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村政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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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政治学，也称乡村政治学，是研究农村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政治学分支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农村政治学，是从政治学的维度，从国家与基层社会、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结构视角，从农村与城市相对的空间范畴，围绕农村基层政权变迁和农村社会变革，以集体化、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等为主线，主要运用田野调查、实证分析、结构主义和历史分析研究方法，对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进行研究的一门政治科学。农村政治学研究，总体上以问题为导向。对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村集体化等展开；1978年以后，农村成为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开始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进行研究；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三农”问题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逐步转向农村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研究，成为政治学界一个新的学术热点，并形成了若干农村研究“学派”或“风格”。从学科意义上讲，即为农村政治学研究。
一 农村政治学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村民自治制度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并在全国开始推广实施，给国家基层治理带来新的问题，也给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带来学术增长点和新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开始突破长期以来政治学研究的局限，转变研究路数，走出书本，走向社会，转向村民自治与基层民主的研究。农村政治研究意外地成为政治学研究分支领域的新学术增长点和学者成名的高地。但直接对农村政治学概念或学科进行的研究并不多。目前以“农村政治学”或“乡村政治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有7篇论文，分别为李敬、萧楼、贺东航、樊红敏、徐晓波等的研究。
我们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农村发展过程演变，大致总结出农村政治学研究的历程。
（一）改革开放前初探受挫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面临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尤其是土地改革的研究问题，[42]如1951年出版的《土地改革后的中南农村》和《土改后的农村》等。1952年院系调整，随着政治学被取消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农村政治学研究几乎空白。对这一时期农村政治研究，基本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的。这一时期除了杨庆堃1959年所著《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1963年杨懋春关于集镇和乡村[43]等的研究外，本土的农村政治学研究成果不多。
（二）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的兴起
第一阶段是萌芽兴起。一是农村改革催生农村政治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体制的变革，农村政治开始受到关注。尽管最初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多半是原来从事马列·科社、党史·党建的学者，采用规范和文本等的定性研究和上层研究，[44]但已开始萌芽农村政治的基层研究，如杜润生侧重农村政策及其经济改革，黄道霞、陈锡文、陆学艺等侧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从1987年到1995年，谢庆奎教授作为中方的负责人之一，主持北京大学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中国基层政权研究项目，建立了数据库，并发表多篇论文。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成为一家一户的事，促进了家族制度的研究。1986年复旦大学成立了乡村家族文化研究中心，政治学系王沪宁教授负责的课题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村落进行了历时三年的调研，研究了中国政治、农村政治、家族政治，[45]其研究特点是远超同时代学人的学术规范、扎实的调查风格和社科学术团队的合作精神，章节整齐，逻辑性强。三是村治法规促发村民自治研究。1980年广西合寨村开始探索村民自治，1982年《宪法》中正式确立了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1987年制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这些都推动了村民自治研究的兴起。四是农研机构推动基层政权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张厚安等较早将研究视野投向农村，提出“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由此迈出了“四大步”。这一阶段农村研究译著有韩丁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柯鲁克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等。
第二阶段是快速发展。当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治学者带着理想来到农村研究领域进行试探性耕耘时，他们发现这里早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努力。此时进入农村研究领域的人类学、社会学和地方史的学者已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研究者均以乡村社会为对象，从微观的、历时的、过程的视角讨论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他们的学术成果共同推动了农村政治学的发展，使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15年（1990—2005年），成为农村政治学研究的黄金15年。90年代后期，村民自治研究成为“显学”。1995年，张厚安、徐勇在原有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刁田丁、郑邦兴、张厚安、徐勇等获得了农村政权建设研究项目，包括“六五”“七五”“八五”课题。这一阶段农村政治研究的成果增多。就著作而言，有张厚安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和《中国特色的农村：“乡政村治”的模式》，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和《中国农村村民自治》，金雁等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孙达人的《中国农民变迁论》，秦晖等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张鸣的《乡土心路八十年》，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胡荣的《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张厚安等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张明亮的《村民自治论丛：第一辑》，项继权的《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于建嵘、贺雪峰、徐勇的《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陆学艺的《三农论》和《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这一时期，还重新校订出版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等。
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如李连江、牛铭实、史天健、何包钢等海外华人学者进入中国开展实地观察和问卷调查，研究议题进一步拓展，不仅包括村民选举及其政治经济效应分析，还包括农民抗争行动、基层政府角色等新议题，研究趋于规范。还有欧博文[46]、李淑珊[47]等人的研究。
（三）农业免税后的深入研究
2006年，在中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农业税终结。作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停止征收农业税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体现了现代税收中的“公平”原则，同时还符合“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势，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转型新时期。学界对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等进行总结、比较和反思，研究成果进一步增多。就著作而言，有贺雪峰的《乡村的前途》《中国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村治的逻辑》《乡村社会的关键词》《地权的逻辑》，朱冬亮、贺东航的《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农民利益表达：福建将乐县调查》，吴毅的《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特别是吴毅提出了“乡域政治”概念，这较“村治”更为宏观，较“县政”更可操作，从而实现了在田野研究中打通宏观与微观、国家与地方、过程与结构、体制与非体制及政治与经济和文化诸变量关系的目的。[48]
此外，从县域层面研究农村政治学的著作也多起来，如贺东航的《地方社会、政府与经济发展——闽南晋江模式的生成与演变》、周庆智的《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的社会学考察》等，此类著述展现县级政治的运作以及在县这个层次上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互动关系，通过以县级为中观分析单位，将宏观理论与微观乡村个案调查结合起来，寻找宏观理论的中国农村样本。[49]总的来说，农村政治学者通过区域空间的展开为乡村政治结构及其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运作时空，并使得历时性的变迁研究所需要考虑的行动者能够悉数进场。这里的国家已经不再是乡村关系中单一形态的国家，而是由县、乡不同利益机构组成的利益和需求都不完全一致的国家。农村政治学研究者能够较好地表达乡村政治的生态结构，清晰地认识到政治变迁的地方性逻辑。农村政治学者在“村治”微观研究的扩展，很自然地可将“地方政府”“地方性权威”“变通”“地域化治理”“地方共同体”“地方意识”“地方性知识”等概念作为乡村政治研究的关键词，对乡村进行较为深度的政治学解释，重建政治学科本位的自信。
除了本土研究外，这一阶段有大量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引介和翻译进来。萧凤霞、李连江、白思鼎、戴慕珍、柯丹青、史天健、墨宁、罗伦丝、邱越伦、郑永年、何包钢等人对中国农村政治的研究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乡村振兴和健全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提出，以及中国特色一流政治学科建设的要求，出于学科自觉，农村政治学初步确立，农村政治学研究进一步拓展，出现了向下、向内的拓展，如2014年以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团队关于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研究和基本单元设置研究。[50]如郝亚光、徐勇的《让自治落地：厘清农村基层组织单元的划分标准》，白雪娇的《规则自觉：探索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制度基础》，李松有的《群众参与视角下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选择》。此外，关于解释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理论有了突破，中山大学的肖滨教授以近年来广东村民自治的实践创新为研究案例，提出了村民自治的新框架——“五权”结构平衡论，以此作为分析广东等地探索村民自治新形式的理论基础。[51]不过，在现实层面，“国家退出”“乡派村治”并未在中国的农村基层出现，随着农村改革发展和形势任务的变化，中央决定对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予以修订，更加突出强调加强“党对农村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围绕农村基层治理的这一重大变化，有学者认为，农村民主实践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这方面的成果有肖唐镖和涂曼冰的《村民自治会影响党的领导吗？——乡村居民与地方干部意见的分析》、桂华的《竞争性选举、党的领导与农村基层民主实践——对我国东部沿海两地经验的比较分析》、景跃进的《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再思考》[52]以及贺东航的《中国公共政策的政治势能——基于对近20年农村林改政策的分析》，他们认为新时期国家以项目、下派第一书记、加强农村基层党建、财政支付村干部报酬等方式全面进入乡村社会，出现了“党组织的复兴”“村干部行政化”“主动性行政化”等现象。
二 农村政治学的核心议题
农村政治学研究以“农村政治”作为焦点研究领域。2019年初，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篇名“农村政治”检索，共有论文301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98篇、CSSCI论文67篇。以篇名“乡村政治”检索，共有论文205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77篇、CSSCI论文52篇。也就是说，二者相加，篇名含“农村政治”或“乡村政治”的论文共506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175篇，CSSCI论文119篇。由此可见，直接研究农村政治或乡村政治的成果并不多，按时序，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徐勇[53]、金太军和董磊明[54]、吴毅[55]、仝志辉[56]、贺东航[57]、刘金志和申端锋[58]、廖林燕[59]、李德瑞[60]、邓大才[61]等对农村政治的缘起延展、回顾前瞻、研究主题、分析框架、实证方法等的总结研究。这些成果总体上关注以下核心议题。
（一）以政权为起点的农村政治管理研究
农村政治学研究的早期是将政治管理作为政治行为的一部分，着重研究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无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和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基层政治，还是对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基层组织的研究，都是围绕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进行的，这是农村政治学研究的起点。
1986年，民政部的王振耀等组织课题组对四省县的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进行了调查。1988年前后，张厚安带领的团队也展开了广泛调查，1989年5月其组织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课题组与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共同主办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理论和实践研讨会。1989年7月，王振耀则推动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召开了全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理论研讨会，成立了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1989—1992年，该研究会组织汇编《实践与思考》，收录了乡村政治调查的众多论文。这一时期，李慷主持了“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组织（乡村）建设”课题，基于宁夏农村调查与研究，完成了《社会变迁中的中国农村社区乡级组织》，对当时乡级政权的运行现状、结构现状、效能现状、机能现状等进行了案例剖析。这一时期，就著作而言，按时序代表性的有：张厚安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张厚安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研究》,[62]李学举等编著的《中国乡镇政权的现状与改革》，李学举的《中国城乡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研究》，白益华主编的《中国基层政权的改革与探索》（上、下），彭向刚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王振耀和白益华主编的《乡镇政权与村委会建设》。另有邸乘光[63]等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在延续的基础上拓展到更加学理性的基层政权制度和整体治理研究等。如张静 2000年出版了《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2007年、2019年再版；又如赵树凯2010年出版了《乡镇治理与政府制度化》。值得一提的是，徐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如何整合乡村的政权建设进行了研究，他用国家建构理论来解释中国乡村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形成了政党下乡、行政下乡、政权下乡、政策下乡、法律下乡、服务下乡、宣传下乡等系列研究成果。
（二）以利益为纽带的农村政治关系研究
农村政治学研究早期除了关注基层政权建设外，还由之引申出因为权力介入而导致的国家与农民彼此型构、塑造和互构等政治关系问题。
在国家与农民的互构中研究权力利益关系，重点是探讨国家权力下乡与农民权利回应问题。主要有：一是干群关系研究。如王建军从农村干群关系角度研究了乡村建设的困境和出路。[64]二是权力结构研究。如唐忠新从村落组织构成和权力结构角度对乡村的权力利益关系进行了研究。[65]还如于建嵘以岳村为例研究了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三是政治稳定研究。张厚安、徐勇等人从政治稳定的角度主编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指出虽然政治压力使农村形成了某种稳定状态，但也影响了农民民主和法治秩序。四是维权抗争研究。如应星从抗争政治的视角分析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和谐问题。五是利益博弈研究。如郑欣以华北村民上访为例研究了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问题。赵树凯则直接将长期关注的农民与政治研究成果汇集成《农民的政治》一书在2011年出版，后于2018年再版，其认为在当下语境中，农民并不是讨论政治体制的主要考量，农民本身作为政治力量未有效进入国家的政治过程，但人们又无法忽视其在政治中的分量和作用。周雪光也认为，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成功的但也是不彻底的，宗族组织等仍然发挥着较大作用。[66]舒秀文指出，中国农村的蜂窝式结构为村庄各自为政、抵制国家干预提供了有力的保护。弗里德曼发现，即使在农村集体化的高峰时期，农民社会中的宗法组织也在暗中发挥着作用，维护其成员的利益。在新时代和乡村振兴背景下，学者们也开始研究新型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例如，贺雪峰从农村土地利用的角度比较了沿海地区三种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模式；[67]赵晓峰、付少平认为，农村地方政府、企业、农村能人及边缘势力之间形成闭合性结构，垄断了农村的惠农政策，是当前国家与农民关系面临的新挑战。[68]张大维提出在乡村振兴中需要形成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有机衔接和有效组合的优势治理格局。[69]
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往往体现在一些关键领域，从而形成了一些特定关系的政治研究。一是土地政治研究。国家与农民的互动首先是围绕土地和税收关系而展开的。邓大才的《土地政治》、贺雪峰的《农村的土地政治学》,[70]直接论及了土地政治学。二是产权政治研究。与土地政治相关的是产权关系，由此引发了政府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国家与农民互动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如邓大才的《湖村经济》《城乡经济》《平原经济》和刘金海的《山村经济》等，为提出产权政治打下了基础，并逐步提出了产权政治学，如唐贤兴[71]、董江爱[72]、邓大才[73]的研究。还有学者研究特定阶段的国家与农村基层关系的演变，如周飞舟的《乡镇政府“空壳化”与政权“悬浮”》[74]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后出现了以乡镇政府为中心的基层政府行为的“迷失”。李祖佩的《“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75]一文研究后税费时代项目制下乡对村庄权力结构的改造——“新代理人”兴起。
（三）以自治为主题的农村政治民主研究
农村政治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最重要的主题是村民自治，这是由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民主化进程决定的，其间研究产生了大量成果。
有学者在产权视角下分析中国村民自治，提出了产权与治权相统一、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一致等观点。[76]有的则从多主体、治理手段和工具角度进行研究。如悬浮型治理[77]、内卷化（过密化）治理[78]、选择性治理[79]、优势治理等研究。还有的是从治理有效的视角，对治理单元[80]、组织单元[81]、社区自治[82]、村治转型[83]、协商治理等进行研究。[84]再如徐勇关于培育自治、找回自治、重达自治、自治落地，邓大才关于自治单元、自治条件等的研究，刘娅等的管理方式论，吴理财等的国家政权重建方式论，以及村治格局重塑论、治理机制论等。[85]唐兴霖、张紧跟的社会基础说，[86]徐勇等的形式训练说、特色民主说，[87]王振海的现实选择说，[88]以及黄百炼的示范效应说等。[89]
当村民自治研究延伸到乡村治理的研究，善治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援借到其中。例如，徐勇、赖海荣等将新兴的治理与善治理论和国际比较的方法引入农村政治学研究。有效治理是善治理论中讨论较多的话题。乡村有效治理包括单元对应论、条件—形式论、权力关系论。如程同顺等的研究[90]、徐勇等的突破制度框架多形式说，[91]唐鸣等的不同情况有效实现形式说，[92]还有肖滨等对“三元制衡”和“上下联治”“自治下移”等的探讨。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背景下，关注村庄善治更为重要，如黄雪芬提出了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与基层善治的问题；辛棋以广东顺德为例，进行了新形势下党建引领农村善治研究；有学者还讨论了善治视域下农村乡贤组织的开发与运用问题，以及善治视角下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发展和自治到善治的治理路径。还有学者从“三治融合”、协作治理等多个角度对乡村善治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
三 农村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一）历史分析方法
早期农村政治学者对农村研究比较缺少纵向性关注，常将与历史相联系的因素从研究中分离出来而进行非历时性分析。进入21世纪后，一批关注“转型时期的乡村政治结构”的农村政治学者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的运用，将乡村的历史画面展示出来，构成了一个乡村的社会结构变迁史，回应了学界对农村政治研究缺少纵向性关怀的批评，以图借助历史分析法将乡村研究学术视野拓宽。在这方面，2003年出版的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2004年出版的吴毅的《村治视野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等著作，将乡村政治结构变迁的研究放在百年政治转型的过程中予以考察，运用历时的、动态的分析来研究村庄一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等方面的变迁。特别是后者的书与其他乡村政治学著作相比，更增加了历史维度感和厚重感。[93]张翼之等的《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李康的《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94]、朱冬亮的《社会变迁中的村级土地制度——闽西北将乐县安仁乡个案研究》则聚焦某项农村政治制度的变迁史，借此透视农村社会变迁的政治社会效应。
（二）制度分析范式
制度一直是政治科学关注的话题，新制度主义成为政治学研究和农村政治研究的主要分析框架之一。[95]帕特南将新制度主义总结为三个基本解释范式：一是制度建构政治；二是制度为历史所构建；三是制度受社会背景所制约。在农村政治学研究中，其关注制度结构、博弈理论、集体行动、理性选择等，强调制度对政治和人的行为影响，因此迎合了对村民自治、村民选举等制度建构过程及其社会效应的解释。史天健、墨宁、帕斯特、王海等国外学者，张厚安、徐勇、白钢、张静、辛秋水、郭正林、白益华、王振耀、詹成付等国内学者，都采用了这一分析框架对中国农村政治学进行了研究。[96]在这一框架下，形成了两种主要的分析范式：一是“价值—制度”分析范式，以徐勇为代表，其从民主价值入手，分析了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逻辑，形成了《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上篇的副标题就是制度与运作。二是“结构—制度”分析范式。以张静为代表，其从分析基层政权的角色、功能入手，提出基层社会与基层政权的利益分离是基层社会低度稳定的根源，形成了《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村庄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华北西村案例分析》等成果。
（三）“过程—事件”分析范式
“过程—事件”分析范式也是在与结构—制度分析范式争论的过程中产生的。孙立平试图摆脱制度分析和结构分析，批判“结构—制度”分析把社会现实当作一种静态的结构看待，提出了“过程—事件”分析范式，在结构、组织和制度框架之外，从人们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之中去把握现实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落脚点就是要将研究对象由静态结构转向若干事件构成的动态过程。其在《“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农村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和《“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等文中阐述了“过程—事件”分析的基本观点，探讨了国家与农民、镇干部、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为“过程—事件”分析框架的典范之作，呈现出一种“实践着的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谢立中组织讨论了《“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并提出了走向多元话语分析范式。
（四）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
“政治—经济”分析范式是新政治经济学在农村政治学研究中的运用，主要是借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基础、资源配置、产权制度、政府市场、个人选择、集体行动等概念和方法，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相互关系角度研究农村政治问题。黄宗智、戴幕珍、周晓、卢迈、金山爱等国际学者用此分析范式做了研究。例如，黄宗智从经济史的角度解释了村庄与国家、农村与城市的张力。戴幕珍从粮食征购制度这一关键因素解释了集体化时期农民对国家的依附关系。本土学者项继权、党国英等也有相关研究。例如，项继权通过研究发现，乡村治理的每次变革都与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产权结构和经营方式的变革高度相关。
（五）实证调研方法
农村政治学实证调研法的第一个来源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以问题为导向的传统调查方法。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一代中国农村政治学研究学者借鉴中国共产党的调查传统，以问题为导向，以国家需要为目标，以基层政权和村民自治为突破口，兴起了通过调查来研究农村基层政治。1980年，张厚安提出以“三个面向，理论务农”为调查研究指导，率先深入基层，在全国从事农村田野调查。
农村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第二个来源是从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吸取调查研究的方法。90年代以后，王沪宁、张乐天、曹锦清、王铭铭是较早运用人类学等研究方法进行农村政治和文化研究的。如张乐天在《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中考察了人民公社在联民村的发生、发展历程。王铭铭不仅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人类学著作，而且用西方人类学的方法从事个案实证研究，产生了《社区历程》《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等成果，其研究对象虽然主要是乡村社会和文化，但也涉及乡村政治制度和村庄权力等政治现实和问题。
农村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第三个来源是从政治学及行为主义政治学中寻找建构理论的微观基础。一是政治人类学的方法和传统；二是政治计量方法和传统；三是政治学个案研究方法；四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还有一些学者直接到中国从事田野调查，如斯科特、弗里曼、华尔德、卢迈、金山爱等。另外，史天健、墨宁、柯博文、何包钢、谭青山、帕斯特、李连江等还对村民自治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也使得直接参与或者协助他们从事农村调查研究的中国学者受到了较好的实证方法训练。
总的来说，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农村政治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反思和进一步深化。如2002年徐勇、吴毅、贺雪峰、仝志辉、董磊明的《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2004年应星的《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以 〈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 为例》,2005年吴毅、贺雪峰、罗兴佐、董磊明、吴理财的《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兼答应星先生的批评》,2006年贺东航的《农村政治学研究方法诸问题——对 〈岳村政治〉 的学术反思》,2007年吴毅、李德瑞的《二十年农村政治研究的演进与转向——兼论一段公共学术运动的兴起与终结》,2009年徐勇、慕良泽的《田野与政治：实证方法的引入与研究范式的创新》,2017年徐勇的《政治学视域中的实证研究》[97],2018年韩冬临的《田野实验：概念、方法与政治学研究》[98],2018年徐勇的《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崛起》等。在这些学术反思中，吴毅、李德瑞将农村政治研究视为一个特定的学术事件与过程，认为农村政治学研究者在追求转型中表现出急于求成及过于强调田野经验之于理论原创的决定性作用的心态。这种心态可以使农村政治的研究者较易忽略学术的积累、传承和对话。作为学理取向的农村政治研究必须在日益专业化的社会科学领域内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并摆脱学科“草根”环境。[99]而近年来徐勇等人又力图将农村问题置于历史深处，从时空背景下发现其独特性，寻找乡村治理的中国根基，这些为农村政治学在新时期的研究方法转向和提升奠定了基础。