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阿尔泰语系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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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突厥语族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
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民族在历史上曾使用过古代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摩尼文、婆罗米文、叙利亚文、察合台文等文字，并用这些文字记录了大量各方面的内容，是研究突厥语族语言史的文献依据。
（一）突厥文及其文献的研究
突厥文是公元7—10世纪突厥、回鹘、黠嘎斯等族群使用的文字，又称鄂尔浑—叶尼塞文、突厥如尼文，通行于额尔浑河、叶尼塞流域以及今中国新疆、甘肃境内的若干地方。1889年，俄国人雅德林采夫（N.M.Yadrintsev）带领考察队在鄂尔浑河流域发现了《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根据这两通石碑，丹麦的语言学家汤姆逊（V.Thomsen）解读了古代突厥文。俄国的拉德洛夫（W.W.Radloff）、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von.Gabain）都曾对突厥碑铭做过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1949年前有韩儒林的《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123]《突厥文芘伽可汗碑译注》[124]《突厥文日欲谷碑译文》[125]《蒙古之突厥碑文导言》（翻译）[126]，岑仲勉的《跋突厥文阙特勤碑》[127]。1958年，岑仲勉又据英文译本改译了韩儒林所译的《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王静如的《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128]、冯家昇的《1960年吐鲁番新发现的古突厥文》[129]，对古突厥文刻题记进行了研究。
耿世民的《维吾尔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130]《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131]《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等探讨了突厥回鹘的历史、碑铭的发现和解读情况，古代突厥文字母和主要拼写规则、古代突厥语法等，对《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等九块碑铭以及《占卜书》的译释提供了可靠的文本。
耿世民的《古代维吾尔族文字和文献概述》全面概述了维吾尔族古文字文献[132]，耿世民的《古代突厥文碑铭述略》介绍了古突厥文碑铭的主要构成[133]，耿世民的《古代突厥文主要碑铭及其解读研究情况》着重介绍研究进展[134]，陈宗振的《突厥文及其文献》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突厥文的重要著作[135]。李国香的《维吾尔文学史》从文学角度谈及部分古代突厥文碑铭及其文学价值[136]。李经纬的《突厥如尼文〈苏吉碑〉译释》[137]，对《苏吉碑》作了汉译和注释。林斡的《古突厥文碑铭札记》等论文对《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突厥碑铭中的若干语词的释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138]克由木霍加、吐尔逊阿尤甫、斯拉菲尔等编译的《古代维吾尔文献选》（维吾尔文版）[139]，对《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磨延啜碑》进行了转写、维吾尔文翻译和注释。
突厥文碑铭文献专题研究成果还有勒内·吉罗的《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140]，对《阙特勤碑》《暾欲谷碑》和《毗伽可汗碑》作了深入考证。牛汝极的《古代突厥文〈翁金碑〉译注》[141]。张铁山的《我国古代突厥文文献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设想》[142]在评析突厥文文献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该学科的发展提出了若干设想。牛汝极的《突厥文起源新探》[143]认为古突厥文从象形和契刻符号发展而来。赵永红等的《古代突厥文〈占卜书〉译释》[144]，杨富学的《古代突厥文〈台斯碑〉译释》[145]则对具体文献做了译释。芮传明的《古突厥碑铭研究》[146]是突厥文碑铭研究的新著。艾娣雅·买买提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文献古俗寻绎》[147]、阿力肯·阿吾哈力的《突厥如尼文字溯源》[148]对突厥如尼文字的起源提出了新见。耿世民的《若干古代突厥词的考释》[149]《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纪念汤姆森解读古代突厥文一百一十年》[150]《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151]，《丹麦学者汤姆森与古代突厥文的解读》[152]，论及突厥文碑铭的发现与研究现状。通论性的有戴良佐编著的《西域碑铭录》[153]收录了汉文碑、铭210通（方），书中收录的20通元碑，反映了高昌畏吾儿人在内地的业绩。
（二）回鹘文及其文献的研究
回鹘文是回鹘人采用粟特文字母创制的文字，属音素文字类型，主要通行于今吐鲁番盆地及中亚楚河流域。留存至今的回鹘文书写的碑铭和文献有《九姓回鹘可汗碑》《弥勒会见记》《福乐智慧》《金光明经》《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高昌馆杂字》《高昌馆来文》等。
研究论著有耿世民的《古代维吾尔诗歌选》[154]《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维吾尔族古代史诗）》[155]《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156]《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157]，冯家昇的《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158]，胡振华、黄润华整理的《明代文献高昌馆课（拉丁字母译注）》[159]《高昌馆杂字——明代汉文回鹘文分类词汇》[160]，李经纬的《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161]、《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162]，李经纬、鞠尚怡、颜秀萍著《高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163]，李增祥、买提热依木、张铁山编著《回鹘文文献语言简志》[164]，邓浩、杨富学著《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165]，牛汝极的《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166]，张铁山的《突厥语族文献学》[167]《回鹘文献语言的结构与特点》[168]，阿不里克木·亚森的《吐鲁番回鹘文世俗文书语言结构研究》。[169]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170]的译注与研究成为回鹘文献研究的内容，出现了多个文种的译注本。耿世民的《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是关于古代维吾尔族原始佛教剧本（也是我国最早的戏剧剧本，属公元8世纪）的研究，有功于戏剧史的追溯。张铁山的《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译释研究（一）（二）》[171]，为莫高窟新发现的回鹘文献译释的研究成果。
敦煌回鹘文木活字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也是20世纪90年代回鹘文字研究的标志性事件。存世的回鹘文木活字计有1014枚，年代在12世纪到13世纪上半叶之间，早于古腾堡使用的金属活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172]中雅森·吾守尔执笔的《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整合多学科的全新视角，证明回鹘文木活字是我国活字印刷术向西方传播历程中的中介类型活字。敦煌出土的回鹘文木活字的发现，证明在中国内地活字印刷术发明不久，就已经传播到西夏和回鹘地区，彻底改写了活字印刷术历史发展进程，确立了中国首创活字印刷的文明史地位。
（三）察合台文及其文献的研究
察合台文是突厥语诸民族和蒙古人使用的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音素型拼音文字，14—20世纪通行于新疆和中亚以及印度北部地区。察合台文文献主要收藏在新疆。目前已出版的察合台文文献主要有：《拉失德史》（中亚蒙兀儿史）《成吉思汗传》《伊米德史》《安宁史》《布格拉汗列王传》《新史记》《乐师传》《巴布尔传》《和卓传》《突厥世系》《阿帕克霍加传》《和卓依斯哈克传》等近60本。
宝文安汉译的《苏图克·布格拉汗传》[173]、马维汉汉译的《艾卜·纳色尔萨曼尼传》，系察合台文手抄本文献。察合台文《纳扎里诗集》《布格拉汗列王传》《和卓传》等都有汉文全译本。察合台文契约文书书目有陈国光在《新疆维吾尔族契约文书资料选编》基础上编辑的《民国时期南疆地区部分契约文书编目》，以及李进新的《近代新疆维吾尔族契约资料评介》、王东平的《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1759—1884年》等。金玉萍的《清季吐鲁番地区的租佃契约关系——吐鲁番厅察合台文契约文书研究》[174]，对清朝光绪年间吐鲁番地区的察合台文契约文书作了研究。
严格意义的察合台文契约文书的研究始于《新疆维吾尔族契约文书资料选编》，收入的314件文书包括契约及非契约性的文书，是研究清代南疆地区的维吾尔社会必备文献，弥补了汉文文献的不足。铁依甫江·艾里耶夫整理、张宏超翻译的《纳瓦依诗选集》收诗人纳瓦依诗共260首，对维吾尔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结合清史编撰项目编译的察合台文献的代表性成果有苗普生译注的《清代察合台文文献译注》[175]，该书将原文为察合台文或波斯文的五种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年史》《和卓传》《大和卓传》《伊米德史》和《塔兰奇史》作了详细的译注，对研究16—20世纪初的新疆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 蒙古语族文字文献研究
蒙古语族的文字符号系统的创制使用与蒙古帝国的崛起密不可分，还关系到蒙古族与回鹘、藏族、粟特等诸多民族之间的文字文化交流与互动关系。
（一）回鹘式蒙古文及其文献的研究
回鹘式蒙古文文献研究主要以文献整理、转写、注释为主。最早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是《也松格碑》，时间约为1224年年末或1225年年初。回鹘式蒙古语及其文献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道布编纂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蒙古文版）[176]，汇集了国内外先后刊布的13—16世纪回鹘式蒙古文文献22份，还介绍了蒙古文字概况和13—16世纪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整理研究情况。
回鹘式蒙古文研究论著有道布的《回鹘式蒙古文〈云南王藏经碑〉考释》[177]《回鹘式蒙古文及其文献》[178]《回鹘式蒙古文研究概况》[179]《回鹘式蒙古文》[180]。代表性论著有嘎日迪的《阿尔寨石窟回鹘蒙古文榜题研究》（蒙古文）[181]《阿尔寨石窟回鹘蒙古文榜题研究》[182]，他的《中古蒙古语研究》（蒙古文）[183]《中古蒙古语研究》（汉文），[184]系对13—16世纪回鹘式蒙古文音写蒙古语文献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有关中期蒙古语的概括性论述著作。哈斯巴根的《中世纪蒙古语研究》[185]《蒙古语历史及文献语言研究》[186]也是这一时期的回鹘式蒙古文及文献研究的代表性著作[187]。
宝力高的《蒙古文佛教文献研究》[188]对蒙古文佛教文献进行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该书从版本学角度分类阐释了蒙古文佛教文献的载体、写本和刻本，蒙古文《大藏经》的翻译、雕版刊行、版本特点以及内容等，是回鹘式蒙古文佛教文献研究的代表作。乌兰的《〈蒙古源流〉研究》[189]对《蒙古源流》作了科学整理和研究，包括经过校订的原文拉丁文转写等内容。该书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同时又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或者不足之处，对不少问题有创见。
（二）八思巴文及其文献的研究
八思巴字堪称元代通字方案，可拼写不同民族的语言。现存八思巴字文献，拼写蒙古语和汉语的碑铭各有二十余通。八思巴字汉语资料有助于重建元代汉语的音韵系统，也可用以考求汉语北方官话的形成史。罗常培、蔡美彪著《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190]既是八思巴字汉语文献的集成，也是研究元代汉语的重要成果。
蔡美彪著《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191]主要是对八思巴字音写蒙古语碑文的考释，以及八思巴字音写蒙汉语及其他语言的文物的考释。蔡美彪著《元代白话碑集录》[192]所收录的元代白话碑的碑文大都是译自元代蒙古语的公牍。白话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白话口语状况，为研究元代汉语史的必备资料。
照那斯图1977年发表的《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193]收录印蜕95方，有重要参考价值。照那斯图此后出版了《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Ⅰ研究文集）》《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汇集）》两部重要专著[194]，与薛磊合作出版了《元国书官印汇释》[195]。照那斯图、杨耐思的《蒙古字韵校本》[196]为八思巴字与汉语音韵研究者提供了校勘本。照那斯图的《八思巴字篆字母研究》[197]《论八思巴字》[198]是全面探讨八思巴字的系统之作。2001年照那斯图、宣德五的《训民正音和八思巴字关系探究——正音字母来源揭示》[199]认为“训民正音”字母表的来源是八思巴字，备受瞩目。
（三）托忒蒙古文及其文献的研究
托忒蒙古文，是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于1648年在回鹘蒙古文基础上创制的一种文字。托忒文献包括人物传、法典、外交文书、祭地书、纪实文学、地图、世系谱。M.乌兰所著的《卫拉特蒙古文献及史学：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研究为中心》[200]对托忒文历史文献作了系统介绍研究，探讨托忒文文献与卫拉特史方面的关系。特别指出，以往的学者们主要是对国外藏的托忒文刻本进行研究。无视中国藏托忒文刻本及其载体类别，研究表明中国藏托忒文文献刻版类别最丰富，但研究落后于国外。通论式的著作有王大方、张文芳编著的《草原金石录》[201]，全书通过对蒙古草原地区考古调查所发现的蒙元时期的石碑和印章等金石类文物的考察、拍照、拓印与研究，丰富了蒙元时期蒙古草原地区的历史。
三 满—通古斯语族文字文献研究
满—通古斯语族的文字文献的创制与辽、金两个王朝的兴盛有关。契丹文字的创制受汉字的影响。契丹文分大字和小字，有表意和表音的性质区分。由于契丹文与女真文已经死亡，存世的文献有限，目前对契丹文与女真文的解读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仍在艰辛探索中。契丹语言的语言系属，有的学者主张应归蒙古语族；有的则主张纳入满—通古斯语族。本篇为了叙述方便，暂归入满—通古斯语族。
（一）女真文及其文献的研究
金朝创制的女真文字记录女真语，使用时间从12世纪20年代至15世纪中叶。女真语言文字的传世文献主要是明朝编纂的《女真译语》。现存女真大字石刻共计12件[202]。
1896年德国学者葛鲁贝的《女真语言文字考》出版[203]，标志着女真语文学的创设。自19世纪至20世纪末，在中国、朝鲜及今俄罗斯境内发现各类型的女真文文献30余件。金光平、金启孮著《女真语言文字研究》[204]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女真文字的专著。金启孮著《女真文辞典》[205]收录女真字1737个，堪称女真文字研究的百科全书。金启孮、乌拉熙春的《女真文大辞典》[206]，是在《女真文辞典》的基础上增补了《女真文字书》及现存所有石刻中出现的女真字，总数达到1300多字，区分了女真文意字和音字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发展脉络。金启孮、乌拉熙春的《女真语满洲通古斯诸语比较辞典》[207]汇总了所有女真语词汇并将其与满—通古斯诸语作了比较研究。
齐木德道尔吉、和希格的《女真译语研究》[208]，进行女真语语音的构拟以及相应语法的探讨。乌拉熙春的《明代的女真人——从女真译语到永宁寺记碑》[209]讨论了《女真译语》和由汉文、蒙古文、女真文所写的三体碑文《永宁寺记碑》的两种残留的女真文资料，对15世纪的女真文从文字、音韵、语法等方面进行新的解读。对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庆源郡女真大字石刻》和《北青女真大字碑》的研究成果有乌拉熙春、吉本道雅的《韩半岛から眺めた契丹女真》[210]。对西安碑林发现的女真大字残页的综合研究成果，见于乌拉熙春的《女真文字书研究》[211]对黑水城出土的金代女真大字残页的最新研究成果见于乌拉熙春的《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212]和刘凤翥等的《女真译语校补和女真字典》[213]。
（二）契丹文及其文献的研究[214]
契丹文是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统称，一般认为契丹大字于辽太祖神册五年（920），由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创制，系表意文字。契丹小字的创制晚于契丹大字，由辽太祖弟迭剌创制，系拼音文字。
1922年6月21日，发现了辽兴宗皇帝及其仁懿皇后的契丹字哀册。契丹文在辽庆陵重新发现引发契丹文字考释的一时风气。1925年日本的羽田亨所撰《契丹文字的新资料》[215]发表被视作契丹文字研究的肇始，该文区分了女真文和契丹文的界限，限于资料，契丹文解读仍在探索中。30年代，处在对契丹字字义的推测阶段，代表人物有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等。具体成果为罗福成的《辽宣懿皇后哀册释文》[216]《兴宗皇帝哀册文释文》[217]，王静如的《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218]《契丹国字再释》[219]，为契丹文研究的创始之作。《兴隆出土金代契丹文墓志铭解》[220]则使契丹文的研究在新材料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厉鼎煃著有《契丹国书略说》[221]《热河辽碑二种考》[222]《热河契丹国书碑考》[223]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有：分清大小字的区别、了解小字的拼写构造、书写方法、推测一些字的意义。受制于研究方法，可信的仅70余条。1939年以来发现的契丹大字的9篇资料的拓片影印件和相关汉文碑刻均收录于清格尔泰等编撰的《契丹小字研究》中。
20世纪50年代，探索拼读法、构拟字音成为研究工作的主流。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为契丹小字研究的劲旅。如山路广明（1956）的《契丹制字研究》，着重探讨了契丹文字的读音问题；村山七郎1951年3月在《言语研究》上以《契丹字解读方法》为题发表文章，提出契丹字来源于突厥文字的观点。长田夏树于1951年刊布《契丹文字解读之可能性》，对契丹字进行了系统的统计研究。爱宕松男于1956发表《关于契丹文字的解读》和《契丹文字鱼符、玉盏、铜镜铭文的解读》，主张契丹语和蒙古语完全相同，契丹小字的最小读写单位原字还可以分解成更小的字母和字头。
60年代苏联及欧洲诸国学者也开始全新的契丹文研究。如：俄国学者鲁道夫、沙夫库诺夫、达斯今，法国的安比斯，德国的门格斯、弗兰克、道弗尔，匈牙利的李盖提、卡拉等。
70年代中国学者为了改变契丹文字研究陷于停滞的局面，1975年9月清格尔泰、陈乃雄、刘凤翥、于宝林、邢复礼等人共同组织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对契丹小字进行了一系列攻关式的研究。该小组的研究成果《关于契丹小字研究》[224]，初拟了100个字的音值。1985年最终成果《契丹小字研究》问世。小组的研究以音义结合、重视汉文史籍中用汉字记录的契丹语材料，参照亲属语言的语音语法现象的研究范式见长，部分拟音内容和语词释读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有进展，具体如：构拟出110多个原字的读音，释读了三百多条词语，并对24种附加成分的音义作了讨论。
80年代，出土了众多契丹小字的文献。18方契丹小字墓志铭的拓片影印件以及摹本均收录于清格尔泰的《契丹小字释读问题》。目前已确认且包括重复出现的契丹小字的总字数已突破35000字。1985年《契丹小字研究》[225]专著出版后，契丹文研究成果迭出，如：即实的《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226]、清格尔泰的《契丹小字释读问题》、刘凤翥的《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227]、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的《契丹语言文字研究》[228]和《辽金史与契丹、女真文》[229]、陈乃雄和包联群的《契丹小字研究论文选编》[230]、吴英喆、杨虎嫩的《契丹小字的新资料：萧敌鲁和耶律详稳墓志考释》、[231]吴英喆的《契丹小字新发现资料释读问题》[232]等。吴英喆认为契丹文研究界逐步掌握了契丹小字中存在的若干规律，如：（1）元音和谐律：清格尔泰首次提出契丹小字中存在元音和谐律的观点。代表论文为《契丹小字释读工作中运用元音和谐律的问题》[233]。（2）“数”的和谐：高路加的《契丹小字复数符号探索》[234]中，提出契丹小字中基数词作定语时，被限定语常常采用复数形式（但也有单数的）的观点。（3）“性”语法范畴：吴英喆的《契丹小字“性”语法范畴初探》[235]提出契丹小字中存在“性”语法范畴的观点。（4）父子连名现象：刘浦江和康鹏在《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236]认为在契丹族的历史上存在“父子连名制”。（5）元音附加法：吴英喆的《契丹小字拼读方法探索》[237]提出契丹小字中存在“元音附加法”的观点。（6）入声韵尾：吴英喆认为辽代汉语借词中入声韵尾并没有完全消失[238]。
刘浦江领衔编纂的《契丹小字词汇索引》厘定了原字378个和契丹小字词汇4167个，并对契丹小字词汇编制了索引。纠正了前人的若干错误。刘凤翥的《契丹文字研究类编》[239]涵盖了迄今为止最新的契丹语文研究成果和最全的契丹文研究资料，分契丹文字研究史、契丹文字新研究、契丹文字资料诸篇。清格尔泰、吴英喆、吉如何的《契丹小字再研究》[240]是继《契丹小字研究》之后总结国内外契丹文字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契丹文大小字性质各异，尚未彻底破译。契丹字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分析型的汉字与粘着型的阿尔泰语之间的契合路径，也利于了解汉字传播史的轨迹。
（三）满文及其文献的研究
满文文献研究历史悠久。清代就一直坚持对满文文献的装订分类存档。清乾隆年间就开始对《满文老档》进行整理、编纂出《无圈点字书》，堪称清代满文文献整理的先河。清末有张玉泉、李德启的《满文老档之文字及史料》《满文书籍联合目录》。
1969年台北故宫影印出版十册《旧满洲档》满文文献。台湾学者广禄、李学智整理出版《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1—2册）、《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241]为满文文献整理的重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的《盛京刑部原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三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的《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42]收录海峡两岸收藏的满文档案4297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的《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43]收录海峡两岸收藏的满文档案5434件，文献均系首次翻译刊布。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编译的《满文土尔扈特档案史料选译》[244]出版，备受国内外关注。
80年代以来，满文古籍《满洲源流考》《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通志》《八旗文经》《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熙朝雅颂集》得到整理和刊布。《满汉大词典》《新满汉大词典》的问世使清史研究和满语研究更上层楼。
关于满文文献的刊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245]（全283册）出版问世。其内容丰富，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意义。吴元丰主编的《北京地区满文碑刻拓片总目》[246]辑录北京七个单位所存满文和满、蒙、汉、藏等多体文字合璧的碑刻拓片，共计764种，比《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多出85种，代表着新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