奴隶制时期、分裂割据时期、封建统一时期三段历史时期。而在《吐蕃文献序录》[14]中将藏文历史文献按内容、主题、文献材质等分为：佛教典籍、敦煌写卷、金石铭刻、竹木简牍四个大类。王尧、陈践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5]、王尧《吐蕃金石录》、陈践《敦煌本藏文文献》[16]、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17]《吐蕃文献选读》[18]、陈践《吐蕃碑刻钟铭选》[19]、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20]等对吐蕃古藏文文献作了系统的整理、译释和解读。黄布凡、马德的《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21]对敦煌吐蕃文书部分内容的翻译有些新见。
1986年6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伊始，即向中央呈送《关于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的报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示同意设立“藏文大藏经对勘”项目，用以对勘出版藏文《大藏经》。1987年5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文《大藏经》对勘局成立，对大藏经进行对勘出版。至2008年，正式出版《〈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124卷和《〈中华大藏经·甘珠尔〉对勘本》108卷，共计232卷。中国藏学中心大藏经对勘局编纂的《中华大藏经》（藏文）成为1949年以来最重要的藏文文献整理校勘的重大成果，得到国际藏学界、佛学界的广泛好评。
王尧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22]，德格印经院、甘孜州编译局编《德格印经院目录大全》[23]，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编《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24]（上、下）问世。张延清编《法藏敦煌古藏文抄经题记总录》[25]等为藏文文献整理编目、翻译的新成果。
赞拉·阿旺措成的《古藏文辞典》[26]收录古藏文字、词7000余条。土登彭措主编《藏文辞海》（1—3卷）[27]收词汇8万余条，增加了不少近现代新词汇，是最新的大型工具书。
西北民族大学成立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自2006年起整理流失海外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完成《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1—9册）[28]《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1—23册）[29]。堪称21世纪藏文文献回归的重要成果。
苯教作为藏民族的传统信仰，研究苯教文献、文化关乎藏文化原型的重构。中国的苯教文献研究比较薄弱且起步较晚。2007年巴桑旺堆的《当许出土古苯教文书合编》[30]，包括三部苯教仪轨文书和一部苯教医方文书。2011年兰州大学洲塔、洛桑灵智多杰主编的《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31]共30册出版问世，收录了甘肃陇南藏族世代家藏的31函560余部古藏文苯教文献。文献多系公元6—10世纪的手写本苯教文书，涉及苯教经文及古象雄时期藏族先民社会，是研究古代藏族信仰及社会的古文献。2011年才让太主编的《冈底斯雍仲苯教文献》（共25册）[32]，集成一百多函珍贵的苯教手抄本和木刻版文献，涉及苯教史、藏医、因明学、佛学名著，弥补了苯教文献散佚难寻的不足，对于研究古代藏族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2018年洛赛等主编《舟曲民间古藏文苯教文献》[33]（第一辑，25册）问世。包括苯教文献235函、2900卷、45000余页，对苯教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
（二）西夏文及其文献的研究
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被公认为最早识别西夏文字的学者。张澍于清嘉庆甲子年（1804）在武威原西夏之护国寺发现西夏文与汉文《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双文石碑并判定碑阳所刻文字为西夏字，并写就《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34]。清代学者鹤龄发现并研究了西夏文《佛说妙法莲花经》。1904年，法国学者毛利瑟（G.Morisse）据其所得鹤龄原藏八册《佛说妙法莲花经》开展研究。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盗掘的黑水城西夏文刊本和写本达8000余种。黑水城文献出土，西夏学也随之诞生。俄国学者的学术成果迭出，中国学界深受刺激。[35]
罗振玉于1913年从俄国学者处获得西夏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残页照片，在此基础上由罗福成、罗福苌据照片开始研究西夏文字。1919年始发表相关研究成果：罗福成的《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的《西夏国书略说》。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校正西夏纪年。1932年北平图书馆馆刊出西夏文专号，收录中外西夏学家著译36篇。[36]1935年罗福成将《同音》刊行。王国维对元代刊行的西夏文《华严经》曾有研究。
继罗氏父子之后，王静如[37]于1930—1933年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为研究西夏文献的登峰之作，推动了西夏文字及其文献的研究。其所著《西夏研究》1936年荣膺法国“儒莲奖”，王静如系中国学者获此奖的第一人。
20世纪70—80年代，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38]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39]，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探讨[40]，西夏语言文字文献研究进入全新的阶段。西夏文字文献整理研究的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相继问世。其中史金波等整理的《文海研究》[41]、李范文的《同音研究》[42]、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整理的《番汉合时掌中珠》[43]、李范文的《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44]、罗福颐的《西夏官印汇考》[45]、李范文的《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46]、史金波等的《西夏文物》[47]和《类林研究》[48]、陈炳应的《西夏谚语》[49]、史金波等译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50]、[俄]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等的《圣立义海研究》[51]、陈炳应的《贞观玉镜将研究》[52]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
1997年出版的李范文编撰的《夏汉字典》[53]为第一部体例完备的西夏文字典。2013年，李范文因编撰《夏汉字典》而荣获法国“儒莲奖”。史金波、雅森·吾守尔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54]论述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过程、早期传播范围和路线，系统刊布了西夏和回鹘文活字印刷品及有关材料，是活字印刷专题的代表作。
20世纪90年代始全面次第刊布《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从1996年起陆续出版了该书的汉文部分（第1—6册）、西夏文世俗部分（第7—14册），深受海内外学界的好评。《俄藏黑水城文献·西夏文佛教部分》（第15—25册）2016年问世。自2011年起进入佛教文献部分，约再有15册即可完成全书的出版。
2006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1—4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批文献与俄、英藏西夏文献有别，独具价值。史金波、陈育宁主编的《中国藏西夏文献》[55]是迄今最全面的国内西夏文献汇集整理著作。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英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主编的《英藏黑水城文献》问世，英藏是俄藏的最大补充。
《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56]由北方民族大学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推出，收录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写本和印本。这些文献与俄、英等国和敦煌研究院收藏的西夏文文献属一类。武宇林、荒川慎太郎主编的《日本藏西夏文文献》[57]刊布日本藏西夏文文献，影印、收录图版共计532面。杜建录的《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58]系统收集了七省区藏党项与西夏碑刻并作了详细考释。杜建录主编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全14册）[59]以《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图版为顺序，首次对4213件文书逐一录文、叙录、校勘和注释，为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台湾学者龚煌城所著《西夏语文研究论文集》[60]收录作者过去二十多年来所发表的有关西夏语言文字的中英文论文，包括：《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西夏韵书〈同音〉第九类声母的拟测》《西夏语的紧元音及其起源》《西夏语若干韵母转换的起源——重叠复合词》《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语音拟构》《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西夏语动词的人称呼应与音韵转换》《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类林西夏文译本汉夏对音字研究》《西夏文字的结构》《西夏文字中的汉字汉语成分》《西夏文字衍生过程的重建》《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等，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学者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最高水平。台湾学者林英津有《夏译〈孙子兵法〉研究》[61]《西夏语译〈真实名经〉释文研究》[62]。此外还有胡进杉的《西夏佛典探微》[63]，均为台湾学者研究西夏文字文献的代表性著作。
草书文献和佛经对译研究是西夏文献研究的热点之一。这类成果的典型代表作以入选国家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西夏学相关成果为代表，具体有：杨志高的《〈慈悲道场忏法〉西夏译文的复原与研究》[64]、杜建录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65]、史金波的《西夏经济文书研究》[66]、彭向前的《俄藏西夏历日文献整理研究》[67]等。
（三）彝文及其文献的研究
彝文文献是彝族民族文化的载体，是彝族文化的珍贵文献资料。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到云南、贵州考察地质，发现彝文文献后，率先开展收集，在彝族大毕摩罗文笔的帮助下，出版了《爨文丛刻》[68]。此后杨成志、马学良等也进入彝文文献收集研究的领域，收集了大量的彝文文献，马学良著《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69]是这一时期翻译研究彝文文献的重要成果之一。
20世纪50年代贵州最早开展彝文文献的收集翻译工作，1955—1966年期间编译了《西南彝志》《水西全传》等25部彝文文献。其中《西南彝志》[70]编纂者搜集彝族各家支自古流传下来的许多彝文文献，揭示了该著的经典地位。
80年代彝文文献翻译整理步入发达期，贵州彝文文献《彝族诗文论》（1988），云南彝文文献《尼苏夺节》（1985）、《劝善经》（1986）、《尼祖谱系》（1988），四川彝文文献《妈妈的女儿》（1985），云南的《彝族医药》，贵州的《彝族源流》，四川的《金石彝文图录》，马学良主持的《增订〈爨文丛刻〉》等彝文文献翻译研究成果先后出版问世，其中《阿诗玛》（1989）问世以来有12种外文译本。1982年由罗国义等翻译、马学良审定的彝文天文历法专门经典《宇宙人文论》[71]问世。
果吉·宁哈等编译的《彝文〈指路经〉译集》[72]共整理翻译了云、贵、川三省18县18个彝族家支的《指路经》，采用原文、国际音标注音、汉文直译和意译的翻译法，并附有注释和考证，是彝文文献整理研究中的力作。
云贵川百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涵盖了滇、川、黔、桂四省区代表性的彝文典籍和口传祭经、创造史诗、英雄史诗、叙事长诗，系国内首次彝文文献译论的大集成著作。
彝文文献编目提要的最新成果当推清水享、龙倮贵、摩瑟磁火、张仲仁编著的《臺灣中央研究院歴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蔵彝文（儸儸文）文書提要》[73]。有关彝文文献方面的辞书最早有保罗维亚编的《法倮词典》[74]。而集大成者当推马学良主编的《彝文经籍文化辞典》，[75]它以古彝经籍词汇为主要对象，兼及有关彝族历史文化、宗教礼俗及彝文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名词术语，堪称彝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四）纳西东巴文、哥巴文及其文献的研究
纳西东巴文的研究肇始于19世纪末叶。早期的外国学者如美国的骆克、法国的巴克等，都做过有关东巴文及东巴经典的收集、研究工作。20世纪40年代，方国瑜、李霖灿、傅懋勣、张琨、陶云逵、闻宥等学者从诸多角度研究，撰写了很有分量的著述刊行。李霖灿有《麽些象形文字字典》《麽些标音文字字典》《麽些经典译注九种》；傅懋勣有《丽江麽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上册1981年；下册1983年），对经文做了严谨的译注研究，对东巴文字的性质提出了独到见解。约瑟夫·骆克编撰的《纳西—英语百科辞典》（第一卷）1963年在罗马出版；《纳西—英语百科辞典》（第二卷）1972年在罗马出版。《纳西—英语百科辞典》将纳西东巴文、“骆克纳西语转写符号”与英文译文（注释）结合的方式编撰，突破了以字为单位编撰东巴文辞书的范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纳西东巴文的研究有了全新的格局。丽江县文化馆从1962年到1965年整理出13大类528册东巴经典，共译出140多本经典，因条件所限，只石印了《挽歌》等代表性经典22本问世，但为以后东巴文文献的系统系统释读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1年方国瑜编撰、和志武参订的《纳西象形文字谱》出版问世，有力地推动了纳西东巴文献的研究。《纳西象形文字谱》全书分为18属，对1340个象形文字及222个派生字逐一作标音解说，同时收录了582个哥巴文及2000多个常用词汇，在大部分词下还注有象形文字标号及读音。在《纳西象形文字谱》的绪论篇中较系统地论述了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纳西族东巴文字的构造特点，并参照汉字六书说，提出“十书说”，影响深远。1986—1989年“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译丛”所属《纳西东巴古籍译著》（1—3）问世。
1990年始，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千册百卷本《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翻译工作完成，为系统全面研究纳西东巴经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1年，该书荣获第五届“中国国家图书奖”荣誉奖。2003年《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作为首卷正式出版，为其他各卷的编纂出版工作提供了成熟的经验。哈佛燕京学社藏东巴经典的翻译工作在开展中，译注范式仍有许多问题，争议较多，暂不评议。目前哈佛藏数字化的东巴经典已经实现全球共享。
（五）汉字白文及其文献的研究
汉字白文从现存文献看，汉字白文在南诏中后期（公元9—10世纪）就已有使用。1956年，费孝通、李家瑞等在大理发现两批佛经共3000多册。其中，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写本佛经共20卷。这20卷佛经中夹杂着汉字白文，有的在汉文经卷右侧有汉字白文旁注，卷尾有汉字白文注疏。南诏时期的有字瓦文字，一度被视为汉字白文，今人的研究主张有字瓦不足以作为自创汉字白文的证据。[76]田怀清《南诏大理国瓦文》[77]堪为代表。
徐琳、赵衍荪的《白文〈山花碑〉释读》[78]，何一琪的《白文哀词〈赵坚碑〉研究》[79]，徐琳的《白族〈黄氏女对经〉研究》《白族〈黄氏女对经〉研究》（续）[80]、《关于白族的白文》[81]，赵橹的《白文〈山花碑〉译释》[82]，马曜的《论古白文的夭折对白族文化发展的影响》[83]，周祜的《白文考证》[84]，杨应新的《白语本主祭文释读》[85]，王锋的《古白文的文字属性》[86]，为汉字白文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21世纪，汉字白文文献的集成研究成为新趋势。段金录等主编的《大理历代名碑》[87]《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白族卷》[88]《大理丛书·大藏经篇》[89]等为典型代表，此外还新刊布了一些新发现的汉字白文文献。[日]甲斐胜二、张锡禄编《中国白族白文文献释读》[90]涵盖了白文文献的主要门类，如《黄氏女对金刚经》等。韦韧著《〈云龙白曲残本〉文字整理与研究》[91]依据汉字白文数据库系统，分析判定汉字白文不是一个成熟的文字系统。
二 壮侗语族文字文献研究
壮侗语族的文字文献既有受汉字影响而创制的文字，如汉字壮文，也有从梵文巴利文系统的字母脱胎而来的傣文，还有与甲骨文等古汉字符号有关联但又有自身特点的水书。
（一）傣文文献的研究
对傣文文献系统的研究始于民国时期，1946年刊行张镜秋译注的《僰民唱词集》；1947年刊行李拂一翻译的《泐史》和《车里宣慰司世系考订》。1949年后翻译整理的傣文文献散见于《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罗常培、邢庆兰的《莲山摆夷语文初探》也是较早研究傣文文献的专著[92]。1953年方国瑜将《麓川思氏谱牒》加以笺证后印行[93]。
20世纪80年代，傣文文献的翻译研究进入新阶段。译作有高立士的《西双版纳召片领世系》《西双版纳召片领四十四世始末》，刀光强、高立士的《西双版纳傣族的封建法规》等。张公瑾译注的《苏定》《历法星卜要略》问世。“云南省民族古籍译丛”出版了傣族古籍文献《档哈雅》《孟连宣抚司法规》《勐泐王族世系》《车里宣慰使司世系集解》等。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编译了《车里宣慰世系简编》《泐西双邦》《勐龙土司简史》《倚邦土司始末》《勐勐土司世系》《勐腊土司世系》《勐捧土司管辖范围的界线》等。
《泐史》是西双版纳傣文史书，朱德普的《泐史研究》对该书涉及的人与事做了比较、鉴别和分析，颇有价值。傣文贝叶经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它除了记载佛教经典之外，还有傣族社会诸多方面内容。2010年完成出版的《中国贝叶经全集》（1—100卷）[94]，堪称傣族文化总集，也是佛教文献整理研究的重大成果。
（二）水书及其文献的研究
水书，水语称为“泐睢（le1sui3）”，是水族古文字、水族典籍的汉译通称。20世纪40年代岑家梧到水族地区调查，在《水书与水家来源》中认为：水家古文字可上溯到殷商时。岑家梧通过对水书与甲骨文作比较研究后指出：（1）水书为一种巫术用书。（2）水书制造之年代极为古远。（3）水书制造之地点，初在西北一带。（4）水书由北方次第传入江西。（5）水书初传入江西水家后，水家由江西迁入黔省，乃携之俱来。（6）水书是一种被压迫民族所用之文字。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亦可断言也。[95]
90年代，王品魁译注的《水书》（正七卷和壬辰卷）[96]填补了水书整理出版的空白。21世纪初，贵州调集水书先生和学者对水书卷本进行整理、翻译。“中国水书译注”丛书第一辑出版问世，共5本：梁光华、蒙景村等译注《水书·婚嫁卷》，陆春译注《水书·秘籍卷》《水书·麒麟正七卷》，蒙邦敏、蒙君昌等译注《水书·正五卷》《水书·金用卷》[97]。水书目前已经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几年来，相关部门又陆续出版了《泐金·纪日卷》《泐金·纪日卷》英文版，《陆道根源》《贪巨九星歌本》《〈金银卷〉解读》[98]等水书研究文献。贵州荔波县水书研究人员将馆藏9000余册水书按内容分为综合、丧葬、祈福、占卜、消灾、其他六大类，编制《馆藏水书总目提要》，现已完成3000册的翻译注录和编撰“水书古文字汇编”。赵丽明主编《清华大学馆藏十本水书解读》[99]完成了对清华馆藏10本水书原件的翻译解读工作，对解读水族文化和水书符号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汉字壮文及其文献的研究
汉字壮文在壮族地区曾被称作“方块字”“土字”或“土俗字”，壮族人民称之为Sawndip（“生字”）。壮族的古壮字始于唐兴于宋而盛于明清，既有碑刻，亦有大量的师公唱本和民歌抄本传世。古壮字研究者认为广西上林唐初永淳元年（682）《六合坚固大宅颂》石碑中汉字壮文的出现为正式形成的标志。
1936年闻宥的《广西太平府属土州县司译语考》[100]考释过汉字壮文的音形义。1941年，李方桂的《武鸣土语》[101]中谈到了当地的汉字壮文，系对古壮字的开创性探讨，但不认为是真正的文字符号系统。20世纪50年代，韦庆稳的《广西壮族的方块壮字》[102]是较早研究古壮字的论文。其后有张元生的《壮族人民的文化遗产——方块壮字》[103]、黄绍清的《壮族方块字的创造和运用》[104]、黄革的《上林地区壮族方块字的构造》[105]、覃国生的《关于方块壮字》[106]、李乐毅的《方块壮字与喃字的比较研究》[107]、郑贻青的《靖西方块壮字试析》[108]、罗长山的《古壮字与字喃的比较研究》[109]、蓝利国的《方块壮字探源》[110]、梁庭望的《壮族三种文字的嬗变及其命运的思考》[111]、韦树关的《从壮字中的借形字和形声字谈古壮字创制的年代》[112]、林亦的《古壮字与广西粤语方音史研究》[113]等，这些文章都涉及对古壮字的研究。韦庆稳、覃国生的《壮语简志》[114]、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115]中有介绍。韦景云、覃晓航的《壮语通论》[116]也有“方块壮字”一节。林亦的文章《谈利用古壮字研究广西粤语方音》[117]、李富强的《壮族文字的产生、消亡与再造》[118]，也讨论了壮族历史与文字的关系。《古壮字字典》[119]是第一部汉字壮文字典，收录正体汉字壮文字4918个，加同形异义字为10700个。1991年，张声震主编的《布洛陀经诗译注》[120]问世，堪称古壮文文献译注的代表性成果。此后，张元生、梁庭望、韦星朗著《古壮字文献选注》[121]出版问世。覃晓航的《方块壮字研究》[122]对汉字壮文的历史发展、性质等涉及汉字壮文的诸多问题作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