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行政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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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行政管理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行政管理学焕发了活力，迎来了繁荣和发展。中国行政管理学已经形成了基本研究框架，研究议题不断拓展，逐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学术研究繁荣发展的同时，行政管理教育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团体与平台持续扩展，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管理的学术研究始终与行政体制改革、政府改革的实践紧密相连，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为国家和政府改革与发展创新服务的宗旨。数十年来，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在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组织机构改革、服务型政府建设、公共政策与政府运行、绩效评估与管理方式创新、人事行政与公务员制度等重要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一节 行政管理学发展脉络
一 研究起步与研究中断
行政管理在中国的研究，或者说把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陆续撰写行政学著作，最系统、最具代表性的是张金鉴所著《行政学之理论与实践》。“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所著的《行海要术》《行政纲目》，日本学者蜡山政道所著的《行政学总论》、美浓部达吉所著的《行政法撮要》等。……从30年代起，中国学者撰写的行政学著作陆续问世。其中最早、最为系统的行政学专著是1935年出版的张金鉴所撰的《行政学之理论与实践》。”[1]到20世纪30年代，行政学逐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延安建立了行政学院，根据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和政府管理需要，开设了行政学课程。[2]这些行政学研究的早期历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行政管理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行政学作为独立学科得到了短暂的保留。但在1952年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当中，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取消了。[3]在高等学校中与行政学有关的课程改称“行政组织与管理”。从此，行政管理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陷入停顿状态。
二 行政学的恢复和发展
1979年3月底，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补课论”，我国行政学与政治学一道恢复重建。在这一背景下，老一辈政治学和行政学者，大力呼吁、提倡恢复、发展行政管理研究。1981年，周世逑发表《一门被忽视了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呼吁在我国立即恢复和重建行政管理学。夏书章在1982年撰文指出：行政工作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包括行政组织、人事管理、工作方法、机关管理等问题，要实行现代化行政管理，就必须进行更为系统、广泛的行政学研究，强调“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4]。
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了全国行政学讲习班，1983年又在济南举办了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研讨会，并举办了政治学行政学讲座。[5]这两次培训和讲座，使得行政学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政府行政人员的重视，对于行政管理研究与教育的恢复发展起了重大作用。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和原劳动人事部在吉林市举办了全国“行政科学研讨会”，共同深入探讨了发展行政学的有关问题，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初步明确了行政学和行政改革要研究的主要课题，建议成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筹建国家行政学院。[6]1985年《中国行政管理》创刊，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与传播研究成果的平台的创建。1988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行政学研究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并得以明确下来的重要标志。
1984年，周世逑著《行政管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夏书章主编的《行政管理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黄达强、刘怡昌主编的《行政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重要专著和教材建构起了行政管理研究的主要范畴和基本轮廓，初步形成了行政管理研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行政学研究与发展的重要基础。除了教材类的基础性专著，还有工具书类的成果。例如，1988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949年以来我国第一部《行政学词典》。这一时期，行政管理在研究议题上主要涉及机构改革、政府职能、人事行政的问题。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任务要求，1988年实行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次重大机构改革。重大改革是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实践基础，1989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第一次年会主题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涉及对政府职能、组织机构、运行机制、人事制度等问题的讨论。
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一批高等院校相继创办了行政管理系和专业，发展行政管理教育。1985年，湖北大学创建行政管理系。1986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组建了国内第一个行政管理研究所。[7]1988年，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开设行政管理专业。1994年，国家行政学院成立。
这一时期，开始了引进、翻译和研究国外研究成果相关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等一批公共行政学教材与专著，[8]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美国公共政策经典译丛”等。国内学者在介绍、分析西方政府公共管理实践经验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行政管理以及政府改革的大量的现实问题。
在这个阶段，中国行政管理的研究框架与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为以后全面发展和多元交汇融合发展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
三 行政学全面拓展与纵深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到20、21世纪之交，我国行政管理研究进入全面拓展、深化提升与多元交汇发展的阶段，在研究议题的扩展和深化、人才教育培养、国际交流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1997年中共十五大之后，行政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不断推出，法治政府建设、《公务员法》的推出，对国内行政管理研究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随着实践的发展，行政体制改革、政府改革创新对行政管理学的要求日益增加，提高了行政管理学的社会价值和学术地位。1997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目录中，公共管理被列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行政管理相应调整为公共管理下属的二级学科并且列于首位。学科级别的调整标志着行政管理学科学术地位的上升，对于行政管理研究定位、内容以及方法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科调整之后，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许多高校在行政学或行政管理专业硕士培养的基础上，陆续获得行政管理博士学位授权点，并开始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这也标志着公共管理学科具有本科—硕士—博士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截至2018年3月，全国公共管理学科“博士一级”授权达到了48所。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的数量达到170余个。[9]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管理实践都意味着巨大挑战，要求转变管理理念、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转变管理方式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多方面的制度与运行机制等都要做出相应改革与调整。这为行政管理的研究提供了实践基础与机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行政管理学在研究视野上大为开阔，议题大为拓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化。行政管理研究领域迎来空前繁荣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