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印欧语系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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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内的印欧语系伊朗语族[247]的文字文献都是古代的死文字及文献，但关乎东西交通及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交流、宗教传播，一直是丝路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吐火罗文文献、粟特文文献的研究一直是印欧语言学界的重要研究论题。
一 吐火罗文及其文献（焉耆—龟兹文文献）的研究
吐火罗语是在塔里木盆地发现的一种死语言，1890年发现第一份吐火罗文书写的手稿。吐火罗文的文献以佛教内容为主，也包含了寺院经营档案、商旅通关文件、医学和巫术的报告等。季羡林1943年在德国发表了论文《〈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诸异本》，利用包括汉文在内的各种文本，对吐火罗语的语词、语意、故事传译中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946年季羡林回国之后，因资料缺乏，吐火罗文及其文献研究中断了30年，中间只有冯承钧汉译法国学者伯希和（P.Pelliot）和列维（S.Levi）著的《吐火罗语考》问世。
1975年，新疆吐鲁番出土一批吐火罗文甲种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1981年季羡林才得以重新开始研究。季羡林的研究确认1974年在一处佛教遗址发现的残破的古代文书是用吐火罗文写的剧本《弥勒会见记》。季羡林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248]出版，1998年，季羡林在德国出版《中国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结束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外国”的说法。季羡林还发表过《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新博本76YQ1·1（两页一张）译释》[249]。
继季羡林之后，我国继续从事严格意义上的吐火罗语文献研究的学者仅台湾女学者庆昭蓉一人而已。庆昭蓉的《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古代龟兹历史》[250]以吐火罗语世俗文献等出土胡汉文字资料为经、传世史籍与佛教典籍为纬，分析6—8世纪龟兹的历史特征。该书概观吐火罗语世俗文献的出土与收藏情况，并介绍近年来国外吐火罗语文献学研究的重要进展，引述不少海外所藏吐火罗B语（即龟兹语）世俗文书残片的录文与翻译作为论证根据，吸收了一部分古代龟兹地区境内现存石窟题记的最新调查成果。相关最新的成果还有庆昭蓉的《从吐火罗B语词汇看龟兹畜牧业》[251]《从龟兹语通行许可证看入唐前后之西域交通》[252]。新疆龟兹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唐研究》（第二十卷）发表《苏巴什石窟现存龟兹语及其他婆罗迷文字题记内容简报》，对法国探险队20世纪初发现的有关题记的照片以及在法国吐火罗语专家Walter Couvreur、Georges-Jean Pinault 对该题记介绍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三方合作项目“龟兹地区现存吐火罗语写本与题记的调查与研究”对现存题记做新调查，并与Pinault的《库车地区诸遗址》（Sito divers de la region de Koutcha，Paris，College de France，1987）出版的四道题记勘合，分前言、转写体例、题记内容、现存题记的文献与历史价值、结语五部分，仔细勘定了所录共49行横列婆罗迷文字，共计47道题记的原文内容，堪为最新的成果。
中国学者认为，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的定名是有问题的，主张称为焉耆—龟兹文文献[253]，如王静如的《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254]等文论证了“吐火罗语”实际上就是“焉耆语”和“龟兹语”，季羡林的《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也如是主张[255]。
二 粟特文及其文献的研究
粟特文字母系阿拉美字母的分支。现存的粟特语文献的写作年代集中于８—11世纪，多数是从穆格山、吐鲁番和敦煌发现的。目前我国学者对粟特语文献的研究，主要是在外国学者释读基础上进行的。龚方震的《粟特文》[256]、黄振华的《粟特文及其文献》[257]、程越的《国内粟特研究综述》[258]、陈海涛的《敦煌粟特问题国内外研究综述》[259]，均对粟特文文献有不同程度的介绍。伊不拉音·穆提依的《中亚地区的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260]概述了粟特人活动和粟特语的演变。王叔凯的《浅论粟特字母的传播与回鹘文的传播》[261]也论及此专题。其他讨论文书的典型成果，如王冀青的《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262]和陈国灿的《敦煌所出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263]都讨论了二号信札的译文及写作年代，观点各异。林梅村的《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264]。林文从考古地层和信件文义分析，提出前两位学者讨论的文书信撰于202年。林梅村的《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265]讨论了丝绸之路上粟特文书记载的女奴买卖问题。1984年马小鹤在《公元８世纪初年的粟特——若干穆格山文书的研究》[266]一文中，诠释了若干粟特语、阿拉伯语文书，阐明了喷赤干领主迪瓦什梯奇的经历和８世纪初年阿拉伯人在中亚的扩张。林梅村的《布古特所出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考》[267]利用汉文史料对碑文记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了新的解释，称碑文的作者是在突厥为官的粟特侨民。
柳洪亮的《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268]收录了吉田丰的《粟特文考释》以及吉田丰对柏孜克里克摩尼教粟特文书信格式所做的研究，吉田丰认为其书信格式一方面与《古代书简》（4世纪初）和穆格山文书（8世纪初）相似，并与同时代的回鹘文书信有相同之处。美国学者安妮特· L.朱丽安娜、朱迪思·A.莱莉著、苏银梅译《古粟特文信札（Ⅱ号）》[269]、毕波的《粟特文古信札汉译与注释》[270]，提供了粟特文古信札的汉译版。马小鹤《摩尼教“五种大”新考》[271]据粟特文文书Ml78对摩尼教教义作了研究。《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272]收录的马小鹤《粟特文“tinpi”（肉身）考》对新发现的三件粟特文作了研究，上述成果为中国学者的代表性成果和译述国外学者论著的代表。
三 于阗文及其文献的研究
于阗文是古代于阗塞种人使用的文字，又称于阗塞文。于阗文是继佉卢文之后，在5—10世纪流行于阗一带的文字系统。于阗语属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的语言。于阗文文献以佛经居多，也有少量社会经济文书、官方文书等。英国学者贝利堪为研究于阗文集大成者，其《于阗文文献》《于阗文佛教文献》《于阗文字典》为代表性成果。
中国学者的典型成果有林梅村的《新疆和田出土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273]段晴的《于阗佛教古卷》[274]是结合汉文文献对于阗语、梵语原始写卷进行文本分析的新成果。段晴、张志清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梵文、佉卢文卷》[275]以整理、诠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来自新疆和田的梵文、佉卢文文书为主要内容。段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于阗语卷（一）》[276]是对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域文书中部分于阗语卷的释读与研究，主要内容涵盖了国图所藏于阗语典籍、案牍等，反映了古代于阗国社会生活等多角度的情况，是目前中国学者整理翻译研究于阗文文献的典型成果。
四 佉卢文及其文献研究
佉卢文是梵文Kharoṣṭhi一词的简称，全称“佉卢虱底文”，又名“佉卢书”“佉楼书”，该名出于古代佛经译本，意为“驴唇”，故有时也称“驴唇文”。“佉卢文”仅作为一种文字符号，而用这种文字所书写的语言并不称为“佉卢语”。新疆发现的佉卢文资料大约为东汉时期的居多。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约700余件佉卢文文书，内容涉及社会文化诸方面。佉卢文书载体类型多样，大多为古鄯善国的文献。
1965年王广智译出巴罗（T.Burrow）著的《新疆出土佉卢文残卷译文集》（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ṣṭ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277]。中国境内发现的佉卢文文书的全面汉译和研究首推林梅村所著《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278]，该书根据文书的年代、形式和内容重新做出细致的分类，找出其中的联系，与不同地点出土文书进行比较，从而勾勒出尼雅绿洲的社会生活实况，为尼雅佉卢文书研究的起点。
林梅村对佉卢文钱币、文书的收集整理研究的成果有：《佉卢文书及汉佉二体钱所述于阗大王考》[279]《再论汉佉二体钱》[280]《中国所出佉卢文书研究述论》[281]《汉佉二体钱铭文解诂》[282]《楼兰新发现的东汉佉卢文考释》[283]《新疆尼雅发现的佉卢文契约考释》[284]《洛阳所出东汉佉卢文井阑题记——兼论东汉洛阳的僧团与佛教》[285]《新疆营盘古墓出土的一封佉卢文书信》[286]《尼雅南城外96A07房址出土佉卢文》[28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佉卢文书译文》[288]《中国所出佉卢文书的流散与收藏》[289]《新疆佉卢文书释地》[290]《新疆佉卢文书的语言》[291]《新发现的几件佉卢文书》[292]。段晴、才洛太《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藏佉卢文尺牍》[293]。上述论著可视为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佉卢文文献研究的代表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