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南岛语系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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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南岛语诸族群主要分布在台湾岛上，历史上这些族群都没有创制文字系统，自然没有文献传统，大抵视为无文字社会的典型。17世纪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统治台湾时期，即明天启四年（1624）至清顺治十八年（1662）[294]，荷兰神职人员为了配合殖民者推行政务，管理台湾土著社区，兼传教为目的，在今天台南新市乡一带的原住民西拉雅族群所在的社区新港社，教当地西拉雅族群民众用拉丁字母书写自己的语言，作为书写、阅读、教习新港语的文字符号。传教士利用拉丁字母编纂原住民语的字典，开启了使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方法书写新港语的新传统。
1630年新港社原住民集体接受基督教信仰。1636年，荷兰人在新港社开办了第一所传教性质的学校，同时教授西拉雅族群信众用拉丁字母书写西拉雅语言。由此开始了用新港社区西拉雅语作为学校的教学语言。传教士和社区民众除了用拉丁字母转写、书写口语外，也编辑了拉丁字母书写的西拉雅语言基督教教义问答、祈祷文等作为教材，并顺次编辑了各种字典、教义书，如新港语[295]的《马太福音》《虎尾垄语词典》等，成为后来语言学者研究台湾原住民族语言的书面文献依据。
清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1662年1月28日）荷兰总督揆一向郑成功缴械投降，荷兰人于明永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1662年2月9日），退出台湾。荷兰人统治台湾的时间仅仅38年，然而对台湾本土文化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统治烙印。仅以新港文书为例，现存最早新港文书为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最晚的是清嘉庆十八年（1813），距荷兰人离开台湾已150年了。也就是说，荷兰人退出台湾后，新港等社仍继续使用荷兰人所创制的拉丁字母书写系统来书写土著族群语言的契约文书。
明清易代，清廷统一台湾后，台湾地方流官为了便于地方行政和征收赋税的需要，依旧允许使用拉丁字母书写社会经济文书，1813年的新港文书堪为明证。这些用以书写西拉雅等族群语言的书写符号记录土著族群的社会经济文书和社会历史文书，被后人称之为“新港文”或“新港文书”（Sinkan Manuscripts），其内容主要涉及原住民与汉人因土地关系而订定的土地租借、买卖与借贷等方面的契约文书，民间俗称“番仔契”或“番字契”，现今统称为“新港文书”。从现存的新港文书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符号的类型来看，既有用拉丁字母拼音字书写的新港语单语文书，也有用汉字与拉丁字母拼音字对照书写的双语文书。
现今存世的新港文书，是19世纪台湾开港后，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商人等，以及日治时期日本学者等陆续采集而得的文献资料。1928年，今台湾大学前身的台北帝国大学在台北正式成立，设有“语言学研究室”。属于该研究室的日本学者小川尚义也在台南新港社一带采集这批“新港文书”。1931年由村上直次郎将这些古文书编纂译注出版，书名称为《新港文书（Sinkan Manuscripts）》[296]。该书收录了109件“番仔契”，其中有87件为新港社（新港文书），包括21件汉番对照；另外有卓猴社3件（卓猴文书）、麻豆社16件（麻豆文书）、大武垅社1件（大武垅文书）、下淡水社1件（下淡水文书）、茄藤社1件（茄藤文书）。关于这批社会文书所属的确切年代，最早的一件是1683年的麻豆文书，而年代最晚的一件是第21号新港文书，年代是1813年，贯穿17—19世纪台湾历史。
“新港文书”堪称台湾最早出现的非汉字文字符号系统，也是第一个用拉丁字母书写的文字系统。“新港文书”也是西洋人在台湾岛首次传教的文献证据。现存的新港文书有140件左右，是研究台湾土著族群文化、台湾历史的珍贵文献资料。语言学者在20世纪初叶采集台湾土著民族语言材料时，土著民语言已经处在濒危中；30年代日治时期，新港社区的西拉雅语逐渐失去使用功能后失传。因此，目前能识读新港文书的学者甚少。
1945年后迄今，有关的论著主要有李壬癸的《新发现十五件新港文书的初步解读》[297]、陈秋坤的 《大岗山地区古契约文书的历史意义》[298]及翁佳音、吴国圣的《新港文书典契的解读与格式》[299]。典型的专著有李壬癸的《新港文书研究》[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